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從小吃著山芋長大的。

山芋，家鄉的老人們叫紅薯。老家什么時候開始種植山芋不得而知，反正從我兒時起村里就有了種植山芋的習慣。大馬閘口村地處黃河故道，多沙質土壤，適宜山芋的生長，所以是家家戶戶都種植的農作物。但那時僅是為了吃鮮，栽種的面積也比較少。每年入冬前，村里人都要在村前、房后或棗樹行隙間挖一個地窖，把秋季收獲的山芋貯存起來，這樣就可以從秋入冬一直吃到來年春天。在這個漫長的日子里，除逢年過節外，家家戶戶的早飯恐怕沒有不喝山芋粥的。

建國初期，上級派來一位駐村干部，老百姓都叫他“于指導員”。他告訴大家：山芋不光能鮮吃，還能切成片曬干，軋成面蒸窩頭或餅子吃。于是，有的人家按照他的話做了。 剛開始，人們覺得蒸出的窩頭、餅子吃到嘴里甜甜的，確實不難吃。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以至于成了農家孩子們喜愛的零食，有時作為稀罕物，分享給還沒有山芋面的人家。從那時起，越來越多人家開始有了曬少量山芋干嘗鮮的習慣。

轉眼到了1958年夏季，因為山芋高產，上級要求大面積種植。其實那時村前村后的高地里栽種的都是山芋，但上級領導認為力度還不夠，讓洼地里也必須改種山芋。我們村北有一片幾百畝的低洼地，叫郭家洼，黑粘土本來不適宜山芋生長，何況當時滿洼黑油油的玉米已近膝蓋高。工作隊調來了一輛那時少見的拖拉機，要強行把玉米毀了改種山芋。村上的干部無人敢阻攔，只好慌忙派人跑到畢孟，告知正在那里幫助工作的村里老書記劉耀庭。殘廢軍人出身的老書記聞訊火速趕了回來，沒進村便直奔郭家洼。他來到正在耕地毀苗的拖拉機前面，手指著駕駛員大喝一聲：“你給我站下！大馬閘口村這一千多口老百姓秋后還指著這幾百畝棒子（玉米）跟我要吃的呢！”最終，還是因為有老革命資格的老書記的阻擋，郭家洼的玉米才沒有被毀掉。玉米雖然保下來了，但大面積栽種山芋的做法卻推廣開了，從此山芋成了家鄉的主要農作物。

山芋栽種分春夏兩季，長出的塊莖分別叫春山芋和晚山芋，農家又把晚山芋叫麥茬兒，因為它是在收了麥子以后栽種的。春山芋塊大，淀粉多，產量高，但不耐儲藏。除了入冬前吃鮮的，絕大部分需切成片后曬成山芋干，為此，山芋面成了當時農家的主要口糧（山芋算糧食作物，四斤鮮山芋頂社員一斤的口糧指標）。原先農家栽種山芋都是鮮吃，重視的是口感，從1958年開始重視的是產量，舊的品種就被淘汰了，換成了高產但不好吃的新品種。這樣的山芋面蒸出的窩頭、餅子沒有了甜味，又缺少玉米、高粱面的香味，非常不好吃，大家吃得膩膩歪歪，被形容為“塑料窩頭”、“塑料餅子”。

栽種山芋，加大了農家的勞動負擔。且不說春季的育秧、栽種，每年秋季完成小麥播種后，緊接著就到了山芋的收獲日子，生產隊全力以赴，起早貪黑地收山芋。早晨、上午，老人、小孩在前面用鐮刀打秧子，男女青壯年用泥叉在后面刨；下午，再把地里刨出來的山芋擔挑筐背地堆放在一起，評估出重量，再用人抬著一秤一秤地按人勞比例，一堆一堆地分到社員各戶名下。傍晚，無論大人孩子，也不分上班、上學的和從事其他勞動的人們，都要趕到分山芋的地里。人們車推肩挑，把山芋從田間運到家里。那時每到晚上，家家戶戶都是切山芋的聲音，一直切到深夜，還要用水扁擔把一筐筐切好的山芋片提到房頂。天亮后，再上房把昨晚新切的山芋片一片一片地擺好晾曬；待曬干后，趕緊收集起來，騰出地方再晾曬新切的山芋片。那個年代，每到山芋的收獲季節，遠遠望去，家家的屋頂上都曬滿了白花花的山芋干。遇上秋雨連綿的日子，屋頂的山芋干都發了霉，變成了黑色，大家干著急沒辦法。那份焦急、痛惜的心情，至今還深深地留存在我的記憶里。

