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都平原出發，駕車西北行，我們進入了連亙的山嶺之中。

連續穿越動輒長達上十公里的隧道，讓人感覺到大自然的神奇和現代交通的偉力。不知不覺，高山逾越，海拔攀升。

這里是青藏高原東麓。嶺谷相間，水勢磅礴，橫斷交通。此地漢、藏、彝、羌、回等民族棲息、共生，被民族學研究者稱為“橫斷山民族走廊”。

“我把這一片從成都平原開始一級級走向青藏高原頂端的列列山脈看成大地的階梯。”1959年，著名作家阿來出生在這片群山之中——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嘉絨藏區的中心地帶馬爾康，他在這里生活、成長，36歲方離開。

阿來的母親是藏族人，父親是回族人。“不一樣的地理與文化對于個人來說，往往意味著一種新的精神啟示與引領。”童年起，阿來就在漢、藏兩種語言之間“往來”。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以來，阿來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藏區。他將自己對藏民族歷史與文化的獨特體驗熔鑄到一部部文學作品中——《塵埃落定》《格薩爾王》《機村史詩》《蘑菇圈》……

風起云移，群山巍立，望之凜然。濕潤的暮色中，我們抵達了大渡河上游的馬爾康。

塵埃遠去 小城新生

馬爾康緊貼著梭磨河生長，像一串修長的項鏈，明亮、晶瑩。這一地區生活的主要少數民族嘉絨藏族被稱為“絨巴”，意為農區人。

正是汛期，梭磨河翻滾著白浪，如潔白的哈達鋪在山間谷地上。“我的書寫從梭磨河出發。”1989年，阿來出版的第一部詩集，即以這條故鄉的河流為名。也正是在梭磨河畔，他被洶涌的情感與靈感召喚，開啟了不可遏制的漫長徒步——查縣志、找史料，收集民間傳說，聽人們口中的村莊史、部落史、民族史和英雄傳奇。

1994年春天，阿來坐在窗前，敲下一句話：“那是個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看見一群野畫眉在窗子外邊聲聲叫喚。”《塵埃落定》開篇了。故事以一個藏族土司有先知先覺能力的“傻子”兒子的視角，刻畫一個土司家族在時代洪流中的沉浮與崩潰，展現了近代藏族的歷史變遷。出版至今，《塵埃落定》已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印數達100多萬冊。后來，藏族英雄格薩爾王、智者阿古頓巴的故事，也被他重新講述。

“很多人因為《塵埃落定》才知道這里。走進來就不停地比較和小說里、和電視劇里有什么‘對得上’。”卓克基土司官寨是《塵埃落定》的故事原型地，也是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時正在進行保護性修繕。官寨里靜悄悄的，工作人員冬生拉開沉重的大門，問我們是否慕名來“打卡”。

官寨屹立在梭磨河支流納足河畔的高地上，是一座由四組碉樓組合的封閉式石頭城堡。建筑規模龐大，高大雄偉。登上官寨，能俯視附近所有道路。

眼前的大地，曾長期被住在這樣的高樓中、“骨頭沉重高貴”的土司們統治著。馬爾康有四位土官，擁有“國王般的權力”，彼此征伐。官寨樓層分區明確，體現著農奴制下森嚴的等級制度。寬闊的回廊中，我們仿佛看見阿來筆下身著藏袍的麥其土司走來，他被仆人環繞著，神情冷酷高傲……

我們走入官寨腳下的西索村，村口“西索人家”的老板澤朗斯瑪正在為入住的客人搬行李。西索村保持了嘉絨先民“壘石為室”的傳統石木建筑風格，顏色鮮艷，風情搖曳。“今天已經訂出了4間房，昨天12間。”2006年開始，澤朗斯瑪開始做民宿。游客一年年增多，去年，她把裝修“升級”，今年重新開張。“我們村里都是原土司差人、商人和手藝人的后代，我們的先輩沒有什么尊嚴和自由。”“那樣的時代早已過去了。現在我們村60來戶人家，八成在開民宿。大家賺了本錢，民宿的條件也都提升了。”

在村里臨近納足河的一棟民居，游客很容易就被窗臺上開得熱烈的矮牽牛、三角梅吸引目光。尋門而入，是一家小茶館，老板把奶奶留給她的房子打點得精致。倒上一壺酥油茶，她笑語溫馨：“我愛花、愛茶、愛咖啡、愛做飯，所以在家開了這個小茶館。游客都很喜歡坐在我們的露臺上看河水、看官寨。”

