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為開端，習近平總書記先后就文藝工作發表了很多重要論述，為新時代文藝的發展繁榮提供了思想指引。這些重要論述在新時代語境下提出和闡發了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發展中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其中包括文藝與時代的關系問題。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之上，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在反映時代生活與引領時代進步的有機統一中重置了這一傳統理論關系，而且在這一理論關系的重置中對文藝與人民、文藝與中國精神建構、文藝發展道路與“兩個結合”、文藝發展規律與黨的領導等其他重要理論關系和問題作出了新的論述和闡發。為此，要全面完整地把握習近平文化思想的豐富內容，認真學習領會其關于文藝與時代關系的論述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新的歷史方位上認識文藝的社會地位和時代使命

將文藝發展和文藝理論與批評問題置于廣闊的社會生活尤其是當下的時代生活中加以對待和思考，構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方法論上的一貫傳統。《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所講的五個問題都富有文藝與時代關系的理論蘊含

文藝與時代的關系包含了兩個層面上的問題：一個是在宏觀上，將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現象的文藝置于與時代生活的關系中加以對待，并從這種關系中思考文藝的各種實踐和理論問題，這從根本上涉及到文藝工作和文藝研究的思想認識方法問題；一個是在文藝理論話語知識體系建構中，將文藝與時代的關系作為與其他理論問題并列存在的一個問題來研究，其中包含文藝如何在時代生活中生成與發展，以及它對于時代生活所具有的價值和作用等問題。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與時代關系的論述，應該同時關注到這兩個層面，首先是第一個層面。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將文藝發展和文藝理論與批評問題置于廣闊的社會生活尤其是當下的時代生活中加以對待和思考，構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方法論上的一貫傳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討論文藝工作，也應該這樣做”（《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正是基于中國的抗日戰爭當時所面臨的歷史局勢、中國大地上已經有了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工作環境和任務有所區別以及當時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中已經發生了許多爭論這些實際存在的事實，毛澤東提出并深刻闡述了文藝與革命、文藝與生活、文藝與人民的關系，解決了當時革命文藝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服務對象、文藝源泉、斗爭方式和文藝家必須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等問題。新時期之初，整個國家的社會生活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改革開放，同時黨中央對文藝政策作出新的調整，基于這些變化了的時代形勢，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從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建設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時代任務重新確立了文藝的時代任務，對文藝與人民的關系、文藝與時代的關系作出了新的論述，并期待文藝工作者創作出無愧于我們偉大人民、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鄧小平之后，江澤民、胡錦濤在歷次文代會和作代會上的講話，與毛澤東、鄧小平的一脈相承，也都富有獨特的時代蘊含與特質。

習近平總書記對新時代文藝問題的論述在思想認識方法上繼承了由毛澤東所開創的上述傳統。這首先突出地體現在習近平總書記總是從時代大勢和時代任務中思考文藝工作和文藝問題。《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所講的五個問題都富有文藝與時代關系的理論蘊含。其中，第一個問題專講文藝在時代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個問題專講文藝繁榮發展的根本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在第一個問題開始，習近平總書記首先提問“為什么要高度重視文藝和文藝工作？”其回答則是要把這個問題放在我國和世界發展大勢中來審視。從人類社會的發展大勢來說，人類文明的每一次升華，無不伴隨著文化的進步，沒有文化上的繁榮發展，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從我國社會發展的大勢來說，實現黨的十八大確立的“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是長期而艱巨的偉大事業，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提供偉大精神的支撐。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文藝擔負著在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進步的要求中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的使命和責任，在舉精神旗幟、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從這樣的高度認識文藝的地位和作用及其歷史使命和責任，可以說是在一個高瞻遠矚的宏大視野中準確地錨定了中國新時代文藝的歷史方位。此后，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和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兩個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文化興則國家興，文化強則民族強”（《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等重要論斷，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文藝在當今時代地位和作用的認識。