吃大食堂，社員的口糧不準分到各家了，而是集體儲藏，所以山芋干就在種植山芋的地里直接晾曬。當時人們也曾發明了山芋切片機，分大、中、小三種。大型的切片機需要兩隊人用大繩牽著一松一拽做動力，運轉起來，山芋片漫天飛舞，場面也是相當壯觀。中型切片機用腳蹬，小型切片機用手搖。但不管是大型切片機也好，中、小型切片機也好，都容易把山芋擠碎，損毀的現象比較嚴重。等到大食堂解散以后，口糧分到社員家里，切片機就再也沒有人使用了。開始人們用菜刀切，后來發明了小鍘刀，雖然比用菜刀切的快了，但切出的山芋片厚薄不一，不是理想的工具。而且這種工具很不安全，稍不小心，就會把手指切破，鮮血直淌。慢慢地不知誰根據礤蘿卜的礤沖子的原理，琢磨出了礤山芋片的礤沖子，這種略帶原始風格的作業工具，人們一直使用到改革開放不再曬山芋干為止。

說起山芋，有一件至今難以忘懷的往事。那是1968年的初冬，我剛從學校畢業回家不久。一位參加過平津戰役、解放后復員回鄉的本族爺爺，深秋的早晨下地刨山芋，把僅有的一件棉襖忘在了地里被人拿走。沒有錢，他只好打算把山芋運到縣城，換點糧食再順便賣點錢添件棉衣。他招呼了我們幾個鄰居，半夜起身，每人用獨輪車推著幾百斤重的山芋，頂著北風，順著坑坑洼洼的津鹽公路，一路顛顛簸簸趕往縣城。由于患氣管炎，大家陪著這位族爺一路上不知歇息了多少回，早晨八點左右總算來到了黃驊城里。我們幾個把裝滿山芋的小推車剛剛停放在原縣政府東面的路口上，從縣政府后頭糧食局的東門里走出來一個穿草綠色上衣的人，不容分說，逼著我們把裝著山芋的小車推到了當時的直屬庫，盡管大家苦苦哀求，但最終還是以每斤只給一分多錢的價格通通給變賣了。更讓人氣憤的是，當著這些眼含淚花的老百姓，幾個穿戴整齊應是在國家機關工作的人員，嘻嘻哈哈地每人挑選、裝滿了一袋山芋，在磅秤上象征性地稱了一下，心滿意足地提著走了。記得當時有著相同遭遇的不知是哪個村的一位農民含著眼淚，用帶哭腔的語調大聲說：“你們這樣做，給貧下中農的滋味太難受了！”我曾用打油詩記下了這件往事：“雄雞未啼天滿星，夜半坎坷路不平。家貧偏遇順手客，出門更遭頂頭風。忍把口糧推街頭，欲換棉衣進縣城。可憐寒民滴滴淚，難阻官員嘻笑聲。”

