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反復觀看經典，因為厭倦了當下文化產品呈現出的匱乏。可是如果當下沒有足夠的對文學、對好故事的尊重，似乎我們也無法去苛責這種匱乏。

張悅然最近做客新周刊的播客“刀鋒時間”，我們和她聊了聊她的懸念迭起的新故事《天鵝旅館》，她的“小黑屋”和她所理解的“文學”。

《喬妍的心事》

故事從一起未遂的綁架案開始，保姆于玲與男友帶著主人家的小男孩寬寬去野餐——小男孩并沒有察覺到異樣，途中甚至救下一只鵝，當然，小男孩固執地認為它是一只天鵝。之后，故事并沒有像保姆于玲設想的那樣展開，她意外地從一個“未來的罪犯”，變成了一個不得不善良的“好人”。

我們借著保姆于玲的視角，看到了一場“豪門故事”。這個故事里有階層，有小心翼翼維護著的假象，直到有一天突然崩塌。

作家張悅然創造了這個名叫《天鵝旅館》的故事。她說，她總是容易把自己故事里的人寫得“可惡”，她總是寫在灰色地帶的人物。聊到這個新故事的時候，她說自己“對怎么把人寫可愛這件事，我并沒有經驗”。

“應接不暇，捉襟見肘，慌不擇路……”作家張悅然半開玩笑似的用這些成語來形容自己近期的生活。

這個故事的一大部分是張悅然鉆進一家自習室里寫的，她甚至成為了這家自習室的VIP會員，這家自習室成了她的“小黑屋”。這里的常客是需要考研或者考資格證的學生。一進這家自習室，里面掛著各種倒計時，距離研究生考試僅剩多少天，距離教師資格證考試還有多少天，自習室里座位上擺放著厚厚的資料書。張悅然覺得自己也需要那樣一塊大大的倒計時，讓她交稿。

《天鵝旅館》，張悅然

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24-7

她是作家，也是中國人民大學創造性寫作專業的教師。最近她早期的作品《大喬小喬》被改編成了電影《喬妍的心事》，她還是這部電影的編劇。

各種身份的疊加讓她覺得生活總是很忙，所以這樣一個“小黑屋”像是無奈之舉。張悅然覺得國內并沒有成熟的“文學經紀人”的角色，而作家與編輯的關系，并不總是那樣緊密。

大眾對她最初的印象，是她曾經得到過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在互聯網興起的那段時間，“文學”“寫作”以及“作家”是公眾視野里的常客，也常常成為公共議題里的主角。但是這些年情況似乎發生了改變。

“文學式微”好像成了一個共識。對許多人來說，作家變成了一個可以增加光環的身份，而不是一個可以立身的職業。張悅然總是想做一些什么。

所以她今年將她的文學Mook《鯉》復刊，主題是“嚴肅點！文學”；同時也推出了“伏筆計劃”，用“呵護未完成”為主題，尋找新的創作者——投稿者并不需要交上完整的稿子，而是用三萬字的篇幅遞交后，進行評選。她希望可以讓編輯發揮更多的作用，找到更好的作品。

在被短視頻和社交網絡信息流淹沒的時代，重申“文學“這件事，顯得很堂吉訶德。但是每當即將“被淹沒”的時刻，我們又總是懷念那些閃閃發光的經典，不管是文學，還是影視。我們孜孜不倦地去反復觀看經典，并且痛陳當下文化產品呈現出的匱乏。可是如果當下沒有足夠的對文學、對好故事的尊重，似乎我們也無法去苛責這種匱乏。

我們和張悅然聊了聊她懸念迭起的新故事，她的“小黑屋”和她理解的“文學”。

“我理解了女性情誼的可能性”

《新周刊》劉旭：為什么會寫下這部《天鵝旅館》？它之前是一部中篇小說，為什么會修改成長篇。

張悅然：我把它寫成中篇小說的時候，有一種不太滿足的感覺。我就覺得小說結束的地方好像不是我真正想表達的東西，就停在那個地方了。

去年的時候跟別人聊到這個小說的時候，我就拿出來重新看，然后我就覺得好像有一些新的東西長出來了，可以去試著往前寫一寫。所以這部小說在重新寫的時候中有了新的變化。

這些年外部世界發生了很多對女性的關注、對女性議題的討論，這些都變成了我重新去思考這個小說到底可能會發生什么的新契機。

《新周刊》劉旭：是否會擔心被理解成這是“蹭話題流量”？

張悅然：我覺得不會。因為在這個環境里，不去思考這些問題，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思考者。因為這些事情發生得非常迫近，有很多時候其實是逼迫著你去面對凝視。有很多比我更年輕的女孩、女性在更有力地發聲，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有所回應。

《新周刊》劉旭：你提到的上一本書的寫作讓你理解父輩跟自己的一些關聯。那寫作這本書的時候，你覺得它讓你理解了當代生活的哪個部分？

張悅然：我理解了女性的困境，也理解了女性情誼的可能性。

在之前的中短篇小說集，包括《大喬小喬》里，我其實也寫了很多女性之間的關系，如果對比看，寫那本書的時候，我覺得女性之間存在友誼的可能性比較小，但是在寫《天鵝旅館》的時候，我想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其實是這些年的變化，讓我看到的關于女性的社會圖景變得不一樣了。

