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的發展，數字技術與公共服務深度融合，為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在北京，“接訴即辦”快速響應、貼近民心，為群眾提供多樣化、個性化服務；在安徽蕪湖，多條反映民聲的信息渠道得以集成，以體系化方式精準匹配群眾服務需求；在浙江嘉興，政務服務數字化改革應運而生，助力政府服務事項實現網上辦、掌上辦，讓群眾少跑腿、數據多跑路。放眼全國，類似探索還有很多，怎樣讓深化改革的“試驗田”真正成為惠及百姓的“百果園”，還需精準把握數字技術與公共服務深度融合的關鍵點，進一步凝聚智慧、持續發力。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必須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黨和國家的部署安排下，全國各地把數字技術與公共服務融合發展作為工作重點，深入推進城市數字技術和交通、教育、醫療、住房、就業、養老等領域深度融合，讓老百姓在數字化建設中得到實惠，享受更高品質生活。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當下，提升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與水平，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中國式現代化筑牢民生之基，是時代之需，也是民生所系。

完善公共服務的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時代，技術更迭速度快、應用場景新，相應配套基礎設施也要與時俱進。為進一步推動公共服務與數字技術緊密融合，與衣食住行、生產生活等內容相關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也要加快推進，不斷增強對教育、醫療、交通等公共設施的數字化改造與智能化運營。探索統籌各類服務領域的平臺系統集成建設和智能感知終端建設，讓老百姓在“一張網”“一張圖”上享受便捷服務。比如，四川成都運用數字技術手段實施垃圾分類，建立了全國首個碳中和垃圾分類站，有效降低了碳排放量，營造清爽整潔的社區氛圍，提升了社區治理的效果。

讓數據要素為公共服務賦能。數字技術與公共服務深度融合將會產生海量數據，如北京市建立“網格+熱線”民眾訴求反映渠道，每天接收大量市民訴求信息。這些數據匯聚形成社情民意的“大數據庫”，如果能深度挖掘這些數據，并進行收集、分析、利用和創新，必將賦能公共服務，助力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在實踐中，還需加快完善城鄉兩級公共服務系統平臺一體化建設，特別是收集并分析農村群眾服務需求數據，依照數據分配資源，把城市優質服務精準供給農村群眾。另外，推動各業務部門相關數據關聯互動，不斷完善“用數據說話、用數據管理、用數據決策”的運行機制，讓數據資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形成貫通并按需共享。

優化公共服務“適數化”制度建設。完善的制度保障，能夠為數字化公共服務賦能并推動轉型升級有序開展，為人們更好適應數字化社會生產生活創造條件。今年5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四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深化智慧城市發展、推進城市全域數字化轉型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推進適數化制度創新”。這要求從服務主體理念、知識、能力以及服務供給方式、管理運營模式等方面進行制度創新，適應數字化變革要求。如《上海市“便捷就醫服務”數字化轉型工作方案》《福州市教育數字化行動要點》以及各地出臺的促進數字技術適老化發展方案等，通過修訂完善已有制度，使其適應當今新形勢新任務要求，讓制度發揮先行先導作用，從而保障數字化融合、賦能和轉型發展需求。

形成多方協同、統籌協作的合力。公共服務數字化融合發展不僅需要政府主導推進，也需要多元主體達成共識和深度參與。比如，在醫療健康領域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政府通過引入企業主體，搭建數字化就診平臺，建立醫師資格認證和問診留痕追蹤體系，推動異地醫保實時結算等。一方面，確保了多主體在醫療關系中的有序銜接；另一方面，也為企業參與公共服務提供了空間，便利了老百姓就醫問診，解決了時空上醫療資源緊缺等問題。因此，深化數字化與公共服務融合發展，需要學界、業界和相關管理部門在共商共建中發揮各自優勢，就數字化融合的程度、范圍、目標等達成共識，凝聚多元主體的資源力量，依托數字技術拓寬合作路徑，推動公共服務實現整體性、全領域數字化轉型。

（作者：朱瑞，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