在1958年成立大食堂的初期，人們的伙食吃的還算不錯，到了秋季，每人頓頓除了有“小火輪”(餅子)吃外，還有大鐵鍋烀的熟山芋。每到食堂開飯時，那香甜的氣味彌漫在空氣中，真使人垂涎欲滴。當年我最愛吃的就是那新出鍋的熟山芋了，也是從那時起，它就成了我一生的至愛。慢慢地，山芋舍不得烀著吃了，大都切成了山芋干，用山芋面蒸的窩頭、餅子，成了唯一的餐桌上的飯食。隨著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到來，食堂辦不下去了，家家戶戶餐桌上純山芋面的東西都見不著了。低指標，瓜菜代，山芋面摻上米糠、野菜甚至港菜等蒸出來的東西有多難吃，恐怕沒吃過的人們想象不出來。那時候人們面對著放在桌子上的糠其旒、菜烀餅、膊啦蓋，特別是看著那些骨瘦如柴、饑腸轆轆的老人和孩子，大家都說：“什么時候能吃上一頓不摻糠菜的餅子、窩頭，哪怕是純山芋面的也行啊！”

打倒了“四人幫”，文革結束以后，不久國家的糧食政策有所松動。雖然山芋的種植面積還很大，但可以多種經營了，于是生產隊開辦了干粉房，把大量的山芋秋季收獲后加工成了制作粉條的“淀粉”；再有就是拿出去交換糧食。當時，附近十里八村，也有稍遠一點像城關公社如苗莊子有的生產隊，都紛紛用膠輪大車拉著玉米、高粱到我們村里換山芋。生產隊上的大馬車也把山芋拉到黃驊城里及附近村莊，與城里吃商品糧的居民和附近不種植山芋的社員們交換糧食。那時，“馬閘口的山芋”好吃，在黃驊一帶是出了名的。只要聽到街頭吆喝“馬閘口換山芋的又來了！”大車前很快就聚攏了很多人。可惜的是，直至今天，“馬閘口的山芋”沒有形成產業，卻讓相鄰的孟村縣楊寨村的山芋占據了黃驊的市場。現在，“馬閘口的山芋”好吃，恐怕鮮有人知了。

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山芋種植得少了，人們再也不曬山芋干了，山芋面從此退出了人們的餐桌。偶爾有的人家曬上一點山芋干，卻成了餐桌上的“珍品”。但時至今日，山芋仍然是馬閘口一帶農民們家家必種的農作物。除了秋、冬、春三季自食外，更是饋贈親朋好友的佳品。而且人們越來越追求山芋的口感，像原先雖然高產、淀粉含量高的白瓤山芋，如“徐薯18”等品種早已被人們淘汰。種植的都是紅瓤的、含糖量高的“唐山紅”、“北京紅”等品種。

西晉文學家張翰，江蘇吳縣人，在北方做官時，因秋風起而思念家鄉的“莼羹鱸膾”，竟辭官歸鄉。有人說他多年在洛陽任齊王司馬炯的屬官，官職不高，難以施展抱負；又因官府諸事繁雜，頗多不順心之處；加之他預見到司馬炯將要垮臺，恐累及自己，便想避禍退隱。以我對山芋偏愛的感受，我寧愿相信這是美食與鄉愁的淵源。如今，每逢山芋收獲之日，身回故里，總讓家鄉的親人們給我熬山芋粥或烀山芋吃。我愛吃家鄉的山芋，特別是用大鐵鍋烀熟的山芋，色焦嫩黃，未揭鍋便香氣襲人，甜味濃郁，使人百吃不厭。記得有次回村，帶回來在自家的大鐵鍋里烀熟的山芋，連平時不愛吃山芋的兒子都連說：“好吃！好吃！”我曾寫下了這樣的句子：“添得新柴入灶膛，大鍋烀成焦嫩黃。香過莼羹鱸魚膾，歸鄉最愛秋風涼”。事已經年，年近古稀的我直到現在總感覺不論什么美味佳肴，都不如家鄉沙土地里長出來的山芋好吃。

我熱愛家鄉，眷戀故土，對從小就陪伴我成長、給我帶來無數美好感受和記憶的山芋的感情，千言萬語難以用文字表達。只好用我的打油詩結束吧：“瓤似蛋黃色倍紅，甜如柿子味更濃。不求天天魚蝦宴，餐有山芋我不窮”。

（首發于中國作家網駐站內刊《渤海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