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文化基調，在文化的整體性中，蘊含著個人的生命體驗和文化創造，它們如同鏡子，映照出表象之下人們復雜的生存境遇和深厚的人文關懷。2024年7-8月《芙蓉》《長城》《四川文學》《長江文藝》刊發的新作中，作家們不約而同地表現出對社會底層人物的現實生活和生存境遇的深切關注，從不同的側面探尋普通人是如何在逆境中堅韌生存，追尋自我價值并最終獲得精神救贖的路徑。

生命本身的堅韌與執著，恰恰彰顯出恒久的力量。陳再見的短篇小說《阿喜仔》（《長江文藝》2024年第3期）通過講述主人公阿喜仔的故事，展現了當代社會中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奮斗歷程。阿喜仔是一個年近40歲的黑車司機，他用自己的積蓄購買了一輛國產汽車，開始了在高鐵站載客的生涯。阿喜仔特立獨行、毫不服輸、積極樂觀，同時頭腦靈活，善于適應和改變。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卻成為黑車司機群體的“眼中釘”，他將打車價格表公開放在前擋風玻璃的行為惹怒了大多數同行，后又因“視頻風波”引起敵意，成為眾矢之的。經歷一次又一次的事件后，阿喜仔開始反思自己的行為，開始以退為進、另辟蹊徑，充分利用新興的傳媒工具，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成為本地的網紅司機。阿喜仔作為一個普通人，在面對生活的困境時始終保持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堅持自我，保持獨立，他對命運的抗爭和奮斗體現了人性的堅韌與力量。你我都如阿喜仔，是生活的守望者、平凡的大多數。小人物阿喜仔的故事震撼人心，他代表著那些真誠善良、勇于抗爭的百姓，他們渴望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美好生活。在屢屢受挫的過程中，他們靠著生命本身的堅韌與執著實現自我價值，完成精神蛻變。我們既為他們的不幸而悲哀，又為他們的努力抗爭而欣喜，更希望他們能夠過上幸福的生活。

人性的善良與美好總能帶來意想不到的生命力。作家的任務不是講述那些偉大事件，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變得趣味盎然。葛芳的短篇小說《穿過水面》（《長城》2024年第4期）以具有深沉幽遠的思想情感從平凡生活中挑選普通的人與事，經過精心構思與細膩描繪，呈現出匠心獨具的藝術價值。小說講述了15歲女孩佳佳在夢游中不慎跌入現實的河流，被正在巡邏的20歲青年輔警小謝奮不顧身救起的故事。這一突發事件使兩個原本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有了交集。佳佳在夢游中經歷了驚心動魄的歷程，小謝成了她的救命恩人和心靈慰藉。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之間逐漸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紐帶，他們一起吃飯、聊天、逛街游玩，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

葛芳通過細膩的筆觸和精心的構思，將夢境與現實、成長與救贖、社會與人性等主題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以小見大，以點帶面，為讀者呈現感人至深的故事。佳佳在夢游和被救的過程中，經歷了從迷茫到自救的蛻變。小謝的出現不僅挽救了佳佳的生命，更在精神上給予她巨大的安慰和支持。兩人之間的互動與成長，構成小說的重要主題。同時，小說深刻揭示了當代青年面臨的普遍生存境遇和心理狀態。佳佳和小謝的故事，實際上是當代青年在面對社會壓力、個人成長和內心孤獨時的一種縮影。佳佳所經歷的現實困境，都在夢境中得到某種形式的映射與釋放。在行走及尋找小謝的12年間，佳佳不斷積累豐富的人生經歷和社會經驗，實現了自我療愈和生命成長，最終具備“自救”的能力，也在一次次的偶然下放下心中執念，完成自我超越。這個故事不僅讓我們看到當代青年在面對現實難題時的復雜心理狀態，更讓我們感受到人性的美好和力量。這種對人性深刻的洞察與細膩的刻畫，賦予了作品強烈的感染力。

除此之外，書寫當代女性困境的小說也頗具較高的藝術價值和生存哲學的意味。尹子儀的短篇小說《老姊妹》（《長江文藝》2024年第3期）是一部深刻反映家庭關系和女性地位的小說。作者通過主人公茹曼蕊的故事展現女性如何在復雜多變的家庭困境中尋找出路，女性意識的覺醒和不斷成熟帶領茹曼蕊走出婚姻枷鎖、家庭紛爭，實現生活自主和精神自由。茹曼蕊的遭遇反映了傳統社會中女性面臨的種種不公和困境，她的反抗和掙扎體現了女性對自我價值的追求和捍衛。有著同樣經歷感受的還有陳旭紅《阿彌渡》（《長江文藝》2024年第4期）中的白葦。面對次次避而不答、答非所問的丈夫郝強，她選擇不再為此消耗自己。白葦在經歷了一系列情感和生活的錘煉后，成長為一名沉靜內斂的中年女性，并學會了內求諸己，面對生活的無力感時，她選擇一個人看古書、理家居，踽踽獨行于江邊路途，以此作為自己心靈的休憩和療愈方式。這種自我救贖不僅體現了白葦對生命的尊重和熱愛，也為她實現自我價值和內心成長提供了一定的現實基礎。這何嘗不是眾多當代女性面對婚姻“圍城”時自我拯救、尋求突圍的道路。如果說茹曼蕊和白葦是幸運的，那么《秋日葬禮》（《長城》2024年第4期）中的錢玉蓮就是不幸的。錢玉蓮是一位被困在鄉土的女性，她曾向主人公阿輝發出求救信號，可“我”過多停留過去美好回憶，沒有留意玉蓮所寄信中的苦楚，間接導致玉蓮最后走向生命盡頭。玉蓮的試圖逃離最終沒能沖破命運的藩籬，她在難產的最后關頭會思考些什么呢，是在抱怨命運的陰差陽錯還是怨恨“我”的無動于衷？讀到結尾的大家心中自有答案。

不難發現，這些小說有相似之處，在多元文化的沖擊下，當代女性可能會對自己的身份產生困惑。她們需要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價值觀之間尋求平衡點，既要尊重傳統，又要勇于接受新事物。當代女性在追求獨立、自由與幸福的征途中，經歷著一條既充滿挑戰又深具啟發的心路軌跡。這一過程，不僅是她們對自我身份的探索與確認，更是對既有社會結構與性別角色的深刻反思與重塑。像茹曼蕊、錢玉蓮一樣的女性經歷磨難后開始覺醒，意識到自我價值的無限可能，不再受限于傳統的性別框架。她們勇敢地走出舒適區，尋求在教育、職場、情感等多領域的自我實現；她們經歷了從迷茫到堅定，從依賴到獨立的轉變，每一次選擇都伴隨著自我認知的深化與成長。

在以上小說中，作家不再執著表現主人公人生中飛揚激蕩的一面，而是沉入生活的深處，于安穩平靜的日常中去發現生命的本真，去探尋時代文化在每一個生命個體心中的投影。不論是《八兩秤》（《四川文學》2024年第7期）中的劉秤砣還是《木匠》（《芙蓉》2024年第4期）中的王慶本，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在道德困境和精神困境中安頓身心與靈魂。作家致力于表現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揭示他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質地，在困境中的前行者不斷尋找自我，實現精神救贖，完成質的蛻變。

（作者系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