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十余年，有一個問題始終縈繞于懷，那就是如何做出屬于我們這一代人的學問。“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學術研究雖不必強與人異，也不能盡與人同。豐厚的文化傳統(tǒng)珠玉在前，作為“歷史的中間物”，我們需要“順著講”“移開講”，甚至“逆著講”。無論選擇何種方式，都需要因應時代和現實之變，做儒家所說的因革損益的工夫，在對前人的既成之論深切領會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與新時代新觀念新經驗相應的新路徑和新方法。因此，充分感應廣闊、豐富、復雜的時代和現實議題，在突破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的觀念窠臼的基礎上形成融通古今、通貫中西的文化視野，始終置身生活和文學現場，于主體和生活世界的交互成就中生成、闡發(fā)和回應具體問題，是文學批評發(fā)揮其文化創(chuàng)造價值的必要條件。

學術生命根基于時代感應，文學批評亦是。能否從時代精神總體性意義上深度理解、把握和回應具體的現實問題，是批評的理論創(chuàng)造能否及物，并落實、證驗于生活實踐的重要標志。批評論題、話語的生成也并非單純的、不及物的、自足的理論自我推演，而是有著朝向廣闊的生活世界的實踐價值和現實意涵。正在行進中的現實生活波瀾壯闊、維度多端、意蘊豐富、氣象萬千，書寫現實生活的文學作品所能打開的境界也不止一維。如不能突破固有觀念，則古典思想、文化的現代轉換難以落到實處。這也從另一側面說明文學問題并不能在文學的范圍內得到解決，而是需要在文化、思想、歷史和現實語境中整體理解和處理。

突破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的觀念窠臼，是促進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換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強化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先決條件。落實于文學批評上，既需要克服“以西律中”的思維慣性，確立以中國思想、中國智慧和中國思維為核心，融通古今中西的文化和理論視野，也需要以此為基礎，建構文論的中國話語。中國話語的建構，不僅需要重啟古典文論若干重要概念、范疇、術語的解釋效力，還需要打破現代以降所形成的所謂的“純文學”的觀念迷思，重新將文學理論放置入時代復雜的文化和生活語境中做意義和價值的考量。亦即將文學文本視為歷史、文化、現實生活、創(chuàng)作者個人的生命際遇等等交互成就的復雜成果，并在多元也多樣的視野中做價值的闡發(fā)。如此，更貼近中國文學傳統(tǒng)的根本發(fā)意和基本面相。也就是說，突破簡單受容西方理論的“外造建構”，轉向以中華文化主體性為基礎，感知、理解、融會多種理論成果的“內造建構”，從而完成古典文脈的接續(xù)與再造。

古典文脈的再造，文化主體意識不可或缺。主體身在具體的生活實踐中，可以多元感通，下學而上達，此為中國古典思想工夫理論的要義所在，亦是創(chuàng)化傳統(tǒng)、開出新意的前提。不在主體修養(yǎng)上做工夫，亦是現代思想鄙陋之處。深度感應時代議題，是從廣大處而言。從精微處論，則評論主體既需要在生活的現場，也需要在文學的現場；既需要密切關注、參與現實生活進程，也需要密切關注、參與文學進程。由雙向的感應生發(fā)文學和理論議題，同時扎根于傳統(tǒng)、歷史和現實，創(chuàng)造性地回應諸種議題。主體一旦突破現代以降關于物我關系的認知圖式，向古典思想、文化以及生活世界無限敞開，則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自然萬象、天地消息均可融匯胸中，打開不拘古今、消泯物我、萬象共在的宏闊世界。當此之際，天地物我均呈現障蔽盡去的活潑靈機，世界面目為之一新。如此境界曾現于《莊子》，再現于《史記》，又現于《紅樓夢》，也必將顯發(fā)于能夠感應現實、創(chuàng)化傳統(tǒng)、融通諸種消息，進而完成新時代新的文化創(chuàng)造的全新作品之中。

文化、思想、文學傳統(tǒng)以及生活世界，均變動不居，始終處于朝向未來的未定的開放性的生生不息的狀態(tài)。大時代的宏闊氣象，正是文化主體扎根現實、創(chuàng)化傳統(tǒng)并面向未來的視野、格局的自然呈現。如古人論《史記》的文化創(chuàng)造意義時所言，《史記》是對其之前整體文化經驗的“總括”，同時又是對此后文化觀念的“開啟”，乃是深具承上啟下意義的獨異創(chuàng)造。時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時刻，在返本開新的基礎上以文學批評的方式深度參與并促進當代文學的文化創(chuàng)造，是為中國式現代化貢獻文學力量的重要方式，其意義也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發(fā)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