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北京城果實飄香、秋色斑斕時節，迎來了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召開，習近平總書記主持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給包括文藝評論工作者在內的全國文藝工作者帶來極大啟迪和鼓舞。今天繼續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不由得產生新的思考：文藝評論或文藝批評能夠為當前新時代北京文藝精品創作做些什么？

文藝批評應當助推文藝精品創作

當前重溫這部重要文藝文獻中有關文藝評論或文藝批評的指示精神，深感對于北京文藝精品創作研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習近平總書記要求“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文藝評論工作”，指出“文藝批評是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這里規定“文藝批評”對于文藝創作有著“鏡子”和“良藥”等重要功能，并且同“多出精品”緊密相連，強調它是生產更多的文藝精品的“重要力量”。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文藝評論應當發揮其應有的“批評”功能：“文藝批評要的就是批評，不能都是表揚甚至庸俗吹捧、阿諛奉承”，不能“一點批評精神都沒有”。“文藝批評就要褒優貶劣、激濁揚清”，這是要求文藝批評辯證地指出文藝作品同時存在著優點和不足，要清除壞的和表揚好的。這是由于“有了真正的批評，我們的文藝作品才能越來越好”。

習近平總書記還就文藝精品創作提出了“三精統一”的標準：“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而文藝評論工作者要真正從文藝作品中揭示這種“三精統一”，就需要努力“打磨好批評這把‘利器’，把好文藝批評的方向盤，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如果說“三精統一”指的是文藝作品應當同時在思想性、藝術性和制作上都做到“精益求精”，那么，“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就是要求文藝批評工作者應當自覺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人民文藝視角、藝術眼光和美學尺度去綜合衡量文藝作品，全面評判其在精品創作上的成敗得失，從而真正成為文藝精品創作的“利器”和“方向盤”。這些論述對于當前做好北京文藝評論工作、助推新時代北京文藝精品創作提供了遵循。

當前北京文藝評論，應當依據一定的文藝理論去評說和論述一般文藝創作現象，但特別針對當代新的文藝精品創作現象而發言、發聲和作出有褒有貶的評價，正是其當務之急，恰如別林斯基所說它是“一種不斷運動的美學”。文藝評論作為“不斷運動的美學”的角色正表現在，它需要在運用文藝理論去評說新時代北京文藝精品創作現象的過程中，不斷建構新的美學理論境界。

總結北京文藝精品創作成就

首先，北京文藝評論界應當自覺承擔起總結十年來北京文藝精品創作成績的任務，以便為未來北京文藝精品創作提供新的符合時代精神旨趣的示范。假如北京文藝可以按照說北京話的京味文藝、講述北京城故事的京情文藝和傳達北京人眼光的京風文藝去梳理和分類的話，那么，這十年在上述三類文藝精品創作方面已經取得相當可觀的成績。

京味文藝方面涌現出一批引人注目的作品：長篇小說《心靈外史》和《漂洋過海來送你》分別通過主人公楊麥和那豆的精神困境及其對精神家園的追求，反映了新時代北京居民的精神狀況及其自覺的心靈訴求；電視劇《情滿四合院》透過京城四合院居民何雨柱和秦淮茹同許大茂等之間的鄰里紛爭及其協調，詮釋了新時代北京人應有的仁厚和友善等優良品格；電視劇《正陽門下小女人》以徐慧真一生的為人和經商理念為核心，通過其對于家族、鄰居、公司等相關社會關系的處理，揭示了社會變遷中個人的仁厚、友善和容讓等精神品質的重要性及其永恒價值；原創話劇《簋街》透過簋街餐飲業品牌“酒盈樽”的興衰變遷，述說李家和金家成員在時代變遷中的命運變化；話劇《鼓樓那些事兒》根據英模人物事跡原型改編，由社區巡回法官趙曉海在鼓樓苑社區一天的辦案故事，串聯起當代北京居民的家長里短和喜怒哀樂，贊揚了基層法官克服困難而全心全意為民作主的工作作風；話劇《永定門里》聚焦于派出所所長肖大力和潛伏特務馮靜波之間長達三十余年的偵破與潛隱的較量，由此牽連出兩個家族之間以及鄰里之間的恩怨糾纏，反映了當代北京社會生活的變遷氣象。這些作品注意在北京話的表現中發掘北京居民的精神變遷軌跡及其新時代風貌。

