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谷融先生的《論“文學是人學”》是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文獻，幾乎所有中國當代文學史著在論述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文藝思想時，都會有一個章節(jié)，專門介紹這一時期的人性、人道主義文學主張。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秦兆陽、巴人、錢谷融、王淑明等。其中巴人先生的《論人情》，發(fā)表于1957年天津的《新港》第一期；而錢谷融先生的《論“文學是人學”》發(fā)表于上海的《文藝月報》（《上海文學》前身）同年5月號。文章發(fā)表不久，就被冠之以宣揚資產(chǎn)階級人性論、鼓吹資產(chǎn)階級人道主義，是修正主義文藝思想而遭受批判。在經(jīng)歷30多年的坎坷之后，“人學”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受到普遍的重視，越來越多的人認同“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fā)點”等理論主張，在文學主體性問題討論中，“文學是人學”也被反復論及，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文學的重要理論命題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進入后現(xiàn)代語境，哲學上的主體性問題漸入黃昏，文學世界中作為主體的人的問題，也漸漸淡出一些研究者的視野。但我以為，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中有關(guān)人的問題的理論探討，在今天依然有其重要價值，尤其是結(jié)合新中國文學理論的探索經(jīng)驗以及對世界文學理論的貢獻角度看，“人學”理論應該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最具原創(chuàng)性的思考之一。

著眼于文學的審美特性 倡導“人學”的理論主張

在中國，“人學”的文學主張，始于五四時期的“人的文學”。五四時期提出的“人的文學”主張，標志著現(xiàn)代中國文學思想進入到“人學”的第一個時期，其內(nèi)涵是思想啟蒙、人的意識的覺醒。對于這方面的理論論述，魯迅、周作人、郁達夫等，都有很充分、明確的文字表述，五四新文學創(chuàng)作更是以其新鮮活潑、極具個性的文藝形式加以表現(xiàn)，彰顯了五四時期“人的文學”的精神氣質(zhì)。從“五四”到新中國成立，經(jīng)過了30年的戰(zhàn)火洗禮，中國文學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就是胡風所說的“時間開始了”。進入20世紀50年代，巴人先生率先提出文學要寫出人情味，錢谷融先生更是從理論層面提出“文學是人學”的理論命題，這些思考，意味著現(xiàn)代中國文學思想進入到“人學”的第二期，也就是在新中國的語境下，如何倡導文學中的“人學”。新中國成立之初，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處于探索、摸索階段，如當時報刊上討論的社會主義時期有沒有悲劇問題，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文藝領(lǐng)域的認識水平和思想水平。一些人認為文學作品在表現(xiàn)社會主義時期的社會生活時，應該與表現(xiàn)舊社會的社會生活不一樣，社會主義時期可能還有悲劇存在，但這種悲劇是個別的、偶然的，不具有時代普遍性和社會普遍性。這些批評和理論論述體現(xiàn)出持論者內(nèi)在的思想方法和認知上的簡單化取向，忽略了文藝作為一種人類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有它自己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所以，一些持批評觀點的論者認為，悲劇是人類命運最基本的文藝表現(xiàn)形式，從古至今沒有中斷，也不可能中斷，悲劇是全人類的。巴人和錢谷融先生的文章沒有系統(tǒng)討論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是不是應該具有普遍性和個性的問題，也不涉及社會主義時期有沒有悲劇問題，他們都主張文學創(chuàng)作應該圍繞人的問題來做文章，都把人的問題作為探討文學審美問題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來對待。這樣的思考文學的視角，可能在20世紀50年代的語境中有點“異類”，與倡導集體主義精神、強調(diào)階級斗爭的文學主張不同。在理論方法上，巴人與錢谷融先生的著眼點是文學的審美特性，他們從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史經(jīng)驗的一般表現(xiàn)，也就是從文學的審美特征入手，來論述文學問題。這一思考問題的角度相對于20世紀50年代很多以文學社會性、階級性為特征的文學理論探討，是不同的。沿著文學的社會性、歷史性特征來思考文學問題，在當時會很自然地涉及階級性、典型性等問題，而沿著巴人、錢谷融先生的思路，人們的關(guān)注點會趨向于文學的人性、情感性等與審美個體的情感體驗、情感活動相關(guān)的問題。所以，盡管巴人、錢谷融先生沒有明確表示不同意流行的那一套文藝理論說辭，但他們文章的價值導向和精神氣質(zhì)與當時不少文章的格調(diào)是不一樣的，比較少關(guān)注階級性、斗爭性等內(nèi)容，而人文的審美趣味和個性氣質(zhì)比較突出。錢谷融先生畢業(yè)于中央大學師范學院中文系，師從伍叔儻教授。伍叔儻先生教授魏晉六朝文學，本人也有著濃厚的名士氣質(zhì)，這種將藝術(shù)與生活相融和的自由率性、審美的人生態(tài)度和精神氣質(zhì)，深深影響著錢谷融先生。大學畢業(yè)后，在伍叔儻先生的介紹下，錢谷融先生曾在國立交通大學任教，1951年又轉(zhuǎn)到新成立的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任教，一直到退休。錢先生一生沒有離開過大學，是真正的學院中人，不像巴人先生，有辦報辦刊、擔任地下工作等豐富的社會經(jīng)驗。所以，錢谷融先生的生活、工作環(huán)境，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讀書、教書、寫書的書齋生活。這樣的生活、工作環(huán)境，使他有可能對一些文藝理論問題做比較深入系統(tǒng)的學術(shù)思考和研究。20世紀50年代他對文學問題的研究，是他長期讀書思考的結(jié)果。這一時期他接觸到的比較流行的文藝理論書籍，是蘇聯(lián)的季莫菲耶夫的《文學原理》，對季莫菲耶夫在書中強調(diào)人物描寫只是“藝術(shù)家反映整體現(xiàn)實所使用的工具”的提法，錢谷融先生是不贊同的，他認為，“對于人的描寫，在文學中不僅是作為一種工具、一種手段，同時也是文學的目的所在、任務所在”。錢谷融先生的文章中援引了不少馬列經(jīng)典作家論文學的內(nèi)容，也談到了文學的世界觀、創(chuàng)作方法、典型與典型環(huán)境等問題，但這并不影響他對文學審美性的強調(diào)。這方面的情況，錢谷融先生《且說說我自己》《〈論“文學是人學”〉發(fā)表的前前后后》《關(guān)于戴厚英》等文章，有比較詳細的說明。