習近平總書記從時代演變和文藝發展的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中提出和論述時代性文藝理論和實踐問題。《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所講的第二個問題中，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提出了衡量一個時代的文藝成就最終要看作品的觀點，強調必須把創作生產優秀作品作為文藝工作的中心環節，作為文藝工作者的中心任務和立身之本，而且從這樣的觀點和要求出發審視中國當代文藝的現實狀況，指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文藝創作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并對有些作品思想內容和藝術質量上存在的諸多問題給予了嚴肅的批評。基于當代文藝面臨的新的社會生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基于文藝家中存在的突出的“浮躁”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藝家要以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打造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藝術精品，要取法于上、志存高遠，在與時俱進中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和人格修為。此外，習近平總書記還針對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改變了文藝形態，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藝類型，也帶來文藝觀念和文藝實踐的深刻變化這一新的文藝發展現實，提出要加強對網絡文藝創作生產的正面引導力度，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團結和吸引新涌現出的文藝組織和文藝群體，引導他們成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有生力量。這些相關論述，為我們運用正確的思想認識方法研討文藝問題作出了榜樣。

在書寫時代生活、引領時代進步中重置文藝與時代的關系

要履行文藝反映時代的使命，文藝家不能僅僅滿足于跟在時代生活后面，做客觀的書寫者和記錄者，還要自覺地立身時代生活潮頭，做時代精神的弘揚者和時代進步的引領者。“代表”時代風貌，屬于再現現實的問題，而“引領”時代風氣，則提出了文藝對時代進步的主動歷史責任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的文藝論述從學理性上對文藝與時代的關系作了深刻、辯證的論述和闡發。這一方面，堅持守正創新的思想理念，既高度認同文藝是時代生活的反映這一傳統理論觀念，又依據新的歷史條件為這一理論觀念注入了新的時代內容，強調文藝家要在以正確的歷史觀真實地書寫時代生活的同時，還要以時代精神之光引領時代進步，要在書寫時代生活、引領時代進步中進行無愧于時代的創作。

文藝是社會生活的產物，是開放于時代生活土壤之上的精神花朵，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一個基本觀念。列寧以“鏡子”說揭示托爾斯泰創作的革命意義，毛澤東以“源泉”之喻形象揭示文藝創作的社會生活本源，都是文藝與時代關系的經典之論。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僅引述南北朝時期劉勰“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的論斷、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以及清代趙翼“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等來說明文藝要隨著時代生活而發展而創新的道理，還在引述大量中外文學發展史實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切轟動當時、傳之后世的文藝作品，反映的都是時代要求和人民心聲。”又說：“文藝只有植根現實生活、緊跟時代潮流，才能發展繁榮；只有順應人民意愿、反映人民關切，才能充滿活力。”此后，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又在總結文藝發展歷史規律的基礎上概括論述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征。”又說：“古今中外，文藝無不遵循這樣一條規律：因時而興，乘勢而變，隨時代而行，與時代同頻共振。”基于這種歷史總結與理論概括，習近平總書記進而明確提出了“反映時代是文藝工作者的使命”的命題，并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把握時代脈搏，承擔時代使命，聆聽時代聲音，勇于回答時代課題”。這一命題和要求，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反映論思想的深刻理論概括。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述，文藝要履行反映時代的使命，這首先就要求文藝家腳踏堅實的中國大地，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展現獨特的時代風貌，從而使自己的創作具有當代生活的底蘊。習近平總書記特別重視和強調如下幾個方面：其一，文藝對時代的書寫要把握歷史進程和時代大勢，反映千百年來中華民族歷經滄桑的歷史巨變，特別是要心系民族復興偉業，熱忱描繪新時代新征程的恢宏氣象。其二，文藝對時代的書寫要把人民作為歷史活動的主體，為時代和人民放歌，在人民的壯闊奮斗中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同時，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文藝要反映人民生產生活的偉大實踐，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樂的真情實感，反映出人民現實生活的無比豐富性與多樣性，使人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能在文藝作品中找到啟迪。其三，文藝的時代書寫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文藝家要以正確的歷史觀告訴人們真實的歷史，告訴人們歷史中最有價值的東西。戲弄歷史的作品，不僅是對歷史的不尊重，也是對自己創作的不尊重，最終必將被歷史戲弄。最后，文藝的時代書寫還有一個文藝表達的問題。文藝家應該具有走入生活、貼近人民、真實反映社會生活的基本態度，也要有以高于生活的視角來提煉生活的基本能力，文藝創作能力的展現應該建立在基本態度之上。為此，社會生活的色彩有多么斑斕、情境有多么豐富、韻味有多么醇厚，文藝作品的色彩就應該有多么斑斕、情境就應該有多么豐富、韻味就應該有多么醇厚。總之，歷史的變化和時代的進步，為文藝提供了無盡的礦藏，只有真正讀懂、讀透社會生活這本大書，上好社會這所大學校，才能創作出具有視野廣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的優秀作品。