《新周刊》鐘毅：《大喬小喬》改編的電影《喬妍的心事》也要上映了。這部電影你參與得多嗎？

張悅然：是的，我參與了電影的改編，也切實地體會到電影和文學確實是兩個媒介。 小說的時間跨度可以很大，有更大的空間去做人物的改變，到了電影里就要換一種表現的方式，還是很不一樣的。小說比電影悲觀，最后姐姐被“犧牲”了，但是在電影里，姐姐可以活下來，妹妹也能夠走到陽光底下。我想這個更明亮的結局，可能也與近幾年女性主義運動帶來的勇氣與鼓勵有關。

電影的最后，姐妹兩人一起撫養一個孩子，似乎在呼喚一種新型的家庭結構，或者說，它也在描述一種新的女性情誼的可能性。漫長的歷史教給我們的是競爭很嚴酷，大家首先想的是怎么樣生存下來。而女性友誼是一種新生事物，這也是像費蘭特的《我的天才女友》能在世界范圍里獲得這么大的關注的原因——因為她寫的是一個文學史里面很少被討論的話題。

《新周刊》鐘毅：回到這部小說。前幾年你的《頓悟的時刻》里面有寫到，寫作者在某些時刻需要去反對某種政治正確，你需要去找到一個有瑕疵的主人公。我在讀你的小說的時候，看到里面的主人公確實是有瑕疵的，她不是那種特別完美的人，有很多自己的小心思。你是怎樣去決定要寫下《天鵝旅館》里這個人的？

張悅然：好像我小說里寫的大部分都是有問題的主人公。我記得在我上一部小說《繭》發表以后，收到很多讀者的反饋是他們覺得主人公很討厭，讓人無法接受。但我會覺得小說里有問題的人在反映著當下每個人的問題，所以我從來不想寫一個完美的人。

把人寫得可憎，我還是挺擅長的。但這次《天鵝旅館》的不同可能是主人公是我寫過的比較可愛的人了——之前的人會更可憎一些。

她很善良，對世界有很多的熱情。我對怎么把人寫可愛這件事情并沒有經驗，所以這次我也是在努力地探索。

比如我會寫她做面包，寫她對電器的熱愛，我在主人公身上實現一些我自己沒法實現的夢想。好多人看完問我說你是不是特別會烤面包，我說我其實不會，但是我很希望自己是這樣的人，所以我就會把很多的對生活的熱情投射在她的身上。

《新周刊》劉旭：《天鵝旅館》其實是用一個有限視角去展開的。

她是一個保姆，那么豐富的心理細節，包括她對生活的想象和細節，這些東西你是從哪得來的？或者說是否有觀察對象？

張悅然：對，這個視角確實幫了我挺多的忙。可是我畢竟沒有那么了解和貼近這個人群，所以在寫的時候，用這樣一個有限視角會讓我自己在一個我有限的知識的范圍里面做得更好。

我在寫文論的時候，也在討論視角的問題。我在大學教書的時候，同學們都喜歡叫我“視角大王”，因為我特別喜歡從視角的角度討論小說。可能這是我自己的一個習慣，我覺得視角很重要，因為作者的態度，作者的思考，還有整個小說結構都在視角中有所體現。

這種對視角的關注，可能是我從閱讀像亨利·詹姆斯這樣的作家身上所學習到的。它更像是一個光，它可以照亮一些東西。

所以我也就比較懷疑傳統的那種寫法。比如說如果按照傳統的寫法，就是女主人公在家排行老大，她還有一個弟弟，他們生在甘肅的天水，她在10歲之前沒有離開過那片地方。

可能我們會把他的整個的生平都展示出來，但我們認識一個人是通過他的語言，通過他和我們交流的一點點展示的信息。

寫作好像越來越“不合法”

《新周刊》鐘毅：對于寫作者來說，你想要跟他們分享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張悅然：我覺是是找到人物“支點”，和這個人物建立連接的東西。

其實作家并不可以扮演所有人，雖然好像我們擁有這樣的特權，可以寫很多人，但你會發現，其實你永遠只能和一部分人更加，或者說尤其地共情——那些才是真正屬于你的人物。

《新周刊》劉旭：你自己寫作，也當老師，會觀察到近些年的文學生態、大家去從事寫作的方式，發生了什么變化嗎？

張悅然：我會覺得寫作變得越來越“不合法”。我的意思是說可能大家都要找到一個更好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才能使自己自由地寫作。

我的學生好像還是會困惑于這個職業該如何作為一種謀生的手段。我覺得這個事情在我剛成為作家的時候好像不太存在，或者那時候好像大家還是能看到更多的出版的機會。

《新周刊》劉旭：你提到了“創意寫作班”。就我自己的觀察，我覺得可能很多青年寫作者，寫的有些同質化。

張悅然：我想還是得回到那個問題，就是創意寫作班到底能不能教會作家寫作，然后再來回答說他們寫的趨同是不是創意寫作班造成的。

第一個問題是我覺得寫作班其實只是提供一個環境，在這個環境里你能夠更專注地寫作。這里面很多時候是在討論如何修改一個作品。我覺得在修改一個作品上，創意寫作班其實是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的，但是可能需要建立在你有一些很好的同學的基礎上，這種碰撞才會更加有效。