依然高高聳立的卓克基土司官寨，成為歷史與文學的見證和傳奇。

不遠處，塵埃落定紅色文化旅游城正在建設。當地文旅部門負責人向我們介紹，他們將延伸《塵埃落定》等文學、影視作品產業鏈，打造文旅深度融合城市新地標。

“唉，一路都是落不定的塵埃。你是誰？”一個時代塵埃起落的寓言像空谷回音一樣回蕩。歷史的天空波瀾壯闊，一切已遠去，一切在發生。

碉樓之下 生活如畫

山風揚起埡口的經幡，大團的白云停駐在山巔，峻拔的山體上聳峙的鋼青色巖石筑就的碉樓，與云相接。這風光著實有些魔幻奇異。

順著阿來的筆端指引，我們來到了直波碉樓所在地。嘉絨地區有“千碉之鄉”的美譽，而作為國家級文物保護的碉樓僅此一處。

巍峨的碉樓，曾經見證著鐵血的統治與生活的苦難，如今常被熱鬧的笑語與歌聲簇擁著。碉樓矗立的直波村，過去是松崗土司治下的農奴聚居之處，現在，是馬爾康非物質文化遺產唐卡、藏式編織、鍋莊和民歌的主要傳承地。村民小組組長王文娟介紹，2022年，村里進行了道路硬化、安全飲水、廁所改造三大工程。近幾年，開了6家民宿。

直波碉樓所守衛的，是對面高峻山脊上的松崗土司官寨。官寨已然在歷史的風雨中傾頹，歷史的陳跡，化身為旅游項目柯盤天街的一部分。游客登臨此處，觀河谷、賞碉樓、住高端民宿、逛云上集市……我們在天街的“阿來書屋”翻書，找到阿來對于此地的記述與行思：“只有那些臺地上的土地、村莊與人民才是真正久遠的存在，而軍事的政府與鐵血的統治總是一種暫時的現象。”

直波村在莫足溝口。一條平闊的公路，把我們引入了莫足溝深處，我們依次拜訪了哈飄、洛威、丹波、莫斯都四個多民族村莊。

丹波村黨支部書記高讓頭介紹，這里海拔2700米，氣溫平均比成都低十攝氏度左右，種植的高山蔬菜與主流市場有“時間差”，且生長環境好，通過快捷的物流下高原，送成都、飛上海。

走進現代化標準菇棚內，崇州市宇豪菌業有限公司的項目負責人姜紅剛采下一朵赤松茸請我們細聞香氣。“現在正是出菌的時候。”他說，“這里海拔高，沒有蟲來咬菌子。”

“村集體將蔬菜大棚流轉給種植大戶，每年可為村集體經濟帶來10萬元的收入。同時，帶動就業70余人，創收40余萬元。”高讓頭說。

莫斯都村有大渡河上游地區最集中的巖畫遺址，講述著遠古部落的生活；洛威村依山而建的藏寨色彩濃郁，開辦的藏家樂受到歡迎；哈飄村的林麝產業園區中，害羞的林麝悄悄地走出房舍，享用“下午茶”，這種出產價比黃金的香料“麝香”的小獸，對自然生態的要求極高，這里正適合它們生存。“推動莫足溝產業發展聯動，讓四季有美景、村落成景點。”松崗鎮工作人員介紹著，憧憬著。

華燈初上時，我們走上馬爾康的街頭。當地人已在一個個開闊平坦的廣場上自發圍成圈，放著節奏鮮明的藏族音樂，靈動地擺肩，跳起傳統的鍋莊舞。不少人穿著嘉絨藏族服飾“別斯滿”，鮮艷俏麗。

市聲入耳，燈火萬家。我們想起了馬爾康的藏語原義——“火苗旺盛的地方”。

綠色深處 村莊未來

海拔上3200米了，早晨的山風吹得人直打顫。通車不久的九馬高速下，一個深山褶皺中的小村莊，一點一點，被漸移的陽光灑遍。

這個藏名叫卡爾古的村莊，不過六七十戶人家，卻是一條古老驛道上的重要站點。來往的回漢客商給了她一個漢名：馬塘。這是阿來成長的村莊。

阿來家是一棟三層的民居，十幾年前重修的，具有這一地區典型的藏式建筑風格。阿來的父母已經搬去馬爾康市區，現在只有二弟楊英賢住在這里。“家里兄弟姐妹8人，阿來是大哥。現在他每年回來，住上一兩天。”楊英賢沒有上過幾天學，也沒讀過大哥的著作，“當年我們家在村里條件算困難的，有時候還要向村集體借糧生活，供不起所有孩子讀書。”他樸實沉默，靠十來畝地生活，種油菜、青稞，還有一些蔬菜。

