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呂新著，中信出版社，2024年8月

朱華怡：呂新老師您好，距離您上一部小說出版已經過去八年了。《深山》的故事也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晉北山區。您認為《深山》和您以往的作品相比有何相承和不同？在這部小說的創作過程中，您有哪些新的嘗試？

呂 新：與以往的其他作品相比，實際上《深山》是距離我最近的，或者說這樣的記憶是最刻骨銘心最永世難忘的。一個人的出生地是任何其他地方都難以替代的，當然你出生的第二天甚至當天就被抱走，抱到幾百里甚至幾千里以外的另一個地方，在那里成長并長大成人，那里可能就會形成一個新的故鄉。任何一個地方都是故鄉，故土，主要是看對誰來說，不是你的，一定是別人的。所以不管出生在哪里，成長在哪里，一個人在一塊土地上成長，就與那塊土地有了永遠剪不斷的關系，日后再出現的任何地方，不管多美多么引人入勝，都無法取代最初的那個地方，首先在情感上就是這樣的。有什么東西能取代故土的位置嗎？沒有，當然沒有。一個人后來不管身處何處，最掛念的是什么地方，只能是曾經供你長大的那片地方，沒有之一，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的。所以，寫這樣一個東西，往昔紛至沓來，所要花費的很多心思在于取舍什么。

朱華怡：您在《深山》的后記中說：“如果不寫下這些，他們就從來沒有來過這個世界。”您寫下這部小說是出于怎樣的初衷？為了給“匍匐在正常世界背面的人們”留下印記嗎？

呂 新：真是這樣覺得，如果不寫下這些，好多人就真的從來沒有來過這個世界。當然一個人怎樣活不關別人的事，活成什么樣子也純粹只是他自己的事，可那是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的一種情形——互相漠視，對我來說卻正好相反。不寫下這些，我會過不去。我還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也幫不上任何人的什么忙，來世間一趟，手里只有一支微弱得一折就會斷掉的筆，夜深人靜時記下想到的曾經看到的。巴黎越南，怒江峽谷，海島椰林，這些不需要我寫，不寫這些心里也不會有任何不適，但是那個寒冷的山區就不一樣了，這就是區別。曾經有很多人那樣活著，說起來他們也都是這個世界的一分子，都登記在冊，并非石頭迸裂出來的，也屬于幾億分之一，可很多時候實在連這個世界的末梢神經都算不上，只有當需要他們是什么的時候，他們才能是什么。一家人土撥鼠一樣地挖土、刨糞、砌墻、壘門，如果不把炕盤好，夜里就只能鋪著干草睡在地上，半夜里老鼠會出來舔鼻子、咬耳朵，把耳朵咬走一塊也沒地方說理去，能寫狀子去上訪去告它們嗎？先不說是否荒唐，就算不荒唐，就算官司打贏了也毫無意義，它們不會出一分錢。自然的天空下面還有別的天空，天天惶惶，日日期期，頭頂上面沒人管著還真不習慣，盼望趕緊再任命一個，選出一個，一切才顯得正常，人心也不再惶惶。我就是想記錄那些。

朱華怡：您在后記中寫道：現在看《深山》，像是一個清冷而又人聲鼎沸的夢。完稿已近兩年，能否再聊一聊您對這部作品的感受？它對于您個人的意義？

呂 新：深山里、山區里，清冷是常有的情形，當然人聲鼎沸也是常見的情景之一，尤其幾十年前的那個時候。有時站在堵塞或者干枯的河道邊，看著對面還有幾棵頑強的樹，某一個已逝的人聲鼎沸的時刻會突然來到眼前。現在很多人的故土褪色、變形，往昔正在急速逝去。一百年以后出生的人，翻看一本舊照片，翻看到我們曾經的生活，看見一個墨水瓶，會琢磨那是什么，懷疑里面裝著的很可能是喝的，也有人認為是別的，純粹一個擺設，或者里面養著蛐蛐，一場爭論可能就此展開；看見一個我們小時候的母親縫制的書包，很可能認為不是書包，而只是一個討飯用的布袋子；茅屋土窯門楣正中間貼有褪成白色的橫批——勤儉持家。未來的人嘴角一笑，笑過去的人活得也真可憐；看看也就又翻過去了，不可能做更深的聯想，想這歪歪斜斜的茅屋或窯洞里曾經住過誰，是一家什么人，每天迎接日出日落的過程中遭遇過什么？他們不會想那么深那么細，我們現在看晚清民國時期的照片不也一樣么？看幾眼也就過去了。有的人頂多看見一個絕世美人會突然停住，兩眼發直，會耽擱一會兒，議論幾句，感慨一下。

寫完這個，完成了一些心愿，但是仍然不夠，因為我想記錄下所有的一切。

朱華怡：媒體在介紹您時，一般稱您為“中國先鋒文學代表作家”。您如何評價《深山》小說中的先鋒性？以及，您認為先鋒文學的語境在今天是否依然有效？是否能說《深山》是您從“先鋒文學”向“現實主義文學”的轉型之作？