要履行文藝反映時代的使命，文藝家不能僅僅滿足于跟在時代生活后面，做客觀的書寫者和記錄者，還要自覺地立身時代生活潮頭，做時代精神的弘揚者和時代進步的引領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代表”時代風貌，屬于再現現實的問題，而“引領”時代風氣，則提出了文藝對時代進步的主動歷史責任問題。文藝要承擔歷史責任，引領時代進步，首先要堅持和弘揚時代精神。新時代的時代精神就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精神命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體內容的中國精神。思想和價值觀念是文藝的靈魂和力量所在，“文藝的性質決定了它必須以反映時代精神為神圣使命”（《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其次，文藝要發揮引領時代進步的作用，還要始終把真善美作為文藝的永恒價值追求。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對改良社會風氣，提升人們的精神境界，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文藝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傳播者，用富有崇高價值、美好情感的優秀作品來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鼓舞人們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再次，文藝要發揮引領時代進步的作用，還需要文藝家正確地看待和反映時代生活。“文藝要反映生活，但文藝不能機械反映生活。”（《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現實生活中總是會有這樣那樣不如人意的地方，存在一些丑惡現象，這些現象不是不能反映，而是要解決好如何反映的問題。文藝工作者要對生活素材進行判斷，加以取舍，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東西表現出來，用理性之光、正義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堅持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真善美驅散假惡丑，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最后，文藝要發揮引領時代進步的作用，文藝家必須深入生活之中，立時代之潮頭，歷時代之風云，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只有如此，文藝才能“發時代之先聲、開社會之先風、啟智慧之先河，成為時代變遷和社會變革的先導”（《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那些脫離開火熱的社會實踐，在恢宏的時代主旋律之外煢煢孑立、喃喃自語的人，終將被時代大潮所淘汰。

新時代文藝要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

“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不僅僅應該成為文藝創作方法中需要研討的一個理論性問題，更應該成為廣大文藝工作者在新時代文藝創作中自覺踐行的一種文藝理念。只有擁抱光明和理想的文藝，才能給人鼓舞的力量和奮進的希望，從而發揮提振人民精神、引領時代進步的作用

在我國新文藝的發展中，關于文藝與時代的關系，實際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理論言說：一是由西方浪漫主義文藝觀念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啟蒙主義文藝觀念演化而來的“燈火”論，一是由西方文藝理論中的鏡子說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反映論演化而來的“源泉”說。“燈火”論由魯迅先生所提出，他在其作于1925年的《論睜了眼看》中說：“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源泉”說由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提出，強調人類的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比較而言，“源泉”說更重視現實生活的反映，“燈火”論更注重理想信念的表現。中國新文藝在其發展中本來是非常富有理想主義特點的，但是由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之后一些時期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極左政治對人們的政治理想和信念的嚴重扭曲以及改革開放之后西方思想文化思潮和市場經濟大潮對人們思想觀念帶來的極度沖擊，理想信念在一段時間里在社會生活中處于嚴重失落的狀態，在很多的文藝創作中，理想信念也嚴重缺失，甚至是被有意識地放逐了。直至今日，理想的缺失，依然是不少文藝作品存在的一個突出的問題，也是它們引起不滿、招致批評的一個重要原因。