京情文藝方面也成績可觀：由北京某醫院醫生撰寫的長篇小說《白色城堡》講述了“急診四杰”的逼真而感人的故事，他們在急診科面臨種種難題之時相互幫扶和鼓勵，傳達了“醫者仁心”的理念，特別是突出了“良知”對于醫生的重要性，而據此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也贏得觀眾贊譽；小說集《北京西郊故事集》收入《屋頂上》《輪子是圓的》《六耳獼猴》《成人禮》等小說，講述來自外地“花街”的一群年輕人在北京的日常生活故事，透過外地居民的“京漂”生活來表現新時代北京居住者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狀況；舞臺劇《香山之夜》以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解放南京為時代背景，構想出毛澤東與蔣介石之間的跨時空對話情景，再現了當時“兩個中國”的歷史命運的抉擇，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成功和國民黨為什么失敗的時代之問；電視劇《香山葉正紅》以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澤東同志和中共中央入駐香山“進京趕考”為主線，敘述解放全中國、籌建新中國新制度構架的歷史性轉折故事，由此凸顯出當代中國領導人一心為民的“初心”和“趕考”不止的創業創新精神；電視劇《一路朝陽》講述外地來京生活的一對閨蜜李慕嘉和田蓉在京城頑強打拼的經歷，重點闡發只有經濟獨立才能精神自主的當代女性生存理念。這批京情文藝作品所講述的外地居民在京生活故事中，既有普通人也有歷史名人，這些人物形象從不同方面共同形塑出北京城市的文化品格。

京風文藝方面則佳作頻現：長篇小說《望春風》將關注的焦點投寄到長江邊上儒里趙村村民趙伯渝和春琴，以簡約手法和“直而溫”修辭寫出他們經歷的20世紀50年代初到21世紀的鄉村社會變化以及其中的生態環境惡化狀況，透露出作家對于長江沿岸自然環境治理和鄉村社會治理的強烈呼聲；長篇小說《寶水》和《野望》分別以中國傳統四季和二十四節氣為分章體例的依據，講述了外地鄉村生活的當代風情，尤其是在女性人物的心理刻畫上體現創新的銳氣；影片《長津湖》和《長津湖之水門橋》系列以伍千里和伍萬里兄弟為焦點，塑造了抗美援朝戰爭中志愿軍指戰員的英雄群像，注意把新生的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的父子關系（毛澤東同志同毛岸英之間）同普通中國人的父子關系（伍千里和伍萬里同其父母之間）聯系起來敘述，歷史性地回答了我軍抗美援朝勝利的歷史性地位及其原因；影片《一秒鐘》圍繞電影膠片而發生的張九聲與劉閨女之間的奇特故事，講述艱苦生活環境下家庭親情關系的重要價值，反映出人們對電影藝術的迷戀和熱愛；影片《你好，李煥英》借助于20世紀80年代前期國營大工廠的生活追憶及其與當代生活風尚之間的對比，反映出人們的懷舊心理和追求純真情感的渴望；舞劇《五星出東方》利用新疆和田尼雅考古遺址出土的織錦護臂及其他相關考古文物資料，展開豐富的舞蹈想象力，虛構出漢代西域精絕城及其公主春君同中原戍邊將領奉及建特人等之間的多重關系，讓觀眾在欣賞精彩的漢代中原風舞蹈、西域風舞蹈以及兩者相互交融的基礎上，品嘗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親如一家的意味。這些京風文藝作品雖然沒有直接描寫北京城和北京人，但通過描寫京外生活乃至國外生活狀況，展現了新時代北京人的精氣神。