呂 新：大概沒有人喜歡一潭死水，不過也難說。正常的情況應該是探索永無止境，創造永無止境。《深山》寫的是我熟悉的曾經目睹過的生活，所以常常會有紛至沓來蜂擁而至的時候，其他的主義或者轉變一類的從來沒有想過。

朱華怡：杜林這個人物很特別，當村里其他人“站著，蹲著，臉朝下趴著，彎曲著，蜷縮著”時，只有杜林“坐在桌子前”，并思索著“桌子上的布”。您似乎通過杜林的視角，夾雜了許多對村莊風土人情的看法，也在借杜林之筆呼喚故土。杜林這個角色中，是否有您自己的成分？

呂 新：我沒有過過杜林那樣的生活，也沒有他那種經歷，但是我熟悉杜林這樣的人。從南到北，有很多杜林這樣的人，尤其在一些偏遠之地，這樣的人的存在，有時像一扇窗戶，給一個封閉的地方吹入外來的空氣，有時又如同一面殘破的旗幟，插在當地的最高處，使那個地方具有了一定的高度，如果沒有“杜林”這個精神制高點，很多人事，甚至整個村子仍然是匍匐甚至陷落的一片洼地。小說里的另一個人物王保保也是一個和杜林一樣的人，所以他們能成為朋友、戰友，互相取暖、支持。我說的是好的、理想的方面，現實中更多的時候，無論南北，杜林這樣的人都是一個被斜視的形象，甚至成為別人的笑談，身上既有卑微的一面，更有悲壯的一面，當然也有正常的一面，只是別人看不見，也沒興趣看，尤其在一切都急速發展的今天。過去年代里還好一些，無論多么偏遠的鄉村都有喜歡讀書的人，一本書很多人互相借閱、傳看，其中有年輕人，更有中老年，這一部分人是大致能夠理解杜林這樣的人的。為什么？因為閱讀。同樣，印象中，這一部分人是不大會做出什么出格的、不堪的事情來的，他們是整個山區最自律又相對最公允、最明事理的，說是深山里的黃金也可以，原因或功勞同樣與閱讀分不開，當然更重要的還是他們自身，他們作為人的材料或質地、品質與秉性。

朱華怡：小說中還刻畫了其他很多小人物，如耗子、五燈、富貴、谷正樓、“她”，等等。您通過多線并進、“散點透視”、先散后聚的方式來呈現他們的命運。為何選擇這樣的敘事手法？您認為這一手法對塑造人物有何助益？

呂 新：確實沒想過使用什么手法，更沒有過專門的意識，只是虛實相間地表現他們，呈現他們的日常，用他們的眼睛看世界。耗子、五燈，他們的年齡差不多就是我當年的年齡。

朱華怡：小說中常常出現只登場一次的人物，甚至無名之人，他們確確實實站在那里，有自己的小故事，但似乎又對小說主體不構成影響。您在小說中設置這么多無名之人的用意是什么？

呂 新：真正的現實不就是那樣的嗎？有多少面目清晰或模糊的人長期地遍布、穿插在我們的生活里，熟悉的、陌生的，有名有姓的、有姓無名的，側身的、斑駁的，完全影子化的。無數年，有無數這樣的人，每天甚至每時每刻都會或經意或不經意地、或清晰或模糊地、或輕或重地從我們的日常中以及思維記憶中一閃而過，大多數的就那樣過去了，只有當需要誰的時候，我們才會把他叫住，拎起來、拿出來，擦凈、晾干，就像從時間的長河里撈起一條魚，在歲月的大道或小路上等待一個人一樣。

朱華怡：小說每章節除正文部分和杜林筆記外，都會插入一段不帶引號的畫外音，有時像村民在對話，有時像某個人的自言自語；有時是孩童視角，有時又仿佛是年長的還鄉者。這一形式提供了非常有趣的視角。您是如何想到這種表現方式的？您期待它呈現怎樣的效果？

呂 新：你的感覺是對的，我正是那么想的，世界不僅是立體的，更是多維的，一家人在吃飯的時候，別人在干什么的都有，我們能看見的只是眼前最小的那么一點，只能看見自己身邊的人端著碗、拿著筷子，別的就看不見了。不用更遠，距離你一兩米的鄰居在干什么，你也不知道。就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無數的事實正在發生、進行，我想表現或傳達的正是那樣一種情形或效果。同一時刻，你在睡覺，有人卻正在山下回憶往事，還有人正在外出回來的路上，有人心如死灰、一蹶不振，更有人目光炯炯，正在幻想或憧憬著什么。千人千面，萬頭攢動。這還并沒有包括那些遠遠超出我們現有認知的東西，我們看不見也完全感知不到的卻又極可能存在的東西。我盡力挑選那些最樸實、最人間的東西，避免在這一條線索上滑到一條神乎其神的路上去，我也不喜歡怪力亂神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