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凈，簡潔，素雅，這是孫犁（1913—2002年）先生的風格。

“我一直認為孫犁是中國當代偉大的文學家之一，他的偉大在于自我和時代的關系定位，以及始終如一的對女性的認知。”“真正的大寫的人，才會把個體的觸動，共鳴，在時代的發展，變化，多難的時間里，保持底色，永遠純凈，并有勇氣和責任表達真正的聲音。”

收藏家、蕓廷藝術空間發起人王帥陸續以文字記錄了收藏近現代文人手札墨跡的心境與瑣事，本文為作者再讀孫犁作品所記。

孫犁（1913—2002年）

孫犁以《天津日報》信封寄出的信件局部   澎湃新聞 圖

我這人疏于交際，反感回避，除非極熟悉的人。

有一次例外，那就是跟天津報界的合作。我答應得特別痛快。

我想去看一下孫犁先生生活工作過的地方。

席間一女孩大方安靜，送我一本書，是孫犁先生的著作。她是孫犁先生的外孫女。這讓我手足無措，面紅耳赤，想來對于不速之客，孫犁先生是排斥的，而我卻借公務之名，徇一己之私，驚動孫犁先生家人，內心慚愧，一下子局促起來。

我當然喜歡孫犁先生的《荷花淀》。但是更喜歡他的《耕堂劫后十種》，百花文藝出版社初版。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紀念孫犁先生逝世十周年的結集本更佳。

干凈，簡潔，素雅。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耕堂劫后十種》

孫犁先生書齋名“蕓齋”，我后來把自己的一處場地稱為“蕓廷”，來源就在此。

讀者和作者之間，最好的關系就是對話。我在字里行間，開始了跟作者的對話，毫無隔閡，明凈坦誠，不避諱，不猜想，隨性而發，言總不盡。

我一直認為孫犁是中國當代偉大的文學家之一。不要覺得微言大義，凜然威嚴就是偉大的作品，微言大義往往虛妄。我尤其認同他對女性的態度。他的偉大不在于振聾發聵，高高在上，他的偉大在于自我和時代的關系定位，以及始終如一的對女性的認知。他在一連串的偶然和變幻中，把萬花筒簡靜成確定的答案。

就在前幾天，我難得一人獨居，窗外就是無盡的荷塘，我重讀了這套書，又認認真真地做了筆記。

孫犁著作《書衣文錄全編》

我摘錄一些筆記如下：

“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

“大激動，大悲哀，大興奮，大快樂，都是對身體不利的。但不如此，又何以作詩？”

“我一向不怕別人不知道我的長處，因為這是無足輕重的。我最擔心的是別人不知道我的短處，因為這就談不上真正的了解。”

“古人說，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其實這是不夠的。又說，使生者死，死者復生，大家相見，能不臉紅就好了。”

“所謂赤子之心，有這種心就是詩人，把這種心丟了，就是妄人，說謊的人。保持這種心地，可以聽到天籟地籟的聲音。《紅樓夢》上說人的心像明鏡一樣。”

在寫到一個刁潑的女性的時候，他說：“我不想去寫她，我想寫的，只是那些我認為可愛的人，而這種人，在現實生活之中，占大多數。她們在我的記憶里是數不清的。”

他引用杜甫的詩：“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 

他寫一對貧苦中彼此還能琴瑟相鳴的夫妻，他說：“我的朋友望著他那雙膝間的胡琴筒，女人卻凝視著丈夫的臉，眼睛睜得很大，有神采隨著音韻飄出來……女人的臉色變化很多，但總教微笑籠罩著。”

我總感覺，這種女性的溫暖和永恒的美，是人間最大的亮色，我也常常想起周昌谷先生畫的女性，花兒一樣，健康，明朗，讓人親切和溫暖。孫犁先生從不回避女性所承擔的苦難，不堪，難以言說，但絕不會讓一絲灰塵遮沒她們獨有的美好和光輝。

孫犁文集

我的老師宋遂良先生筆下的女性也是如此。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世界因為女性的存在而美好》，他在文章中是這么寫的：

“我從小對女性就有著一種感激和敬重的心情。不怕見笑。我對于賈寶玉說的“女人是水做的，我見到女孩兒就覺得清爽”這樣的話，很早就在心里予以認同。我覺得母愛、柔情、溫馨、美好這樣一些字眼都是因為有了女性才存在的；而奉獻、犧牲、苦難、悲劇等又總是和女性相關聯的，因而我覺得對于女性的歧視，輕慢和摧殘是最不道德，最丑惡和不能容忍的。”

1956，宋遂良初入復旦大學留影

1979年底，當宋遂良先生再一次獲得發表作品的權利的時候，他在北京西山讀書班期間，著手寫作《堅持從生活的真實出發—— 長篇小說創作問題探討》一文，后刊于《文藝報》1980年第4期。

我的師兄臧杰后來詳細還原了這件事情的風波因緣。

這篇文章在寫作之初就遇到了如何展開批評的問題。 在讀書班完成了初稿后，宋遂良回到泰安幾經打磨稿件，初擬以“和政治離得遠一點兒”為題，后又改為“政治的鋼鉗扭彎了生活的真實——讀長篇小說創作中的一個問題”，先后修改了七稿。 至第六稿時，他仍覺得沒有把握。至第七稿，補益至九千字，并于2月19日寄出。3月27日，宋遂良收到了鄭興萬發來的用稿通知，并告知他馮牧也認為“寫得不錯”。4月12日，宋遂良收到了樣刊以及38元的稿費通知。通讀文章后，宋遂良覺得文章太淺太少，不能令人滿意，“盡管它們用的是黑體標題”。 這篇文章，實際刊出時不足六千字，文字體量刪去了1/3。