傳道授業(yè)的影響與不假虛情的真誠

錢谷融先生的《論“文學是人學”》被認為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中“人學”理論最為系統(tǒng)的表述。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等教材，把這些文學主張視為是對20世紀50年代中國文學中教條主義、極左思潮的一種批評。客觀來說，“人學”的提出至少在錢谷融先生任教的小環(huán)境——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是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的。當時的在校生陳伯海先生，曾聽過錢先生的課，在中文系組織的討論會上，他是唯一一位公開贊同錢谷融先生文學主張的學生，并為之辯護。另一位聽過錢谷融先生課的學生戴厚英，曾是參加批判錢谷融文學主張的積極分子，以“小鋼炮”著稱，但后因為個人的不幸遭遇而體會到人的問題之于文學的重要性，反過來贊同錢谷融先生的文學主張，并把她的長篇小說定名為《人啊，人！》，實現(xiàn)了文學思想的徹底轉(zhuǎn)變。有關(guān)戴厚英的這一思想轉(zhuǎn)變過程的具體細節(jié)，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吳中杰先生的《憶戴厚英》一文，有比較詳細的描寫。戴厚英在文學理論上接觸人道主義思想，關(guān)注人的問題，與華東師大中文系的小環(huán)境、與錢谷融先生的授課和論文不無關(guān)系。后來在天津師大中文系執(zhí)教的夏康達教授、上海外國語大學執(zhí)教的陳永志教授、華東師大中文系執(zhí)教的王鐵仙教授、湖南師范大學執(zhí)教的凌宇教授等，在他們的文學研究生涯中，文學上的人道主義思考的形成，都與錢谷融先生的課堂教學多多少少有些關(guān)系。

因此，錢谷融先生的“人學”理論最初的影響應該是通過課堂教學，傳授給了自己的學生，后來也是通過這些學生有了更廣泛的傳播。所以，“人學”理論的第二期建構(gòu)活動，與第一期——即五四時期有所不同，前者是魯迅等人在啟蒙話語的語境下，大張旗鼓地標舉“人的文學”；而錢谷融先生等，是在集體主義語境下，提出“文學是人學”主張，在遭受批判的條件下，孤獨而默默地堅持自己的文學主張，直至最終被人們廣泛認同和接受，個中細節(jié)在《我怎樣寫〈論“文學是人學”〉》《關(guān)于〈論“文學是人學”〉》這兩篇文章中可以讀到。這一建構(gòu)文學理論的獨特方式，是新中國特殊時期非常特殊的文藝理論表現(xiàn)方式和理論存在形態(tài)。有一位參與20世紀80年代人道主義討論的理論工作者在回憶文章中說，錢谷融先生是以一種難以想象的非常獨特的方式在為自己的文學主張發(fā)聲。所以，對于新中國文藝理論中的“人學”思想的研討，在我看來，迄今為止還沒有深入到新中國文藝理論本體的建構(gòu)特色和歷史建構(gòu)方式方法中去。如果說，理論文章的話語表述還有點抽象、籠統(tǒng)，那么，不妨走進文學作品，通過對文學作品的解讀和剖析，再來傳遞理論文章中想要表達的思想方法。這就是錢谷融先生繼《論“文學是人學”》之后所進行的文學探索。

