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酒徒》，劉以鬯先生借“酒徒”之口評騭五四新文學，談到巴金時說：“至于那個寫過很長很長的長篇的巴金，也曾寫過很多很多的短篇。但是這些短篇中間，只有《將軍》值得一提。”“很長很長的長篇”當指“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對巴金，很多人都持此印象，談到他的作品都說熱情似火，情感激越，較為淺白……以此來概括巴金的青春期創作，多少有些道理；但倘若以此來評定他整體創作，未免失之于簡單。

“戰爭打破了他的玫瑰夢”

巴金的語言清凈明麗，不等于他的創作可以一眼見底。一位杰出的作家的創作，總是有不同的、豐富的層面，巴金也不例外。即便是早期的代表作《家》，它的初版本和至少經過八次修改的最后定稿本，相互之間的差異也很大。然而，多少年來，不僅很多普通讀者，即便是文學史的研究者也習慣于簡單地認識一位作家，以致形成認識上的封閉循環：他們用“條條框框”簡化了作家，再用這種簡化的眼光“選擇”作品和判斷，舍此之外，便看不到其他的樣子，于是，豐富的文學風景變成了簡單平薄的文學史景觀。閱讀和理解他的創作，不能回避他創作中的分期問題，青春時期、中年時代、晚年寫作，同一個人在各時期創作盡管有一以貫之的紅線，也必然會呈現大不相同的面貌。了解中年時期巴金的創作，我們大概就不會再拿情感激越、缺乏蘊藉這樣的話來評價他。

有文學史家很早就注意到這一點。夏志清早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作中就敏銳地指出，作為同一系列的小說，《秋》與《家》《春》在表現風格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在《秋》一書內，我們感到，作者對于邪惡的了解，已較前成熟多了，透切多了……”這也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個人成長、人生閱歷的豐富，會使得作家的創作漸趨成熟，作品的風格和表現形式也在發生變化。對于巴金這一代作家而言，抗日戰爭是他們人生中重要的分水嶺，不僅成為后期創作的重要素材，而且對于他們的生活和精神也有重要影響。巴金中年創作的代表性作品《寒夜》即與此息息相關。戰爭打破了很多作家的玫瑰夢，讓他們從書齋和大學課堂的高談闊論中走出來，走到顛沛流離的逃亡人群中，體驗了大火屠城、身經百戰的恐慌和艱難，對中國社會、民眾的了解、體驗、認識有了完全不同于戰前的飛躍，促使他們創作和思想發生變化，這也是巴金中年寫作的思想大背景。

對于這種“轉變”，作家本人很早就有認識的自覺，1958年總結自己的創作時，巴金曾說過：“我在前面講到我的短篇小說，把它們分成早期的和后期的。我的早期的作品大半是寫感情，講故事。有些通過故事寫出我的感情，有些就直接向讀者傾吐我的奔放的熱情……但是我并沒有通過細致的分析和無情的暴露，也沒有多擺事實，更沒有明明白白地給讀者指路。我只是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動讀者的心……在后期的作品里我不再讓我的感情毫無節制地奔放了。我也不再像從前那樣嘮嘮叨叨地講故事了。我寫了一點生活，讓那種生活來暗示或者說明我的思想感情，讓讀者自己去作結論。”在此，作家已經將他前后轉變的風格分析得很清楚，他自己認為這種變化是從《還魂草》開始，到《寒夜》結束。《還魂草》是1941年12月4日在桂林寫完，《寒夜》是1946年12月31日寫完，如此算來，短短五年時間，巴金的創作量并不算大，然而精品頗多，如《憩園》《第四病室》《寒夜》《還魂草》《某夫婦》《豬與雞》《兄與弟》《夫與妻》《女孩與貓》《生與死》等。當然，這種轉變并非一夜而成的、斷裂式的，它是有著緩慢的“轉變期”的，在《秋》中已經開始，到《火》的第三部已有表現，抗戰時期的《旅途通訊》（1938-1939）更是重要的鋪墊。從文字風格到思想深化，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不是靜態的結果。

從青春期敘事到中年寫作

巴金中年創作非常鮮明的標志是從青春期的英雄書寫到中年寫作的“小人小事”敘述。在青春期的作品中，《滅亡》《愛情的三部曲》《家》等，巴金筆下的主人公身份未必很顯赫，但卻是充滿英雄情結的，他們或將人類的使命肩負在自身，不惜犧牲生命而殉道；或是黑暗專制社會中的叛徒，將啟蒙的火種點燃；或者是以推翻不合理制度為使命的“革命者”。總而言之，都是有理想有信仰，在生活中意志堅定、目標明確、侃侃陳詞的英雄。在這些作品中，作者表現了緊張的內心沖突、個人與外界的關系，更甚于日常生活。而在中年寫作中，汪文宣、曾樹生們身上的英雄情結已經逐漸淡化，生活本身的面相則不斷提高。如《小人小事》中的寡婦、女孩、爭吵的兄弟等，可能連名字都難以被讀者記住。這里表現的一地雞毛的生活，“不過是一些渺小的人做過的一些渺小的事情而已”，“小人小事”的發現使巴金的創作更接近生活和人生的本相，對理想和信仰的思考更加實在，而有了具體的附著，在他創作和思想中有著不同一般的意義。