所以我認為寫作的天賦是不能夠在創意寫作班里有所改變的，但是你如果是一個有一定天賦的人的話，你或許能在創意寫作班里面有所提高。

至于趨同的問題，可能不是因為上了創意寫作班造成的，而是大家現在的生活經驗是相似的。

還有一個要幫年輕作家講話的地方，是我覺得作家的權力在縮小。為什么這么說？是因為我覺得新媒體的或者說這些媒介的這種盛行，使大家現在特別容易看到更加多的作家本人是什么樣的。比如說除了費蘭特以外，我們基本上每個作家都有一個形象，都有一個甚至是一個人設在那個地方，所以你就會發現作家一成名以后，他能寫的東西其實就變得越來越有限。

《新周刊》鐘毅：之前有一個說法叫“二流的文學容易改變成影視”，你能夠想到反駁這個東西的一個作品嗎？

張悅然：可能我首先想到的是《天才雷普利》，它被改編成兩部電影以及一部劇，就說明這部小說非常適合改成影視作品。因為它是類型小說，很多人就認為它是二流的小說。為什么它可以在嚴肅文學的領域里有一席之地？因為大家會覺得雷普利這個人物是有無窮魅力的。

《新周刊》劉旭：今年你的Mook《鯉》復刊了，也策劃了關注新作家“伏筆計劃”，今年的主題是“呵護未完成”。作為發起人，你看到這些作品有什么感受？

張悅然：我不知道他們最后寫出來是不是能像現在未完成的時候那么精彩，但我覺得這種愿景是很值得鼓勵的。寫作其實很多時候是容易中斷的，有時候也會缺乏某種動力完成它，所以還是需要一個外界的肯定，一個喝彩的聲音，一個期待的目光。

《新周刊》鐘毅：《鯉》開始的一些話題會更有公共性，現在則更多返回了文學的初衷。會不會擔憂，它因為小眾而難以受到關注？

張悅然：能做一期算一期。保留這個平臺，也是在保留討論事情的一個空間——這是我的初衷。我不知道現在大家用什么樣的載體討論文學，我有時候在小紅書上能看到大家討論得很熱烈，我就覺得大家還是有這個需要的。

《新周刊》鐘毅：今年《鯉》復刊后，有收到什么印象比較深刻的反饋和討論嗎？

張悅然：這一期叫做《嚴肅點！文學》，大家會覺得這個問題很迫切，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解決。

比如說，嚴肅文學和類型文學的邊界不清楚了。很多類型文學的作用被網絡文學承載了，但兩邊的作家溝通交流又太少。

文學好像也變得更小眾了，所以更需要把大家集中到某個地方來，讓人知道文學還是有一點點陣地的。我認為大家都有責任為文學的傳播、文學的復興做點努力，雖然聽起來這個詞非常遙遠。

《新周刊》劉旭：這個過程中會覺得有哪些阻力？

張悅然：最主要的問題是市場在哪里，或者說讀者在哪里？因為大家已經沒有閱讀文學雜志的習慣了，我自己都很少看。

而且網絡對寫作影響也很大，有時候網絡語言是會很自然地流入到作家的寫作里面，不是說不行，但是它們可能很難經得起時間的淘洗。我們禁止這些東西進入文學，好像也是沒有意義的對抗，它像洪水一樣在擊潰著我們守護的防線。

我還發現，現在的寫作變成一個更加務實的東西。好像大家更需要的是渠道、方法，而不是說“請你慢下來，跟我講這本書怎么讀”。

《新周刊》劉旭：大家似乎更想要作家這個身份和這個身份帶來的光環。

張悅然：現在“作家”更像是一個人設，而不是一個職業。其實我們都知道，現在的作家很難謀生，也難以持續地寫作。所以多一個身份蠻好的，或者多一個創意寫作的學位也不錯，僅此而已。我們很多畢業的學生其實都很迷茫，入校時想著“我終于進了這個門”“我要成為作家”，后來發現老師們也都過得不怎么樣，慢慢地，欲望很快就熄滅了，就變成了很務實的“我要去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可是在工作上，他們的競爭力也會不夠高。有時候，寫作這件事情甚至會被認為是影響工作的。

《新周刊》鐘毅：悅然老師可以給我們推薦一下自己最近在讀的書嗎？

張悅然：這學期我跟學生們要一起讀的書是阿特伍德的《貓眼》，這是她早期的一本小說。然后還有像曼斯菲爾德的短篇小說。我有一個書單，現在要重新再去讀一遍。

我覺得，她是一個在生活方面特別有感知力的作家。她還是最懂女性服裝的人之一，她寫那種維多利亞時代的服裝非常精細，要有非常大的熱情才能寫出來。作家想寫得栩栩如生，不熱愛是不可能的。

（轉載時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