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博物館距離劉醒龍家只有一站地，他進去參觀過無數次。偏偏2004年那一次，被博物館一位工作人員認了出來。那位工作人員自告奮勇，領他去看擺放在角落里的曾侯乙尊盤。

這一看，劉醒龍被曾侯乙尊盤迷住了，從此開始全方位留意這件國寶中的國寶。10年后的2014年，他出版了以曾侯乙尊盤為素材的長篇小說《蟠虺》，位列中國小說學會“2014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長篇小說榜榜首。

又過了10年，2024年，劉醒龍的青銅重器系列長篇小說的第二部《聽漏》終于問世。小說以半個世紀以來考古人的生活與命運為經，以青銅器九鼎七簋承載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為緯，將個人命運、城鄉變遷與文化傳承、歷史演變結合起來。

劉醒龍出生于湖北黃州，當過水利局施工員、閥門廠工人，在20世紀80年代走上文學之路，于2011年憑借長篇小說《天行者》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40年前，劉醒龍在小說處女作《黑蝴蝶，黑蝴蝶……》中，借作品中年輕的主人公之口說過一句話：機遇是少數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40年后再看，一個人在某個時間節點上剛好遇上、差幾分幾秒也許就會錯過的某個事物，真是人這一生可遇而不可求的奢侈品。”劉醒龍近日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說。從這個角度，青銅器與他的相遇，他與文學的相遇，皆是如此。

劉醒龍

中青報·中青網：小說為什么起名“聽漏”？并把這個并非主人公的角色作為書名？

劉醒龍：用“聽漏”二字作為書名，首先是其音韻的魅力，當然，還有它蘊涵的神秘與神奇。聽漏之意，可以理解為自己用感官，發現了歷史的破綻，也包括現實生活的破綻。書中有一段話說，“漏水的地方總漏水，不漏水的地方總不漏水。就像壞人到哪里都要干壞事，好人到哪里都會做好事，做人和做事的道理是一樣的”。聽漏的意義，也是要聽人和聽事。

我前些年聽車載電臺說，上海市自來水公司有十幾個聽漏工，每到夜深人靜，就會手拿一根鐵棒，趴在老舊的石庫門地面上，聆聽地底下自來水管可能出現的漏水聲。到目前為止，我沒有與這個群體的人打過交道，直接和間接的都沒有。

這也是一種個人的習慣與操守，就像當初寫《鳳凰琴》《天行者》，將民辦教師這一群體典型化后，反而害怕接觸到一些具體的個體，寧肯默默地站在無人的地方，凝視他們，為他們祝福。對作家來說，將作品寫成，事情就基本結束了。再想扛著作品的光環另外做些事情，通常是畫蛇添足，甚至是自毀長城。

中青報·中青網：《聽漏》中的考古和文物像是提供了一個場域，當下的人事、城鄉才是主角，為什么選擇這樣的角度？

劉醒龍：兩周時期的遺存與相關典籍，是歷史樣本中最早能夠相互印證的。作為文化源頭，兩周時期的讀書人與知識分子，影響歷史進程的杰出表現也屢見不鮮。借助青銅重器的重新現身，用其珍稀性來強調、強化，甚至強行將當今的某些人的畫皮猛烈撕開，看清楚所謂世道人心，梳理出文化倫理。而我最想表達的是用歷史的義、現實的情，重新構成具有21世紀形態的情義。

中青報·中青網：21世紀形態的情義是怎樣的？

劉醒龍：《聽漏》中有一段閑筆，“武漢三鎮的騙子都是文騙，不像其他地方的騙子，文的不行就來武的。武漢三鎮的騙子還有點‘榮譽感’，一旦被當眾識破，就會覺得自己水平不夠高明，發一聲哄笑，趕緊走人”。情義之事不只是高山仰止的高大上，而是溶解在人間煙火之中，哪怕是街頭巷尾的小騙子，在行為舉止上也有所表現。

書中，在馬躍之和曾本之那里，榮譽的天花板明明就在眼前，閉一閉眼睛，低一低頭，就能觸摸到。但他們在關鍵時刻，毅然選擇抬起頭，睜大眼睛，告誡自己不可以越雷池一步。“世上最大的騙子是自己騙自己”，對自己而言，毫無疑問，這是一種了不起的情義。

中青報·中青網：小說主要人物是知識分子，你對這個群體的文學描寫抱有怎樣的態度？

劉醒龍：在貧窮且沒有任何地位的時期，一介書生更容易顯出知識的品格；相反，在既有點錢、又有點社會地位的時候，做一名純粹的知識分子是極其困難的事情。在青銅時代，讀書人名節的重要性遠遠大于生死富貴。千年之后，有些話看上去似乎不再說了，有些行為在實際生活中也看不到了，但骨子里依然存在。文學有責任將看不見的生命氣質從肉體中提取出來，用修辭和故事進行傳播。

中青報·中青網：《聽漏》有一句話，“以考古形式發現的東西，如果沒有進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就與挖出來的破銅爛鐵沒有太大區別”。這與文學似乎有相似之處，你覺得考古小說應該表達的是什么？

劉醒龍：這個問題是一切文學作品必須面對的，如果換掉關鍵詞，說“以文學形式發現的東西，如果沒有進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接下來的話也是成立的。寫考古的小說，也屬于文學范疇，那么也就沒有什么例外。

考古同樣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同樣是由有七情六欲的男男女女來做的事情。看上去面對的是死去幾千年的古人，骨子里還是由正在地上行走的活人來作各種各樣的決定。今天的人只能寫今人，今天的人即便寫古人，所言說的也無一不是今人。如果真將這些后來者寫的古人當成真正的古人，免不了會成為一種笑談。