在那些年中，面對社會劇變和生活的壓力，以及內心中無法言說的大悲慟，巴金常常背誦魯迅《野草·題辭》中的話：“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對于語言與現實、創作與生活、表達與內心，巴金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甚至他常常感覺筆下文字的無力：“那不少的見聞，那不少的經歷，那無量的腥血，那無數的苦難，我全接受了，我全忍受了。我沒有能做什么事情，除了把這一切全堆在心里。一年，兩年，三年，四年……火在我的胸膛里燃燒……我必須拿起筆來。否則我會讓火燒死我自己。……它們不像控訴，倒像呻吟。”“呻吟”在有些時候比“控訴”更有藝術感染力，控訴是高高在上的批判和痛斥，而呻吟是感同身受，是置身于內的深深理解。在這一點上，可以看作“激流三部曲”續篇的《憩園》表現得很充分，按著“激流”中新舊沖突、父子矛盾的思維邏輯，《憩園》中作為敗家子的楊老三，應當被鞭辟入骨、痛斥無邊。不過，他雖然被家人趕出家門，但小說的敘述者卻對他寄予極大同情，還專門設置了小兒子這個人物，使其表達對父親的特殊感情，這原屬于人倫范疇之中的“舊道德”，恰恰是“激流”中的“新青年”所不屑甚至著力批判的，然而，它卻構成《憩園》中最為動人的部分之一。《憩園》無形中顯示巴金已經走出青年時代激烈的二元對立的思維，對于家族制度對人性的戕害，有了更深入和復雜的認識，從思想力量和批判力度而言，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增強。同時，巴金作品中原有的憂郁的、抒情的調子，在這部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發揮。

“小人小事”與日常生活美學

《憩園》中的小說家黎先生曾被姚國棟批評：“就是氣魄太小！你為什么盡寫些小人小事呢？”這是作家巴金的反身自問，但是他后來堅定地表示：“我其實是欣賞這些小人小事的。”“我始終認為正是這樣的普通人構成我們中華民族的基本力量。任何困難都壓不倒中華民族，任何災難都搞不垮中華民族，主要的力量在于我們的人民。”從“我控訴”轉變為“探索我們民族力量的源泉”，無論從對社會的認識，還是對人生的思考，都向前推進了一步。巴金在年輕時代比較喜歡閱讀外國革命家的傳記，而中年時期，像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對他的影響更大。《第四病室》猶如《第六病室》，“小人小事”的“發現”也有契訶夫的鮮明影響。“契訶夫通過他的人物和人物的日常生活，寫出了他那個時代和當時社會的病癥，也寫出當時一般人的思想感情。”巴金在這里強調的是“日常生活”“一般人”，他評價《萬尼亞舅舅》的主題是揭示“庸俗勢力、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毀滅了人生的美”，這些主題與巴金中年寫作時期的很多主題都是契合的。

在這一時期，巴金找到了寫作的自信和力量，《憩園》中作家借助女主人公姚太太對“小說家”的價值給予肯定：“我記得有位小說家說過，你們是醫治人類心靈的醫生。至少我服過你們的藥。我覺得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互相了解。你們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好些年來我就把你們寫的書當作我的先生、我的朋友。”小說里的作家“黎先生”聽了這話后感受到“一股暖流進到我的心中，我全身因為快樂而顫動起來。”年輕時巴金矢志革命，到了中年時期，終于認識到寫作的價值和力量，同樣也是以小人物之心，為他人、社會增添一點溫暖和力量，而不是空有一腔熱血。在雙重和諧里，巴金找到自己的道路。多少年后，巴金還沉浸在一種幸福之中，他說：“今天翻看四十年代的舊作，我仿佛又坐在小小的竹書桌前不停地動著筆。我多么希望我能夠回到那樣的年紀……它使我想到我的中年，使我想到我寫小人小事的那個時期。我不止一次地說過‘青春是美麗的’，我現在要說‘中年更美麗’。”

今年正逢巴金先生誕辰120周年，當他們的時代遠去的時候，如何面對他們的精神遺產便是留給后人的任務和責任。面對一位作家，我想也很簡單：丟開那些習見和“定評”，認真閱讀他們的作品。這才是最大也是最真實的“文學現場”。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