“離政治遠一點”并非宋遂良的原話，而是將此前孫犁的一份表述代入了語境——據說有一位老作家曾經機智地意味深長地對一些青年作者說，寫作時不妨“離政治遠一點”。這并非離經叛道的話，更不是從消極方面做文章。（這段話在2015年8月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遂良文集《在文言文》中也告刪除。） 宋遂良轉引孫犁的話，意在強調文學不要被現實政治所左右，要保持與現實政治的距離，而不是要否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作者丁毅不以為然，他強調的是“作品的成敗，并不在于離開或靠近政治，而在于作家對政治的認識、理解和反映的是否正確。”

此時的宋遂良已然感覺到，他的轉引勾連了“孫犁言論”，丁毅的針鋒相對， 會否另有所指？會否給孫犁帶來不利影響？ 宋遂良寫給孫犁的原信草稿如下：

孫犁同志： 

您好，原諒我的冒昧，有件事情想要來打擾您，向您請教。

我是一個中學語文教師，業余也寫一點文學評論。去年初，參加了《文藝報》 在京組織的一個長篇小說讀書會(就是《延河》的王愚同志訪問您的那時候，您還記得嗎)。結束時，分工由我寫了一篇批評長篇創作中存在的問題的文章，發表在80年第四期《文藝報》上(題目叫《堅持從生活的真實出發》)。我在這篇文章里引述了您說過的“寫作時不妨離政治遠一點”的那句話(我當時在閻綱同志那里看到了韓映山同志給他的那封信。在我們埋頭讀了大量的圖解政策的乏味作品以后。都是擁護您的這個見解的——幾個月后，我又能讀到了您和吳泰昌同志的談話，更進一步領會了這個意思)。

誰知這篇文章惹出了麻煩。最近一期的《作品與爭鳴》上刊載了一組與我“商榷”的文章(涉及對具體小說的評論意見，那一篇我是要認真考慮的)。其中一篇叫《“離政治遠一點論”質疑》(想不到成為一“論”)。我看了以后，覺得他是在歪曲了我的原意以后自拉自唱的，并無研究問題的誠意，也沒有說服力。我暫時也不想作任何辯解。但是我擔心由于我至今尚未察覺的謬誤，會間接地影響到您說過的那句很有意義的話，因而感到有些惶恐，所以特地寄來一本，請您抽空能過目一下，指出我文章的問題(這里只是摘采，原文近五千字)。鑒于這些問題 糾纏不清，我又無能力，我不準備作任何的解釋。若您能給我一些指教，那就更為感激了。 

請容我再多嘮叨幾句。長期以來，我就是您的作品和道德文章最熱心的景仰者。我常常懷著饑渴的心情，仔細從容地拜讀每一篇能找到的您的文字，并獲益受教，以能作您的一名不成器的私淑為榮。我最近寫的一篇為《秦婦吟》說好話的文字發表在第五期《讀書》上，就是看到您在一次談話中稱它是一首“偉大的現實主義詩篇”后受到鼓舞而執筆的。現在也一并寄來請您指正。因為我也擔心這 種看法會招來“商榷”。 

我是湖南瀏陽人，今年47歲，解放時參軍，在部隊做過文化教員，轉業以后上的大學，1961年從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即分來山東泰安一中做語文教師， 去年并忝為“特級教師”。按說，我的精力時間和水平都不允許我旁騖文藝，但數十年興趣愛好難移，只有在相當艱苦的條件下，在文藝大軍中做個民兵而已。 實際上隨著年齡的累重，對長輩先哲的景仰之情與日俱增。占用了您的珍貴時間， 很覺抱歉。您近來身體健旺么，飲食起居，請多加保重。

即請大安。

學生：宋遂良 如蒙賜示，請寄山東泰安一中。 

一周后，宋遂良收到了孫犁寄來的明信片。6月16日的日記還原了他這一日的心情：

“今天是我最高興的一天，因為收到了孫犁同志給我寄來的一個明信片……這封信已讀過多次多遍，現在已經能背誦了。收到自己所尊敬的前輩作家的信，心中的愉快興奮，是難以形容的。無怪乎孩子們都說爸爸像瘋了一樣。” 

孫犁的來信是這樣寫的：

遂良同志： 7/6 惠函敬悉，刊物亦收到，大作兩篇拜讀，我以為寫得很好。有些不同意見，爭鳴一下，也是好的。如有余意，還可寫點。如覺得話已說完，也可不理。 至于“波及”到我，那是一點關系也沒有的。 

我年老多病，久已不參加爭議，有時寫些雜文，不知能達尊覽否？希常賜教。

祝好！

孫犁 14/6 

可以說，孫犁以輕描淡寫的方式化解了宋遂良的爭鳴焦灼，對自己的被波及幾近于無視，同時也肯定并鼓勵了宋遂良先生的寫作。

各位讀者，我拉拉雜雜寫了這些，需知道，一個普通的人往往是被一些細節打動，引發共鳴，從而產生與作者的親近感，增加對自己的要求，同時為自己設立一個該做的，或者不該做的事情的標準。但真正的大寫的人，才會把個體的觸動，共鳴，在時代的發展，變化，多難的時間里，保持底色，永遠純凈，并有勇氣和責任表達真正的聲音。

我自持聰明，但在后面這一點上，離孫犁先生跟我老師的通達和勇氣，相差甚遠。

后來幾年，我還陸續收到人家寄來的書，有一套還蓋了孫犁先生生前的印章。我受之有愧，但感覺有必要把這些寫出來。

蓋有孫犁先生生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