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新浪潮”欄目自開設以來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現已成為雜志的品牌之一。此欄目的作者均系首次在《人民文學》發表作品。今年，中國作家網與《人民文學》雜志共同推出“新浪潮”作家觀察專題，作家訪談和相關視頻在中國作家網網站和各新媒體平臺、《人民文學》雜志各媒體平臺推出。繼第一期12位青年作家之后，自即日起，我們將陸續推出第二期12位作家：七堇年、 龔萬瑩、朱強、李知展、何榮、王姝蘄、傅煒如、葉燕蘭、李唐、楊天天、康雪、 吳清緣，敬請關注。

朱強，1989年出生于贛州，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在《人民文學》《山花》《花城》《散文海外版》《新華文摘》等刊物發表作品。獲豐子愷散文獎、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獎、谷雨文學獎等。著有散文集《墟土》《行云》等。其中《行云》入選2024年中國作家協會重點作品扶持項目、2024年江西省宣傳文化急需緊缺人才項目。現為《百花洲》執行主編。

出生于1989年的散文作家朱強，大概從青春期開始就有了寫作的沖動。他認為，文學作品中一直有一個很寶貴的東西——青春性。在農耕文明社會，大家的觀念普遍崇老，三十幾歲也自稱“老夫”；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知識人開始了對青年與青春主題的發現與贊美。“我覺得青春就是一種蘇醒，身體與意識里的蘇醒，醒來以后，你發現了很多以前不曾發現的事物。于是，在我十四歲的時候，我聞到了南風的味道，南風居然也有味道，南風就像一雙大手，把人奮力舉起。春天，我家的那個漆成紅色的門板沁出了很多的汗珠子。晶瑩剔透，像孩子的眼睛。連接外部與內部世界的大門瞬間敞開了，文字正好就來自于這些醒后的發現。”

有趣的是，許多讀者和評論家透過他的文字讀到的都是“老靈魂”，而朱強覺得自己更有一種“少年氣”，是一開始就從青春性中生發而來的。那時，他沒有散文的概念，文字隨心所欲，他不清楚自己到底寫了什么。是散文接納并承認了他筆下的文字。“散文的寬闊就在于它從來都不計較自己的邊界被人打破，它不斷地接納新的血液與新的表達。”

放不下的鄉土

虞婧：你的散文對鄉村與城市都有描繪，《地址簿里的日常》講的是城市的故事，《問路》《山藏》《出山》等則更多地寫那些山林里的過往。你覺得自己的散文創作有比較明顯的城鄉敘事區分嗎？

朱強：在我眼里，城鄉之間的界定其實并沒有那么清晰。我們這一代人以及上一代人如果要追溯來歷的話，估計大部分人身上都搖曳著鄉土的影子。城鄉之間的劃分，其實并不在地理空間上。它們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時間關系，許多的東西都在血脈里延續著。《地址簿里的日常》寫到了在大多數城市都可能有的一道風景：小區周圍的空地上，一年四季總有老人在彎腰忙碌，他們趁施工隊沒有進場，在荒地上種上大蒜、絲瓜、卷心菜……我不認為他們對土地有什么訴求，是他們的情感里放不下鄉土。城市并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絕對。城市的本質仍然是人，是存在于人們頭腦里的東西。幾千年的鄉土文明在人們的思想里已經根深蒂固了。你說城市能與鄉土撇清關系嗎？我筆下的城市并沒有那么可靠，它充滿背叛與意外，但這也正是它可愛之處。我非常喜歡這樣的城市。無論是贛州還是南昌，它們都擁有豐富、駁雜的色彩，不是幾句話可以概括得了的。

虞婧：你的描述具象又意味深長，想法和文字一樣有流動性和綿延感。曾經有評論家說你的散文語言高古、現代、擰巴、較勁，又氤氳，看文章以為是一個老漢。這很有趣，你覺得自己有“老靈魂”嗎，為什么你的作品會給人這樣一種感覺呢？

朱強：假如真能造成這種欺騙我倒是歡喜了，但就怕被人說成滿篇是古人腔同時透著迂腐氣。我不否定自己的身體里住著“老靈魂”，但我覺得自己更有一種少年氣。意氣風發，總有一種不切實際的自信與豪情。這也一直是我洋洋得意的地方。我喜歡舊事物，比如老房子、舊家具、各個年代的舊書，舊的表面蒙著的是厚厚的時間，是各種來過的人留下的溫度。我寫過一塊“熙寧二年”的銘文磚在時間中旅行的過程。一塊微不足道的城磚，它所經歷的事情，遠遠大于一個人所經歷的。物比人更長久，也更可信。時間在那些舊事物中沉淀下來。也許是我一直迷戀于“綿綿若存”似的長久，造就了別人對我的印象。但我想這份執著又何嘗不是年輕人該有的樣子呢？

虞婧：所以城與鄉、新與舊，都能在你的文字里匯流。讀《地址簿里的日常》，感覺到你很擅長描寫日常生活中的小細節和細致的五官知覺，比如你寫辣椒的辣味如何從砧板上彌漫上來，有通感之妙，還能感受到難以描摹的情感。這種能力是天賦，還是源于平時寫作中有意識的訓練？