走出房門，繞到田邊。高原的夏天正在蓬勃地進行著。蒲公英、西南水蘇、匍枝毛茛都開出了花朵。山里靜極了，只有溪流從鷓鴣山上躍下來的聲音。偶爾幾聲鳥鳴，從松杉柏木叢生的密林里傳出。

山林仿佛亙古如斯。馬爾康，是長江、黃河上游重要的生態屏障和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最大的責任在生態”。

但阿來目睹過這片土地上曾遭受最慘痛的破壞。童年時視作天堂的樺樹林被伐盡，森林里的花草、蘑菇與動物不見蹤影。夏天，失去了植被庇護的山體被雨水沖刷，不斷地暴發泥石流。當地人對于自然的敬畏與愛護之心也消失了，為了短期利益一次次拿起刀斧……成為一名寫作者之后，阿來走遍了嘉絨藏區。他發現，在大渡河、岷江、嘉陵江流域的村落，沒有一個逃脫這種命運，“我無數次地往返這樣一個傷心地帶”，心中的苦澀“就像是巖石縫里滲出的多堿的鹽霜”。

是亡羊補牢，也是未雨綢繆。新時代，我國生態文明建設讓這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阿壩州先后制定出臺《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濕地保護條例》等6部涉林草地方性法規，堅持保護優先，深入推進生態修復治理。2023年，馬爾康市完成營造林1.8萬畝，草原禁牧80萬畝，落實森林管護254萬畝。高山深谷之間，林草綜合覆蓋率達95%以上，野生動植物保護率和環境空氣質量優良率達100%。

大地的傷痕在緩緩愈合。一路行進，滿目青翠。那些高山之上曾被泥石流沖刷過的地方，又覆蓋了綠色。在馬爾康市中心綠意融融的嶂恰嶺城市公園里，市民們漫步棧道，感受自然、俯瞰城區。這是馬爾康依托現有生態資源，建設打造的第一個城市森林公園，“還綠于民、還景于城”。

最近十幾年，阿來在生態文學上用力頗深。《蘑菇圈》《河上柏影》《三只蟲草》“山珍三部曲”，被譽為“生態文學的典范”。他更投入大量心血，寫下“一座藏族村莊的當代編年史”——《機村史詩》（六部曲）。

“機”在嘉絨藏語里是“種子”的意思，鄉村是所有中國人的根。在6個主要故事、12篇特寫故事中，他講述著人心的異動、信仰的消弭、村莊的散落、古樸自然景觀的消失，刻畫處在社會變革帶來的痛苦和希望交替沖擊之下的鄉人。他為時代的行進，留下一串引人深思的問號、感嘆號和意味深長的省略號。

“鄉村為發展犧牲自己的時代正在過去，城市反哺鄉村的時代開始到來。”在后記中，他滿懷期望地寫道。

背后故事

行走者·寫作者

文|廖慧文

阿來一直在群山中的各個角落中進進出出。盡管定居成都多年，他依舊保持著較他人黑紅的皮膚，這是高原的酷日、烈風，以及他不間斷的行走所留下的痕跡。采訪阿來時，正是盛夏。“這個時候高原上的花開了不少了。”他微笑，話語柔軟。他惦記著那些花兒，計劃去漫游，赴今年的季候之約。

年輕時，阿來是以詩人的姿態走上文壇的。他在阿壩州遼闊的地域上漫游，邊游歷，邊寫詩。詩歌教會他仔細地觀察世界，為他的創作激情創造不竭之源。

1989年，阿來30歲。他第一次去若爾蓋騎馬、徒步，用一個多月時間漫游，找尋文學與大自然之間的關聯，寫下了《三十周歲時漫游若爾蓋大草原》：“……天哪！我正/穿越著的土地是多么廣闊/那些稀疏的村落寧靜而遙遠/穿越許多種人，許多種天氣……”

這是阿來迄今寫的最后一首詩。通過漫游與閱讀，他深入思考了自己與時代、大地、文化、族群的關系，認識到“地理是文學的骨架”。在行走中，他想要表達的東西更多了：“我覺得我要找一種更復雜、更能面對當下世界的方法。”他轉而開始了長篇小說的創作，但詩性表達依然保留在文本中。

