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回望歷史長河，中華各民族共同書寫了悠久的歷史，創造了燦爛的文明，交融匯聚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魂魄，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的根脈。”“要著眼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斷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以文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書寫中華民族新史詩，是新時代少數民族青年作家凝心聚力、持續精進的創作方向。

6年來，各民族青年作家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弘揚愛國主義、促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謳歌時代進步，積極投入各民族人民團結一心創造美好新生活的豐富實踐，用心用情用功抒寫偉大時代，以各民族文學的異彩紛呈展現新時代文學的豐沛活力和多彩光芒。

凝聚中國精神，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

不同民族的傳統文化氛圍，孕育和滋養著不同民族的作家和文學作品。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少數民族青年作家的文學創作天然地與本民族文化傳統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保持著內在的聯系，接受著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哺育與滋養。6年來，廣大少數民族青年作家既注重對各民族文化獨特魅力的書寫，又在各民族文化的傳承中彰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用豐富的民族故事講好中國故事、凝聚中國精神。

在黎族詩人鄭朝能（金戈）看來，少數民族青年作家應該熱愛自己的民族，建立對本民族文化的深度自信，在文學作品中構建精神圖譜、積蓄情感能量，提煉出本民族尤為珍貴的文化性格，以本民族的故事豐富中華民族的故事，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他創作的多篇黎族敘事長詩，正是緣于這樣的認識。“通過翻閱史料和采訪，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抗戰時期黎族的英雄人物和瓊崖縱隊戰士等，并把這些英雄英勇戰斗的事跡寫進了《椰島雄鷹》中。他們身上體現出的愛國主義和不怕犧牲、頑強拼搏的精神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鄭朝能說。

有了對本民族的熱愛和自信，一個作家就有深挖本民族歷史、思考本民族傳統、書寫本民族文化的自覺和熱望，也才會貢獻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學作品，更加生動地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任教于華東師范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的黃平出生于遼寧，近年來關注家鄉的土地、人民和生活，他在《出東北記》等論著中提出的“新東北文學”概念在文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黃平表示，寫作者要從自身的文化經驗出發，以共同體的視野匯入文學創作的長河。作為滿族青年作家，黃平在今年8月剛剛推出中短篇小說集《松江異聞錄》，其中收入的《英魂陣》等小說，以從上海大夏大學回到家鄉參與抗戰的青年知識分子的視角，講述了“九一八”事變后遼東山區抵御侵略、遼寧民眾自衛軍成立的傳奇故事。

“我的家鄉桓仁既是滿族自治縣，也是東北抗日義勇軍的重要發起地之一，是《義勇軍進行曲》唱起的地方。來到上海工作后，我注意到國歌所串起的家鄉與上海的淵源，歌詞作者田漢先生也曾任教于華東師范大學的前身大夏大學。這是小說創作的緣起。”黃平在小說《英魂陣》中，從對滿族文化風俗的細膩展現出發，表現各族人民團結一心、保衛中華的壯烈歷程，是近年來東北抗聯題材文學創作的收獲之一。

在交流交融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我國的悠久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燦爛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6年來，廣大少數民族青年作家既傳承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又以各民族文化豐富中華文化，在本民族傳統與中華各民族傳統的交流交融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推動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邁向更為寬闊的發展空間。

“青藏高原是我創作的財富，同時，我也在不斷探索如何以文學為媒介傳承回族、藏族等民族文化，并以此豐富中華文化、凝聚中國精神。”作為一位來自青海的回族青年詩人，馬文秀一直致力于通過詩歌創作來傳承和豐富民族文化的內涵與外延。在詩集《雪域回聲》《照進彼此》《老街口》《三江源》等作品中，她細膩描繪了回族的傳統節日、民間風物、民俗故事、建筑風格等，書寫了高原人民的善良與虔誠，展現出回族文化神秘而獨特的深厚底蘊。

“我的長詩《老街口》主要圍繞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縣塔加村展開，這個古村落有著非常特殊的歷史和文化意義。我以一位回族詩人的身份深入百年藏莊，詩中的塔加村作為河湟文化的代表，體現的是藏族人民的生命觀和歷史觀。在這首長詩中展現了塔加村的原始性與神秘性，同時探討了民族遷徙、文化融合等主題。同時，我也深深地敬畏自然，熱愛這片養育了我們的高原。詩集《三江源記》表達的就是中華民族對自然環境的敬畏與保護意識，反映了中華文化中對和諧共生的普遍追求。在我看來，三江源地區不僅是我們的‘中華水塔’，更是我們共同守護的精神家園。我想，這種寫作的嘗試，可能也是一種跨越單一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馬文秀認為，少數民族作家需要時刻銘記自己的民族身份與民族特性，更要努力敞開胸懷，擁抱更廣闊的世界，融入當代文化的整體格局中。

“文學是將個人情感與思考轉化為文字的藝術，是將語言、思想與審美進行光合作用的創造性勞動，作品即是寫作者自身對世界的體驗、觀察和想象。”羌族青年作家羌人六談到，以傳統文化為資源的優秀文學作品既是有文化底蘊的、張揚生命價值的，也應兼具審美與道德的力量，引人向真向善向美，給人以智慧、希望、信念和勇氣。

