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位已經離開農村幾十年的女性，決定要回鄉建房，她會遭遇什么呢？

對于女作家盛可以來說，這是一次“仿佛煉獄重生”的經歷——它遠非只是砌磚添瓦，而是需要面對鄉村倫理下諸多猜忌與紛爭，還有剪不斷理還亂的親情糾葛、返鄉者身份問題、女性在原生家庭中的地位問題等等。

盛可以把這一特殊的經歷寫進了小說《建筑倫理學》，并于近期出版。

疫情期間，盛可以有兩三年沒能見到母親，電話里常聽見母親念叨老房子漏雨，在母親的一句“我們的房子是村里面最差的了”后，盛可以決定回農村老家，推翻老宅，為母親蓋一棟小樓。

在外多年打拼的經歷，讓盛可以原本以為在農村建房不過小事一樁。讓她沒想到的是，當“有利可圖”的房子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時，事情開始變得愈加紛紜復雜起來，也讓她經歷了一場漫長的、痛苦的煎熬：

揣著明白裝糊涂的母親，在子女面前表現出不講道理的明顯偏心；并沒有出資的大哥大嫂卻認為自己作為長子家庭理應享有房屋產權；生活陷入經濟困頓的三姐受到娘家親戚的嫌棄；妯娌之間真真假假的“體己話”；當面十分友善的親戚，扭頭就“背刺”……

更別說那些沒有契約精神的施工隊，這些讓在鄉村倫理漩渦中打轉的盛可以身心俱疲。

盛可以

“人是環境的產物。熟悉建筑工程，了解人心人性，接觸各式各樣的人，遇到大大小小的欺騙，像一個為了生存的野蠻人，剽悍得面目全非。”房子建好后，盛可以躲到益陽桃江附近的山里閉關，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創作，一口氣寫完六萬字全文，每一個字都是情緒的嘶吼，乃至于“犯下了情緒化發泄的寫作大忌”。

對于她而言，《建筑倫理學》就“像是從我的生命中長出來，我從沒有經歷過如此巨大的、來自日常生活的痛苦”。

在小說里，女主人公最后在現實與親情中達到和解。在采訪中，盛可以告訴紅星新文化記者，這是一部“如建筑般從真實的土壤里長出來”的小說，對她而言不僅有著非寫不可的創作欲，也具有特殊的價值：“我甚至不把它當作文學作品，而是自己當醫生，給自己把脈，給自己看病，寫作就是治療，語言就是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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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紫孤身一人，所有的愛只能傾注給原生家庭，通過晚輩的事，她才慢慢意識到家庭結構已經變化，原生家庭早已不存在了，他們專注于各自的小家庭，對她的情感比重，和她對他們的情感比重是完全不相等的，她成了他們的一個遠親。

——《建筑倫理學》

紅星新文化：選入《建筑倫理學》里的幾篇中短篇小說里，都有一位“吃苦耐勞”“有責任感”的女性，她們被親情、責任、家庭倫理所束縛，背負起沉重的經濟和精神負擔。這是你寫作時候的自我投射嗎？你如何看待這樣的女性角色和女性責任？

盛可以：我覺得我作品中的女主角，心靈精神受束縛的不多。她們多是自我意識很強的女性，獨立、堅韌，敢于追求自我，解放自我。

這本書中的萬紫，還有薔薇，她們的責任感與擔當感是天生的，有的女性天然具有這類精神，并非活得隱忍負重。而且她們非常樂觀，她們的奉獻是出于愛，并且在這種奉獻中感受到個人價值與快樂。她們是主動的，與被動承受的心態肯定不同，主動施予幫助能享受助人之樂，被動承受承擔，則不可避免的會有抱怨與郁悶，會覺得苦澀，不公平等等，這時候她便是處在束縛之中了。

紅星新文化：在你的幾篇小說中，雖然女性角色一開始都或多或少內心有些許怨言，但最后總有一絲溫情出現，似乎合理化了她們身上所承擔的家庭責任。這樣的處理，是為什么？

盛可以：我沒有考慮過這層因素。但是，溫情、寬恕、救贖，應該是人世間的重要東西，也是人性美好的一面。

小說可能描繪人性的善惡兩面，善的一面是充滿希望與光明的，是有價值的。惡與陰影，是襯托善與明媚的。光明具有穿透黑暗的力量。我有時能夠感覺到某個女性身上有一種英雄主義色彩與犧牲精神（不是犧牲自我），且這種犧牲也使她變得更為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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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紫的心被戳了一個窟窿眼，所有的熱情、欣喜、驕傲，紛紛從這個洞里飄漏下去，像下雪一樣。她后悔沒有早些醒悟，跳出原生家庭的心理框架。過去她和他們是一家人，現在她也認為他們是家人，但在他們心里，她早就只是一個親戚了。家人和親戚不同，親戚是由家人分裂出來的，家人卻不是親戚組合能成的。

