傳奇《西樓記》作者袁于令，明末即以詞曲擅名，作《瑞玉記》傳奇抨擊魏忠賢及其黨羽，后以搶劫名妓穆素輝事革生員籍。順治初，蘇郡士紳降清，凂其作表奏上，世祖嘉之，召以為郎，復議敘荊州知府。縱情詩酒，不理政務，監司謂之曰：“聞尊署中有三聲：弈棋聲、唱曲聲、骰子聲。”袁答：“明公署中亦有三聲：天平聲、算盤聲、板子聲也。”監司怒參之，略曰：“大有晉人風度，絕無漢官威儀。”由是落職。同郡吳江沈時同、趙鳴鳳，萬歷丙辰會試分別中會元、第六名，后場中換卷事發俱黜革，袁于令作傳奇演其事。沈亦作《望湖亭傳奇》嘲袁麻子，一時傳為笑柄。

吳江布衣徐大椿，精岐黃，工詞曲，有《刺時文》一闋為時傳誦，清人詩話、筆記多載之，其詞曰：“讀書人，最不濟。濫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圣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里買新科制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真將世間時文罵得痛快淋漓。

清廷再三申令禁戲曲、小說，謂誨淫誨盜，惑亂人心。然士人家訓或反之，以為可移人性情而使趨于正。如黃昌麟《處世心箴》云：“夫世之最易移風易俗者，莫如觀劇。見忠臣孝子故事而不墮淚者，非人也。見淫蕩穢褻之傳神而不移情者，非人也。主持世道者，當黜其邪而存其正。”

清初閨秀吳山，鄧漢儀題其詩集云：“江湖萍梗亂離身，破硯單衫相對貧。今日一燈花雨外，青山自署女遺民。”今論易代之際女子之詩，亦有女遺民之稱，予謂殊乖事理。蓋遺民者，奉舊正朔、不仕新朝之謂也。女子無仕宦可言，處閨室依父母，出嫁則生計隨夫，何來遺民之說？同理，彼僧道出世之人，斷絕世緣，逸于君父綱常之外，亦無與于遺民也。特明清易代之際，士人多逃禪以免薙發之辱，姑強謂之“遺民僧”耳。

乾隆刊本《古今詩體聲調譜》許體正跋：“昔鄭世子載堉著《律呂精義》，南風之歌、三百篇之章皆可搏拊琴瑟傳之。”按：此所謂鄭世子即明宗室朱載堉也，不稱明而言鄭世子，亦甚異，或亦忌本朝之嫌乎？

朱鳳森《韞山詩稿》卷五《購書》詩云：“秘寶鴻文何處尋，盡捻書籍入寒林。乾坤清氣追風雅，日月丹鉛變古今。舊帙有霉香未散，新詩無價韻偏深。相逢不少真州估，誰識牙簽萬卷心。”其時揚州為鹽運中心，商賈云集，此不言揚州估，而稱真州估，則真州商業之盛概可想見。

李長榮輯《柳堂師友詩錄》收韓鳳翔《撫猺》一首：“昔說生欺熟，山民未引恬。今看中馭外，野市亦森嚴。墾戶珍包粟，猺人寶食鹽。撫綏原一體，示諭手親拈。”自注：“猺山無鹽，是以借此制馭。”是知自古鹽鐵朝廷專營，亦為控制山地民族之一手段。

黃爵滋撰吏部右侍郎張小軒神道碑，載其尊人著家訓三十字曰：“敬以居身，恕以及物。勤可補拙，儉可養廉。益加小心，益加謹慎。毋敢一念自恕。”有家教如此，成人可望廉勤。今庸碌官多，貪墨吏眾，皆以幼乏教訓之嚴、長無律己之慎耳。

趙烈文日記光緒十四年十月十二日錄自撰《鄭小坡文焯輯未刊書目序》云：“當庚申、乙酉間，吳中寇亂，藏書家如汪閬源輩，數十族同盡。吳市書賈逸出者，往往賃鄉農糞艘入城，從賊得其遺燼，載之滬上，鈔校單本居十七，美不勝收焉。”又云：“咸同以前，去承平不遠，士大夫好尚風義，不以財賄視典籍。家有善本，喜出示人，或披卷論議，無傾身障簏態，與更亂艱得者不侔。”此可見晚清吳中藏書興替及風氣轉移之一斑。

讀古書遇前人解詁有歧說者，欲有所考辨論撰，以能獨樹新義為最上，出新說證舊義者次之，平章舊義，擇善而從，斯又次之，不作可也。然獨樹一義者，非強逞臆說，作無根之游談耳。必博涉群籍，備知前賢之說，必者知其所強，而固者知其所蔽，無意無我，則自知進退矣。

今見一人同時操多種樂器，詫為神奇，道光間李長榮《柳堂詩話》嘗載粵東陽春有譚三者，名鑼鼓三，一身能作八音，且能式歌，詫為絕伎。與李逵羽各賦《鑼鼓三行》。后見趙懷玉《湖州郡齋席上聽朱錦山音伎歌》，序云：“錦山烏程人，能陳二十四種樂器于前，以口及左右手足動之，皆中節，又能奏各種曲，間以拇戰等聲，亦臻其妙。自言舊嘗給事故相邸中，將敗，先一年辭去。頃還吳興，乃藉素業糊口，感而有作。”技愈神矣，更在譚三之上。其詩曰：

長檠高張月正午，太守開尊謝歌舞。

何人奏伎向筵前，一藝能兼眾長取。

是時寂寂無笑聲，座上客皆傾耳聽。

忽然悲笳迸空出，雜以金鼓鏘然鳴。

此時無論絲與竹，直并百骸歸手足。

又喜無論宮與商，盡收萬籟藏喉骯。

乍如競渡中流戲，東舫歌殘西舫繼。

已覺前行聲漸遙，旋驚后隊紛讙詉。

俚曲盲詞無不擅，耳畔又疑爭拇戰。

五花八門信足迷，貫虱承蜩知久練。

自言少入悅生堂，給事曾叨眄睞光。

早識冰山難倚仗，預歸故里獨襄羊。

挾伎營餐聯自便，山郭水村游跡遍。

亦有朱門幸免人，繁華夢里誰先見。錢泳《登樓雜記》載：“乾隆辛丑歲，有旨修改古今詞曲，發兩淮鹽院辦理。其時同為校勘者，則有王文治、黃文旸、焦循、程枚、李斗、凌廷堪諸人，閱一年始竣事。修改既成，文旸著有《曲海》二十卷，乃知古今傳奇，汗牛充棟。焦循又有《曲考總目》一卷，合元、明、本朝，計一千零十有三種，而雜劇不與焉。”乾隆辛丑為四十六年（1781），時《四庫全書》初稿未成，內不收曲詞，而獨使別為校理。校理不在京師，而獨使兩淮鹽政伊齡阿于揚州設局審查，知其時揚州濟濟多士，精詞曲、通音律者足堪使也。乃黃文旸、焦循輩與其事而獲睹群籍，遂有《曲海》《曲考總目》之纂，亦不可不謂歪打正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