從梭磨河畔開始“走我的大地”。“文化和歷史散落在民間。那些個村莊和我出生的故土一模一樣，于是故鄉在不斷放大，我和雪山一起，和河流一起，更重要的是，和當地的人們一起，最后把這些美融進我的文字里。”寫《塵埃落定》，他徒步走遍嘉絨藏區，游歷百余座寺廟，走訪檔案館、史料館閱讀收藏的地方資料，對18家土司的家族歷史了如指掌，并且深入民間搜集神話傳說，在細節處做到有史可依。寫《格薩爾王》，他斷斷續續用兩年多時間，跑了三十多個縣。

嘉絨地區乃至青藏高原的地理脈絡構成了阿來小說創作的基礎性因素。后來的《蘑菇圈》《云中記》《機村史詩》《三只蟲草》《河上柏影》《瞻對》等作品，也都和行走關系密切，與青藏地區歷史文化與自然生態交相輝映。

如今，他的腳步也沒有停息。他尋訪歷史的發生地，并還原歷史的原貌；轉向“生態關懷”，記下青藏高原的無數野生植物的名字，甚至考察發源于青藏高原的諸多水系，形成扎實豐富的考察成果。他的考察不是隨意散步行走了事，他的目光也從未離開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民。他寫下的《大地的階梯》《西高地行記》，既是文學筆記，也是歷史、自然、地理筆記。

阿來提起近年所專注的三江源考察，以及面對那些圣潔江河的感動，“行走與寫作是我的宿命。”他說。在行走與文學創作中，他把故鄉的觀念擴大了，“如果不是整個青藏高原，至少是青藏高原東部，橫斷山區，是我的一個更大的故鄉。”“凡是我寫過的，都是我的故鄉”。

近日，阿來的行旅散文集《去有風的曠野》出版發行，記錄的也是他在中國西南地區的山川之間行走的經歷。

記者手記

阿來不只坐書齋

文|廖慧文

在馬爾康市區，有很多“阿來元素”。以他為名的書屋，以他的書為名的旅館、餐廳……讓遠道而來的讀者和游客們感到親切。

“塵埃遠未落定。”看著卓克基土司官寨附近正在建設的項目，馬爾康市旅游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充滿希冀。

從馬爾康回到成都，我們見到了阿來。談及家鄉的變化和文旅事業，他有些許的驕傲：“我經常參與建言。若要真正讓文化和旅游融會貫通，我們對歷史和傳統的開掘，還有很大空間。”

毫無疑問，擁有中國作協副主席、四川省作協主席等眾多頭銜的阿來已成為一棵枝繁葉茂的文學大樹。除了文學創作和“阿來詩歌節”“阿來書屋”“阿來書房”等“文學品牌”，他還不斷穿梭往返文學世界與現實世界，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發動學者去藏區科學考察、成為生態環境特邀觀察員、參與發起大涼山戲劇節、舉辦公民教育講座……

我列舉他的種種社會活動，請他談談為何關注這些領域。他卻說，從不認為這些是“跨界”。“作家不能只坐書齋。”阿來擁有知識分子的自覺，關注社會公共問題，關注鄉村，關注那些“邊邊角角”的人與地區的命運，目光敏銳地打量著世界。言及社會的種種弊病，他敢于吶喊、表達憂思：“一個作家，首先是參與、見證，其次才是書寫、記錄。”

他忙碌且急迫，有許多“該做的事”：當人們失去了對自然世界的敬畏，“文學不應該不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在成都住了多年，但他發現，沒有人將杜甫在成都寫下的詩作為專題研究。“唯有跟文字、文學聯系起來，一個城市的文化生命才會真正產生。”于是，他三次通讀杜詩，開設了20期系列講座，參與建設城市人文景觀。

阿來的腳步和視野，也跳脫了一城一地的限制，他放眼著整個現代化的世界。盡管書寫的“機村”是一個藏族村莊，但他寫的不是一個異族文化樣本。“今日鄉村的普遍命運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從世界范圍看，甚至是不分國家的。”他低頭，啜了一口茶，隨即向我們說起了他在國內國外鄉村的見聞和近年來農產品的價格：“定價權在城市、在國際，不在農村。這是農業發生轉變的根本原因。”

在作品中，阿來曾塑造了一群具有相當反思能力、文學儲備、文化擔當感的“這一個”典型角色：《塵埃落定》中的書記官，《行刑人爾依》中被割了兩次舌頭的喇嘛，《機村史詩》中的達瑟……

眼前皺著眉，不斷引我們思考的阿來，也是當代文壇中的“這一個”。他承接著“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傳統，對社會進行與時俱進的時代性反思，目光望向未來。“我相信每一個人，他的命運，他將來生命豐富的程度，事業發展的可能，都跟這個國家將來的面貌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