堅定文學理論探索 迎來“人的文學”時代

錢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談》是對曹禺經(jīng)典作品《雷雨》的一種解讀。論述錢谷融先生的“人學”思考，一定要對照他的《〈雷雨〉人物談》來進行，而解讀他的《〈雷雨〉人物談》，又一定要聯(lián)系他的《論“文學是人學”》。天津師大中文系的夏康達教授在《口述史與憶舊錄》一書中，講述了他于20世紀50年代在華東師大中文系讀本科時，因為聽了錢谷融先生的課，受到影響，最初畢業(yè)論文的選題也是曹禺的作品研究。錢谷融先生之所以會選擇曹禺的《雷雨》作為他的分析、論述對象，除了自己在讀中央大學時聽過曹禺的文學講座，受其影響外，也與他內(nèi)在的藝術(shù)氣質(zhì)有關(guān)聯(lián)。曹禺的《雷雨》被研究者普遍認為是“詩劇”。夏衍先生贊譽它是真正的“詩劇”，代表著中國現(xiàn)代話劇的成熟期的到來。所謂“詩劇”，其實是與五四時期流行一時的“社會問題劇”相對照而言的。如果說，“社會問題劇”還帶有某種功利主義的工具特征的話，也就是在“社會問題劇”的視野中，戲劇只是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輔助手段和替代方案，那么，“詩劇”就是審美的，堅持戲劇本位立場，講究讓觀眾和演員通過舞臺表演，感受戲劇之美，體驗戲劇的魅力。這種審美精神，與錢谷融先生“人學”理論中所標舉的文學的審美、詩意和情感力量等，幾乎一脈相承、趣味相投。有意思的是，20世紀50年代，曹禺本人對自己原先創(chuàng)作的《雷雨》作品進行了修改。錢谷融先生卻對沒有修改過的《雷雨》情有獨鐘，并開始著手對《雷雨》中的人物逐個分析、詳細論述。在他的論述中，突顯的是情感在戲劇作品中的表現(xiàn)和作用，尤其是戲劇性的情感沖突是如何一步一步交織而成，最終達到一種完美的藝術(shù)呈現(xiàn)。在錢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談》中，人們感受最強烈的，是分析、論述的語言沒有八股氣，完全是清新脫俗，有著與文學審美相匹配的評論的準確性、敏感性和審美感染力。錢谷融先生并沒有因為《雷雨》作者曹禺改變了自己原先的一些想法和看法，而放棄對《雷雨》原作的欣賞，相反，他比原作者更堅定地認為《雷雨》原作在藝術(shù)上比后來修改的更為出色，更具有詩意。從理論探索的角度來考慮，理論家的這種探索勇氣和堅定性，甚至超越了那個時代。這從側(cè)面提醒人們，不要總說理論是灰色的，有時在一些文學史的緊要關(guān)頭，理論是時代的中流砥柱，至少在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的文學理論探索中，如果沒有像《論“文學是人學”》《〈雷雨〉人物談》這樣優(yōu)秀的理論篇章的存在，20世紀中國的文藝理論探索，將會黯然失色很多。

如果說，錢谷融先生的《論“文學是人學”》等理論探索，代表了20世紀中國文學領(lǐng)域“人學”理論的第二期，新時期以來的“人學”探索就進入到了第三期。這不僅有以人為本的文學主體性的討論，更有“情本論”等文藝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深層文化結(jié)構(gòu)的探討，研究者們從更廣闊和深層的文化、心理、社會、歷史、政治、審美機制來系統(tǒng)思考文學與人的關(guān)系問題。文學理論的這種思考和探討的規(guī)模和氣象，真正可以與五四時期的精神氣象相媲美，實現(xiàn)了現(xiàn)代思想史上一次偉大的思想飛躍。文學上的第三期的“人學”理論，不像第二期的“人學”探索，它不再是勢單力薄的個人言說，而是在改革大潮的助推之下，形成聲勢浩大的時代潮流。以人為本，人是中心，成為研究者普遍認同的文學價值觀念，在這樣的人文價值關(guān)懷下，新時期文學可以被稱為是“人的文學”的時代，主體精神和人的價值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中被普遍體現(xiàn)，與此價值相呼應的，是頗具生命力和沖擊力的一批作家作品登上了新時期文壇。20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文學，是解構(gòu)與建構(gòu)并舉的“后新時期”，一些原先受到壓抑的文學命題和文學創(chuàng)作探索得以正名。用一些研究者的說法，是文學恢復了常識和常態(tài)。但新的理論建構(gòu)和創(chuàng)作探索又提出了具有時代意義的文學理論問題和審美問題，這可能就是第四期“人學”理論的建構(gòu)時期。目前，這方面的文學思考和研究還在繼續(xù)，人的問題就像是一把尺子和標桿，不管科技有多進步，無論社會環(huán)境和發(fā)展狀況改善到何種程度，人們對于世界的感受以及審美關(guān)系的建構(gòu)，似乎都不會停滯。從這一意義上講，包括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在“人學”問題上所作出的思考，將會永遠留存下去，不斷激勵后來的研究者。

（作者系上海戲劇學院教授、中國茅盾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