上述狀況，新時期以來一直受到黨的領導人的高度關注。在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關于文藝工作的講話中，都著眼于文藝與時代進步的關系，不同程度上提到了文藝對時代精神的引領問題，提出了“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奮進的號角”等論斷。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講話，尤其重視文藝對時代的精神引領作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引述了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中關于要改造國民的精神首推文藝的觀點，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又引用了魯迅關于文藝“燈火”之喻的原話。因為重視文藝對時代的精神引領作用，所以習近平總書記也就特別重視文藝對理想信念的表達，強調文藝在記錄和書寫時代生活的同時，還要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創作如果只是單純記述現狀、原始展示丑惡，而沒有對光明的歌頌、對理想的抒發、對道德的引導，就不能鼓舞人民前進。”（《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由這些論述可見，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與時代關系的論述和理論闡發中，沒有對“源泉”說和“燈火”論做片面的選擇，而是將兩者有機地統一起來了。

從創作方法上看，“源泉”說與現實主義相關，“燈火”論與浪漫主義相關。長期以來，由于各種因素所致，中國文藝界一直非常注重現實主義，而在不少時期則相對忽視浪漫主義。20世紀50年代后期，毛澤東提出要把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但是由于大躍進時期新民歌運動及類似的文藝創作經常把浪漫主義導入對社會理想的“烏托邦”式演繹和藝術的極度浮夸，新時期之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主流文藝界不大再提“兩結合”創作方法了，浪漫主義也很少有人談及。基于對文藝與時代關系的上述辯證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重新提出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種創作方法的結合問題：“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此后，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又提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持以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人民的生活、命運、情感，表達人民的心愿、心情、心聲，立志創作出在人民中傳之久遠的精品力作。”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要求文藝工作者要“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創造，以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美學風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的藝術形象，為時代留下令人難忘的藝術經典”。由這些論述不難看出，習近平總書記是非常重視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問題的，論述建立在對時代生活的辯證理解之上。由于時代生活中總是存在美善、光明的一面，人民的心愿、心情、心聲中總是存在著對未來和理想的美好期盼，所以文學藝術對時代和人民生活的反映就不能缺失了理想的光照，就需要以浪漫主義的情懷與之相呼應。

進入新時代以來，文藝界非常關注如何建構文藝與時代之間的關系問題。近些年來，有媒體發起了“新時代與現實主義”大討論，意在重拾現實主義精神，介入時代生活與時代癥候。還有學者在相關研討中提出了“溫暖現實主義”“新媒介現實主義”等新的提法和主張。應該說，這些相關研討和提法對于新時代文藝更好承擔反映時代的使命是有促進作用的。不過，就當下的相關研討來看，人們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與時代關系的論述的理解和把握似乎還不夠全面、不夠完整，對于他所提出的“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的要求缺乏應有的重視和理論回應，相關研究不是很多。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個問題。當今的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復雜歷史局面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合理化建構正面臨文化沖突和集團政治日益嚴重的挑戰，中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也面臨空前的內外壓力和挑戰，在這種國內外局勢之下，文藝家既需要以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反映現實和人生，也要以強烈的浪漫主義情懷擁抱光明和理想。因此，“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不僅僅應該成為文藝創作方法中需要研討的一個理論性問題，更應該成為廣大文藝工作者在新時代文藝創作中自覺踐行的一種文藝理念。只有擁抱光明和理想的文藝，才能給人鼓舞的力量和奮進的希望，從而發揮提振人民精神、引領時代進步的作用。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