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材”和“寫法”，也即“內容”和“形式”是文學創作中老生常談的話題，以20世紀中國文學為例，在上世紀30年代“文藝大眾化”討論時期，茅盾和瞿秋白就曾圍繞這一問題展開討論，討論的導火索，是瞿秋白在《大眾文藝的問題》（《文學月報》“創刊號”，1932年6月）針對“寫什么東西？”的問題，指出“革命的大眾文藝”必須“利用舊的形式的優點”：

革命的大眾文藝必須開始利用舊的形式的優點……舊式的大眾文藝，在形式上有兩個優點：一是它和口頭文學的聯系，二是用的淺近的敘述方法。

說書式的小說可以普及到不識字的群眾，這對于革命文藝是很重要的。有頭有腦的敘述，——不象新文藝那樣“顛顛倒倒無頭無腦的”寫法，——也是現在的群眾最容易了解的。

瞿秋白這里強調的是文藝的普及面向，也就是為了照顧普羅大眾的閱讀習慣，創作時要借鑒舊式的文藝手法，用口語化且淺近的敘述方法，尤其是要擺脫五四文學歐化的敘事傾向，只有用“有頭有腦的敘述”（也就是善于使用起承轉合的線性敘事）才能讓普通群眾易于接受。

與此相對，茅盾則認為將新文學跑不進大眾歸咎為文字本身（即瞿秋白說的“新文言”）的看法有失偏頗，因此主張新文學須借鑒舊小說（如《西游記》《封神演義》《水滸傳》等），“動作多，抽象的敘述少”的描寫方法才能接近大眾。

兩者在“寫什么”的問題上基本上是達成共識的，分歧在于“怎么寫”——瞿秋白的重點落在語言上，茅盾的重點落在敘述技巧上，但殊途同歸，二者都對古典文學資源有所借鑒，都強調要從“舊式的大眾文藝”、“舊小說”身上汲取養分，只不過側重點有區別罷了。

這場討論盡管發生在90多年前，但對我們思考新時代背景下青年文學創作“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仍有啟發性。

以近幾年比較火熱的“新東北作家群”和“新南方寫作”為例。二者都是以中青年作家為創作主體的，它們在“寫什么”和“怎么寫”上各有千秋。從題材上也就是“寫什么”來看，“新東北作家群”具有相對可以辨析的面目，比如班宇、雙雪濤、鄭執、楊知寒等人時常從“子一代”觀察“父一代”，題材上多圍繞90年代下崗潮，并深入共和國的歷史，比如雙雪濤的《光明堂》，雖然用了一個具有魔幻現實主義色彩的結尾——主人公雙雙掉入冰湖中，在幻覺里見到“文革”的歷史，但總體而言，小說的底色還是現實主義的，尤其是帶有一定的“新傷痕”文學的特征。

近年來，新東北作家群呈現轉型的趨勢，逐漸要擺脫題材的束縛，拓寬寫作的范疇，比如班宇在《緩步》里就不再執著于《冬泳》里那樣去寫下崗潮，甚至寫起了發生在美國的故事；雙雪濤更不用說了，在新作《不間斷的人》里甚至借鑒類型文學如科幻小說的元素試圖革新自己的寫作。

相比之下，我覺得“新南方寫作”自從成為學界討論的話題和文學現象開始，就充滿了不確定性，盡管學者們從文學地理、方言的使用、海洋性、臨界性等五花八門的概念上對“新南方寫作”進行界定，但“新南方寫作”之所以在當代文學的版圖中被凸顯出來，正在于其野蠻生長和雜樹生花的特質。因此，在“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上，“新南方寫作”相比于“新東北文學”或者說“新東北作家群”，顯得更加駁雜、寬泛，比如廣西籍作家林白的長篇小說《北流》就將辭典作為方法，在小說中談到地方性和流動性、世界性的問題；潮汕籍作家厚圃在長篇小說《拖神》里借鑒潮汕民俗活動，讓潮汕老爺開口說話，將魔幻現實主義手法與歷史小說進行融合，大開大闔，充滿史詩氣質。

此外，“80后”作家林棹的《潮汐圖》無疑在“寫什么”和“怎么寫”上做了很好的示范，比如她將觸角伸向19世紀末東西方交匯、碰撞的歷史深處，寫一只虛構的巨蛙在廣州十三行、殖民地澳門和作為宗主國的英國三者間游歷的故事，并且在小說的第一部分，大面積、高密度地使用粵語方言，造成一種敘述的奇怪和陌生化效果。這種寫作方式是具有典范性的。

再比如“90后”宥予的長篇小說《撞空》，寫的是疫情前后的廣州城市生活，以廣漂青年何小流的經歷為線索，用的是一種向城市肌理的縱深開挖，并且將現代主義比如意識流、深描等融合其中的寫法，他寫出了一個我們幾乎從未在當代文學中看到的充滿煙火氣和市民性的廣州，結尾部分主人公寄居在花城匯的地方，像邊緣人、流浪漢一樣的生活，非常震撼，帶有強烈的荒誕現實主義的氣息。此外，王威廉、陳崇正等青年作家也在現實主義傳統和科幻類型領域游走，他們拓寬了灣區青年寫作的題材、形式等面向，使得“新南方寫作”變成了“在南方”的“新”的“寫作”。

總的來說，“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等青年寫作要真正發力、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定是同時在題材和手法上。內容與形式兩個層面上用心經營和創造，在題材上，既要凸顯地方性，同時又要放眼世界，兼顧全球性。陳崇正的小說《歸潮》寫女主人公林阿娥帶著女兒林雨果從泰國穿越邊境回到潮汕的歷險，就很能凸顯這一特點；在寫作手法上，要努力凸顯現實性同時兼顧實驗性或者說先鋒性，比如潮汕籍青年作家陳潤庭最新出版的小說集《超級瑪麗歷險記》就帶有很強的實驗色彩，將后現代主義的手法融入小說中，同時又凸顯了身為嶺南、潮汕作者對本土文化和人物的現實生活的關注，彰顯出青年文學的新力量。

（作者系廣東外語外貿青年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