值得北京文藝評論界總結的，除了上述京味文藝、京情文藝和京風文藝三重景觀外，還有新時代北京文藝創作中生長和呈現出來的其他新型文藝理論萌芽或元素。例如一批作品在自覺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古典心性論傳統去接納、包容和轉化外來現實主義精神方面取得顯著進展，直到產生出中國式心性現實主義范式的成熟之作，如長篇小說《望春風》《人世間》《白色城堡》，電視劇《情滿四合院》《正陽門下小女人》《一路朝陽》，話劇《永定門里》等。它們共同地發揚古典心性論傳統中的“心學”或“良知”智慧，對于當代中國人的生活狀況作了新的體驗和理解，從而展現了現實主義精神在新時代北京文藝中的新氣象。

找準北京文藝精品創作癥候

從上述極簡要的描述可見，北京文藝在精品創作的道路上已經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績，而對于這些成績作理論總結、概括和提煉，應當成為北京文藝評論界需要全面和深入展開的重要任務。與此同時，在總結北京文藝精品創作成就的同時，還應當致力于反思北京文藝精品創作中存在的不足，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找準北京文藝精品創作中存在的癥候或短板，進而予以改善或糾正。

同全國文化中心建設目標相比，北京文藝精品在數量上還不夠充足，在質量上還需不斷提升。一部精品的出現總有其藝術規律可循，而對此加以總結和提煉直到形成特定藝術樣式或類型的藝術規律，就有可能讓這類文藝精品創作不再成為孤立或曇花一現的現象,而是成為可持續再生產的開端性范本，例如《人世間》和《五星出東方》等作品能否在將來形成持續和擴大的產品鏈。

再有就是一些重大主題創作僅僅滿足于說大話和照搬套話，在缺乏生活體驗時就硬行上馬，導致敘述呆板、乏味而喪失應有的感染力。這就需要在評論中提醒文藝家將重大主題創作同自身的生活體驗基礎和創作個性結合起來。

為什么一些服務于首都演藝機構的優秀人才在本機構默默無聞，而在外地則佳作頻出而名滿全國？這里面就有北京文藝體制機制的改革問題。北京文藝人才固然有義務為全國文藝發展作貢獻，但優先服務于北京文藝精品創作畢竟才是當務之急。如何為北京優秀文藝人才優先服務于北京文藝精品創作而設計出合理有效的文藝體制機制，確實應當成為北京文藝評論界深入探討的問題和課題。

構建未來北京文藝精品創作的理論參照系

面向全國文化中心建設的未來，以及面向北京城市的“四個文化”（即古都文化、紅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創新文化）和“四個中心”（即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等建設目標，北京文藝評論界需要探尋與此相適應的北京文藝精品創作新路徑。為了完成上述文化使命，未來北京文藝精品創作需要繼續貫徹落實《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據此制訂出更高的奮進目標、更扎實的創作方法和策略以及更有效的保障措施。這就需要充分總結和吸收新時代十年來北京文藝精品創作的經驗，對照那些值得記取的教訓，并將它們予以理論化提煉和提純，從而形成未來北京文藝精品創作的理論參照系。這種理論參照系，應當來自于新時代北京文藝精品創作成敗得失的全面而深入的總結，形成對于新時代北京文藝精品創作經驗的概括，對照未來北京文藝的文化使命而作新調整，制訂出北京文藝精品的評價指標體系，切實指向更多文藝精品佳作的創作和擴大再生產。同時，北京文藝評論界還應當同全國文藝評論界同行一道探討助推中國文藝走出去的路徑，例如在分析以往中國文藝走出去的經驗和教訓基礎上，探討未來北京文藝精品更多、更快和更高效地走出去的方略和配套措施。這就需要同時研究國內觀眾和國外觀眾的審美需求、文化品位以及文藝鑒賞習俗，找到一條或若干條同時契合于中外觀眾文藝鑒賞需要的精品創作路徑。

回顧十年來北京文藝發展足跡，深感《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如“新雨”給文藝界帶來天朗氣清的新氣象，讓文藝評論工作者感受到評論正當時的強烈自覺，積極加入到文藝評論創新行列中，為新時代北京文藝精品創作作出評論者應有的新建樹。

（作者系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