中青報·中青網：你和湖北省博物館原館長方勤是好友，你在現實中接觸的考古工作者，給你留下什么印象？

劉醒龍：考古工作者是典型的唯物主義者，如果見不著器物，一個字都不會多說；一旦見著器物了，死的都能說成活的。有一次，方勤讓我去看剛剛從一處楚墓中發掘出來的鳊魚，他極富想象力地說成是“干煸武昌魚”，令人既忍俊不禁，又有點垂涎欲滴。那個年代，武昌一帶大概是叫鄂國，武昌的名字要幾百年后才出現。

從某種意義上說，考古工作者非常接近文學創作。文學創作看似無中生有，其實字字句句都是有的放矢。考古工作同樣是不見兔子不撒鷹，從田野調查到打探方、挖探溝，一旦找到遺存，就像寫作時的下筆如有神助，小的遺存如寫短篇，大的遺址如寫長篇。

又比如，考古工作和文學創作，都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意味。毫無例外，每一次考古發掘，都是在普通人的眼皮底下進行。那片土地上，子子孫孫不知繁衍多少代人，放牧種植，居家生活，但從沒有人發現自己的腳底下竟然埋藏著一段用金玉、青銅、陶土和漆木做成的輝煌歷史，偏偏考古工作者一來就發現了。

文學創作也是如此，那些人人心中都有、個個筆下全無的狀態，在一般人眼里百無一用，卻被作家寫成令人刻骨銘心的經典。考古工作與文學創作的緣起，在“無中生有”這一點上，實在太像了。

中青報·中青網：當下很多年輕人對考古感興趣，文學作品在這樣的環境下應該做什么？

劉醒龍：還是那句俗話，文學的作用是無用之用。2014年出版青銅重器系列之一《蟠虺》時，考古這行還比較冷。小說著重表現的曾侯乙尊盤，也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幾年，忽然變得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文學在其中肯定起了一定作用，主要還是社會的主流意識出現新的變化，特別是年輕人的變化。在這個世界上，任何潮流的出現，起關鍵作用的都是年輕人。而從年輕走過來的中老年人，行動上會少一些，責任和義務會多一些，包括用文學的形式，作一些過來人的言說。

中青報·中青網：近年來你在公眾面前的“曝光率”不高，主要在做什么？

劉醒龍：作家又不是必須頻繁出鏡的明星！作家如果沒有作品，哪怕站在長江大橋上作秀，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要有作品，用作品來說話，作家的出現就變得很次要了。

一部長篇小說，要對得起讀者的欣賞，對得起自己好不容易得來的靈感，沒有幾十萬字是不行的。從前爬格子，手指關節上會被筆磨出老繭；現在敲鍵盤，十根手指，兩只手腕，常常鬧腱鞘炎，夜里都能疼醒。這樣的過程，才是寫作的真相。

文壇上有句話，好作品用不著大聲吆喝，好作家用不著拋頭露面。面對安身立命的作品，作家必須要將最重要的時間用在寫作上。越是在公眾面前曝光得少，越是表明作家盡自己的本分正在努力寫作。

中青報·中青網：你一般是在怎樣的環境中寫作？

劉醒龍：從不寫中短篇小說、只寫長篇小說開始，我就堅持在正常的時間里寫作，不熬夜，不加班，也不住賓館酒店，在家里寫長篇小說是最舒適的，不受出版社要趕進度的影響，自己不滿意就不交稿。

年輕時，雜志社或出版社的編輯催稿是常有的事，現在情況不同了，人過60以后，對時間的珍惜極其自覺。編輯們也明白催不催其實都一樣，即便要聯系，也是以問候為主，談寫作為輔。彼此都不提何時交稿，真正著急的不是出版社，而是作家自己。人生的好日子就剩下那么多，能寫的時候得趕緊呀！

說到底，一個人的寫作環境，是由作家內心來決定的，心態平和，雷鳴電閃不過是老天爺放的煙花。

中青報·中青網：那你的業余愛好是什么？

劉醒龍：到我這個年紀，什么都是業余的，什么也都是專業的。寫作之外，會寫寫書法，打理一下后院的瓜菜豆角。也是聽博物館的朋友說多了，從來不去古玩店。我不喜歡那種真假莫辨的環境，不喜歡耍嘴皮子比耍花槍還順溜的說辭。寧可與沉默寡言、磨子壓不出一個屁來的“地下工作者”，在滿是銅銹的角落里長時間對坐，就覺得十分滿足。

中青報·中青網：接下來有什么寫作與生活計劃？

劉醒龍：2023年年初，在醫院住了20多天，體重掉了9公斤。從醫院回來，首先調整了自己的日常秩序，將增強體質擺在第一位。第二位是盡可能多地與家人相處，只要家人開心，我愿意陪著追劇。

寫作自然還是重中之重，也因為是重中之重，再動筆時會更加謹慎。幾年前我就說過，當爺爺的人就要有個當爺爺的樣子。一般情況下，兒女會顧及父親的面子，到了童言無忌的孫輩那里，則是想說什么就說什么。萬一被發現有什么不妥，爺爺的面子被頂到墻壁上掉不下來，那就難堪了。

接下來肯定是寫一部算一部，寫出對得起孫輩們的文字。在寫出新文字之前，自己會再到一些考古遺址現場看看，希望能寫出大家開始念叨的青銅重器系列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