“我始終相信文學創作要‘慢’，還需要真心。”羌人六將自己的首部長篇小說《爾瑪史詩》稱為是“吮吸民間和傳統文化甘露，進而從‘小我’中掙扎出去的蛻變之作”。這部作品在2021年早春動筆，2023年收尾，前后歷時三載。“小說以民族史詩經典為主線，重述一個古老民族的心靈傳奇，再現民間豐厚深邃的情感與智慧。往昔，我的寫作多是根植于川西北‘斷裂帶’那些我熟稔于心的鄉親父老的生存景況，而這部長篇是我創作上尋求突破的一次大膽嘗試，也是我深入民間文學寶庫、扎根傳統文化遺產的學習過程，希望能用文學的方式表現古老文明的歷史與現狀。”

用心書寫各族人民心相連、心相印的信念和情感

不同區域、不同民族文學的發展繁榮是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共同價值為基礎的，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是中華各民族文學交相輝映、相互滋養、攜手并進的歷史。對于土家族青年作家向迅而言，走上文學道路的20年間，他不斷書寫的是漢族和土家族之間深度融合的家族歷史與家庭生活，中華民族的共同經驗對他的文學創作來說，顯然更為重要。

“鄂西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區，土苗兒女一直與漢族和睦相處，且與漢族通婚的歷史也非常悠久。我的祖母是漢族，我的母親和好幾位嬸嬸也是漢族。在生活中，沒有誰刻意強調民族身份。在我們鄂西，許多風俗習慣是漢族、土家族、苗族、回族等民族共同擁有的，誰也說不清那些婚喪嫁娶的風俗到底是哪個民族的傳統。我們在長期以來雜居的生活中早已融為一體，而沒有分出你、我、他。如果說風俗習慣不一樣，那只是地域性的差別，而非族群。”

談及創作《與父親書》的初衷，向迅坦言，是因為不能忍受父親與那些散落鄉間的祖輩一樣，像一陣風雨一樣從生活和記憶里悄無聲息地消失。“我的父親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他從出生到辭世，長達大半個世紀的人生，恰好見證了我們國家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全部歷史。他的個人史，既是國家歷史的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歷史的縮影。”個人是歷史的參與者，也是時代的見證者。父與子、家與國，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和非少數民族地區生活的人們都要面對的共同經驗。寫出父親一生的故事，是在以文學的方式保持時間的記憶，維系歷史的完整。《與父親書》出版后，不少讀者反饋，他們在作者的父親身上讀到了他們父親的故事，在作者父親的命運中感受到他們父親的命運。“我的父親，已經不僅僅是一位土家族父親，也不僅僅是一位農民父親，而是一位具有某種普遍代表性的中國父親。在個人身上寫出一種普遍的命運，也是我的追求。”向迅說。

“我出生于農村，在涼山州某處高山峽谷里有個彝族和漢族共同居住的小村落，最邊上那一戶就是我家。”彝族青年作家阿微木依蘿初中肄業，從16歲開始“跑江湖”，走出大涼山以后，她的足跡遍布祖國大江南北，在不同地方先后學習過理發、制衣技術，擺過水果攤也進過工廠。她從2011年下半年自己剛好30歲的時候開始寫散文，又過了一年開始寫小說，到現在已經10年有余。在東莞生活了7年以后，阿微木依蘿決定回到涼山老家，回到那個海拔3000米、空氣通透、滿目蒼翠的地方，繼續尋找屬于她的寫作路徑。在離故鄉越來越遠的20余年間，她寫過與彝族傳統節日、涼山畢摩文化密切相關的小說《斗牛士》《羊角口哨》《曲莫阿蓮回家》等，寫過《父親的字》《我上一年級》等故鄉童年系列，也寫過《煤老坎》《理發店》等打工生活系列作品。

“我們的心是一片土地，寫作投入的是貼近靈魂最深切的那一層感知。”談到《檐上的月亮》的創作過程，阿微木依蘿說：“我自己像個詩人一樣去寫它，因此我覺得它是詩性的、動蕩而壯闊的，既寫了自己故土的一些人和事，也寫了在外漂泊20年間所經歷的人和事。它是我的半個人生，我所見到和感受到的都在書中。”在她看來，《檐上的月亮》是一場一場的風雨，是一個一個被歲月挑起來掛在屋檐上的月亮。有人能平靜地讀下去，感覺自己走進了有些荒涼的村落或一間略顯陳舊的老房子。她所經歷的一切，都是文學創作的資源，這里面有為更多人所共情共感的打工生活與城市經驗。

隨著少數民族作家隊伍的不斷發展壯大，目前，我國55個少數民族都有中國作協會員，每個民族也都有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家，其中，青年作家正在成為不斷壯大、蓬勃成長的新力量。自2018年起至今,已有70部中青年少數民族作家的文學作品入選中國作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星叢書”項目，為推動新時代民族文學事業繁榮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文學是連接不同民族、文化和心靈的重要橋梁和紐帶。緊緊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條主線，突出各民族共建共有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書寫各族人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正在成為少數民族青年作家的共同目標與使命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