朱強：算不上什么天賦。我喜歡生活這個詞匯，生是生意，活是活潑。要寫出生活的味道還得做生活中人啊。

我平時也喜歡假模假樣地嘗試著做一做飯，吃飯和做飯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我覺得做飯更有一種儀式感，比如去菜市場找食材，辣椒就有十幾種，有的特別辣，還有的僅僅是作為裝飾，點綴一下色彩。日常的學問廣大無邊，一點也不輸于書本。生活大體上就是圍繞著衣食住行而展開的，在這個過程中，你需要接觸形形色色的物，物不說話，但它們都是有靈氣的。所謂的通感，其實也是物與人之間的對話。人們用情去感知、體認物的蘊藏。上天把明亮的眼睛、豐富的味蕾、充滿憐憫與愛意的心靈賜予人類，目的就是要讓生命與五光十色、五味雜陳的世界遭逢。這種相逢在現實生活中有了種種的體驗感，落實到紙上，就有了散文。

看不見的城市

虞婧：你曾在作品中提到《看不見的城市》，卡爾維諾試圖展開的是對于一個普遍意義上的現代城市的討論，實際上是在想象中指向一種更為確定的真實。有評論家指出，你的《墟土》寫的不是眼前的贛州，而是穿越千百年的時空隧道所遇到的那些人和事，重新挖掘這座現實城市背后“看不見的城市”。這種感覺似乎在《地址簿里的日常》里也有延續，你想要追尋的或者說想傳遞給讀者的是什么，是某種真實嗎？你覺得自己和贛州是一種什么樣的聯結？

朱強：首先要感謝《人民文學》發了我的《墟土》，開啟了我的文學之旅。寫《墟土》的時候，我24歲。等創作出《地址簿里的日常》轉眼就已經34歲了。十年間，這“看不見的城市”一直在我的心底存放著。它像藤蔓一樣，不斷地生長，又相互纏繞。這種生長不只是屬于外部的，也存在于時間與記憶里。它擁有了一個更加龐大的內部空間。用卡爾維諾的話說：城市就像一塊海綿，它把各種記憶吸干又膨脹起來。《墟土》試圖構建的，是一條關于城市的時間長廊。記憶濃縮于一層層的土壤與文化堆積中，城脈其實是看得見的。《地址簿里的日常》就較為碎片化了，我添加了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場景與感悟。它們與時空里的人物形成呼應，常給人一種恍惚感。往日的贛州我必然是回不去了，人往風微，音沉響絕。但借助于這段虛擬的旅程，看不見的城市也因此得以觸摸與看見。

虞婧：你的散文似乎對歷史和過往有特別深的關注，常有懷舊之感，比如《山藏》中對蘇維埃紅軍游擊歷史的回憶與想象，還有《有無帖》對老地名與城市往事的懷念。也有評論家認為，你擅長在展現宏觀歷史場景或事件的同時，巧妙植入個人微觀感受，在歷史敘事和個人敘事之間切換、穿越。你會把自己的散文定義為歷史散文嗎？歷史、情感、回憶、思考，你怎么來處理這些素材的比重呢？

朱強：歷史散文太大了，我寫不了。沒有那個學識和駕馭歷史的能力。我其實很羨慕能寫歷史散文的作家。李敬澤老師的《利瑪竇之鐘》還有南帆老師的《辛亥年的槍聲》都讓人拍案叫絕！讀了就不好下筆了。

我近幾年寫了幾篇紅色題材的散文。但幾乎是避重就輕，所以在宏大歷史場景中不得不植入一些微觀感受有意來掩蓋自己這方面的心虛與不足。我知道歷史都發生在特定的地理空間中。幸好，我是一個熱愛田野又愛四處交朋友的人，我因此走了長長的山路，在路上接觸了不少有趣的靈魂。每次走進歷史的現場，傾聽當地人的講述，心情便頗不平靜。歷史會在人的血液與身體里重新上演一遍。疼痛與憂傷都那么響亮。尤其是邂逅了那些散落在大地上的紅色故事，聽到刺耳的槍聲，想到為革命流血的年輕生命，眼睛便一片潮潤。贛南人的善良與仗義就像那滿目丘陵給人一種山明水凈、天長地久的感覺。

虞婧：《行云》里寫爺爺的經歷，《地址簿里的日常》里寫跟著表哥探訪老地址，這些事情有些是你經歷過的，有些是沒有經歷過的，但都寫得生動鮮活。怎么把自己沒有經歷的事情寫好呢？

朱強：自己經歷過的事難寫，自己沒有經歷過的事情更難寫。但傾聽是我所擅長的，我從小就有一個愛好，聽家里的長輩們講故事，這可謂是民間語文課，我爺爺和外公都是講故事的能手。精彩的故事少不了對細節的刻畫。我在《行云》中講述了一件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小事。我的小太公在贛州城里經營了一家肉鋪，這天他遇到了一個蠻不講理的女顧客，對他百般刁難。小太公頭面氣得發燙，可他仍需佯裝笑臉，手上抓了一把板油，抹在了秤梢。秤砣滑至某顆銀星，“嘩”地一下，秤桿像受到驚嚇，立了起來，透明的板油紛紛向著婦人雪白的臉上飛去……這個細節是我從爺爺那里聽來的。一個人經歷的事情有限，但通過傾聽與想象卻能夠擁有更廣闊的疆土。