——《建筑倫理學》

紅星新文化：你和萬紫一樣，也是一位從農村走出去的人。你如何看待自己與家鄉、家鄉人的關系？這是否會有身份認知上的糾結？

盛可以：年輕的時候，就想要成為一名思想深刻的知識分子。一直在水中掙扎，游向自己理想的目標。更小的時候，就想做與周圍不一樣的人，做不一樣的事，去不一樣的地方。

當然不管走多遠，在家人的心目中，我都是家里最小的那個孩子。雖說不能相互理解，至少我有能力理解他們。家鄉和親人，是一個人不可抹去的源頭，更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你無可選擇地被分配到這里，你的任務就如打游戲闖關，一關接一關地活下去。 

紅星新文化：涉及農村家庭倫理問題，又是自家親人，在創作的時候是否會有所顧忌？創作完成后家人們對這篇小說如何評價？是否會迎來新的家庭糾紛？

盛可以：對我來說，文學創作是一場遼闊草原的撒蹄狂奔，沒什么需要瞻前顧后的。這是文學所賦予的自由。我記得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說過，為了適應所有人而修剪自己的人，很快就會只剩下骨頭。做人和作文是一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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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沒搬進新家安居，她就無法安心創作，不創作就沒有經濟收入，生活在債務的重壓下，無法輕松地呼吸。

——《建筑倫理學》

紅星新文化：在《建筑倫理學》中，萬紫原本希望安安靜靜地寫作，但總是被打擾。這是不是在現代社會中重新對伍爾夫的“一間只屬于自己的房間”的反思？你認為如今的女性如何才能擁有一間只屬于自己的房間？

盛可以：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這個概念可以理解得更抽象一點，象征著女性的經濟獨立、精神獨立、人格獨立，建立自己主導的世界，像男人一樣頂天立地。因此也需要社會給予女性各種與男性平等的機遇與待遇，在同樣的土壤中，女性能夠與男性一樣茁壯。

紅星新文化：我知道《建筑倫理學》緣起于你回鄉建房的真實經歷，但這篇小說在鄉村倫理的描寫中十分混沌復雜。哪部分是小說的藝術加工？

盛可以：這部作品唯一的藝術加工就是語言和敘事。也許有人會覺得寫得過于真實，因為過于真實而失去了飛翔的輕盈，失去了文學的可能性，我其實也是特別推崇拉美文學的魔幻想象，比如胡安·魯爾福的死活人，馬爾克斯的飛毯，還有“時不時我嘴里會吐出一只兔子”的科塔薩爾，他甚至聲稱自己讀過弗洛伊德所有著作，并依靠寫作治愈了種種精神病。我和馬爾克斯一樣，在讀到科塔薩爾時，心里明白自己想成為那樣的作家，只不過馬爾克斯做到了。

而我覺得自己的寫作仿佛是只風箏，即便飛到了空中，仍有一根線系在大地上。我希望有一天能掙斷這根線，讓云朵變成土壤。無論如何，文學創作有一種潛在的游戲性質，是嚴肅的、鄭重其事的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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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一扭頭走開了，這是她的習慣動作。不知道是不懂表達，還是不屑一說。她總是無法把一個事情說透，無法水落石出，每次溝通，總是隨著她脖子一扭宣告終結。只有和阿桂聊天，對于東家長西家短的事情，她才有滔滔不絕的見解和評析。

——《建筑倫理學》

紅星新文化：你認為農村和城市的人際倫理關系有什么不同？人們常說城市人際關系淡漠，但《建筑倫理學》中互相算計的親戚關系，是否其實意味著另一種人際關系淡漠？

盛可以：農村人有農村人的短視，城里人有城里人的市儈，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散發出同樣的人性之味。現在的鄉村比起三十年前，的確少了一些淳樸、熱情，人們變得更實際，也更淡漠。窮親戚有算計，豪門也有恩怨。利益驅使，總會激發潛在人性中真實的一面。

紅星新文化：如今的年輕人們十分重視原生家庭問題，“把自己當小孩重新養一遍”“脫離原生家庭”“與原生家庭斷聯”，但你的小說似乎將女性角色與家庭聯系得非常緊密。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盛可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體驗，因而也會有不同的生活態度、價值觀、人生觀。小說中的萬紫的精神仍然活在過去的原生家庭中，過去了那么多年，原生家庭的人依然那么貧困，那么脆弱，只有她脫胎換骨，她把自己當成整個家族的拯救者，這里頭既有天性，也有生活現實的因素，因為原生家庭是她在這個世界上全部的親人。人是形形色色的，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各種各樣，我不太相信在家庭人際關系中有什么潮流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