垂釣于時間與生命之河

虞婧：怎么把握散文的意象和心緒，寫不好容易游離，寫得太緊密似乎又不夠巧妙？

朱強：我一直很在意散文里的心景。散文中有一個內在的支撐，那是靠意象和心緒來調節的。我喜歡疏密有致的結構，不太緊也不太松，講求的是均衡之美。散文里的風景與日常的書寫，就像是烹煮一壺好茶，對于火候的把握非常嚴苛。日本畫家東山魁夷的一本冊子叫《與風景對話》，在他所營造的那個寂寞的山水空間中，始終透出一種天然之美。而這個美是與內心的風景相呼應的，靜謐中飽含著生命的力量。我喜歡那種風輕云淡、不假修飾的美與日常。我在寫散文《出山》的時候，當我沉浸在南方磅礴的、肆意流淌的綠色之中，我感受到每一片葉子都在敘說對生命的禮贊。自然山水一旦進入到人的意識里，它就被賦予了人的深刻情感。

虞婧：從《行磚小史》、《行云》到《地址簿里的日常》、《整年》，你似乎從開始的寫“別人的故事”逐漸變成寫自己的故事，隨著年齡的增長，會不會感覺《行云》中爺爺的故事，《地址簿里的日常》里姨父的故事，也在逐漸變成自己的故事？

朱強：人的故事應該都是相互交織的，我的故事中也可能有他們，他們的故事里也應該有我。剛開始，我只是想寫出那些人的故事，遠處與近處的，但隨著故事的不斷蔓延與繁殖，故事越寫越多，我發現我其實是在繪制一棵巨大的生命之樹。當屬于家族的圖譜在眼前徐徐展開，所有人的命運最終都匯聚成一個簡單純粹的聲音。隔著長長的時間，再復雜的故事都可能被輕描淡寫、寥寥數筆帶過。或許，正因為他們的人生被人觀察與概括之后呈現在紙上的輕與薄，才讓置身于當下的我，深切地感覺著生命的重與厚。

虞婧：你的最新散文集《行云》即將出版，這本散文集和上一本《墟土》相比，有什么延續和創新呢？

朱強：《墟土》更多的是想象時間。它將青春史、家族史和城市史做了一些穿插與呼應，再補之以虛實相生的歷史細節與微觀感受，為讀者提供了一個開放的審美空間。《行云》收入了近兩三年創作的一些新作品。相比起來，更注重于凸顯人的主體性，筆墨更多地集中在了“人民的歷史”的書寫。理發師、地鐵里的陌生人、朱伯伯、大胡子畫家、爺爺、父親、畫家老袁、辛棄疾、王陽明、八大山人、利瑪竇以及無名的紅軍戰士，還有山路上迎面而來的客家農民。他們都像墨點似的在紙上暈散，雖是歷史里微不足道的一點，但浩浩蕩蕩的歷史正是在這些平凡或偉大的人物的參與下逐漸地確定了自己的面貌與去向。他們都是行云的化身，我希望用我的筆，勾勒出屬于他們的靈魂小像。

另外，《行云》生活和泥土的氣息可能會濃厚一點。這些年，我因為參加各種文學實踐活動，走訪了江西不在少數的山水與鄉鎮。我發現每個地方的土里面都有著巨大的蘊藏。土的顏色、氣息以及從土里生長起來的各種風物與風俗，它們的氣質都截然不同，或樸素或豪壯，每每引我以無盡的遐想。遼闊的江西大地，總有寫不盡的風流。身處文章節義之邦，這里的土地都是墨水和血水澆灌的。往日的各種人物與故事涌向筆端，往往讓我心潮澎湃。

虞婧：你的散文創作會有明顯的“瓶頸期”嗎，你都是怎么應對的？最近的寫作計劃是？

朱強：我以前也思考過這個問題，瓶頸期是每個寫作者都可能遇到的，但我覺得瓶子正因為有頸，它才有了一定的美感與風致。寫散文能夠遇見窄門是萬分幸運的，可怕的就在于永遠停滯在寬松、舒適的區域中而不自知。我一旦意識到自己的創作遇到了瓶頸便擱筆做一點別的事情。讀書或者拼命工作，外出旅行或讓生活來捶打自己。寫文章是一輩子的事情，很多東西都需要等待，就像果實需要經歷漫長的周期才會成熟。每一篇散文都是命運完成自己所布下的謎題，不到那一刻是沒有答案的。

我最近在構思《福壽春秋》與《流水》兩篇散文，其實我等它們已經很久了。但我總覺得還有些東西沒有等來。于是也就遲遲沒有下筆。寫作者有時候就是一個垂釣者，垂釣于時間與生命之河。垂釣的人在河邊坐久了往往就成為了哲學家，原來這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閱讀原文：《人民文學》2024年第5期｜朱強：地址簿里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