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在格非老師的小說里，主人公常常有痛苦的生命體驗，“痛”與“苦”并存，有時“苦”比“痛”多一點。痛苦是您一以貫之的小說寫作主題嗎?

格非：我把“痛苦”的核心理解為“不可抵達”。赫爾曼·梅爾維爾的小說《書記員巴特爾比》一直是我給研究生推薦的必讀作品，巴特爾比很喜歡說“我寧愿不”,他恐怕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之一。巴特爾比曾在死信局工作，死信是無法被收信人接收的信，通過死信可以感受到人間種種悲劇的痛苦。《白鯨》里也出現過一封類似的死信，水手遇到另一艘船時總是詢問這艘船上有沒有家里寄來的信，等信真正送到的時候，水手所在的這艘船已經沉了。傳統文學提供了一種貌似世界上所有的不幸、苦難、糾葛都能被化解的魅力，正如《一千零一夜》所有故事的結尾都是“他們美好的日子萬年長”。但現代文學不同，按照本雅明的說法，現代小說致力于尋求“生活的意義”,而不是提供看似美好的道德訓誡。為什么我的小說要寫痛苦？我覺得痛苦就是某種“幽暗”、某種“晦暗”,我們已然身處其中，但不明原因。不可抵達，正是“光”的不可抵達，于是更要在幽暗之處去尋求光。荷爾德林說“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拯救”,拯救一定來自于危險。我覺得這就是現代小說家都會把“痛苦”作為小說的一個共同主題的原因。

毛尖：您在小說中反復地書寫江南，即便是以北京為地理空間的《登春臺》,也隱藏了一個江南在其中。這種讓人物以地理參差的方式回望故土的形式，有什么哲學深意在其中?

格非《登春臺》譯林出版社2024年版

格非：剛剛談了古代的某些傳統文類與現代小說的區別，事實上二者還有一個共通的主題，還鄉。在古典傳統里，《荷馬史詩》的奧德修斯在外漂泊二十年返鄉，《左傳》里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返鄉；在現代小說內部，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重寫了《奧德賽》的還鄉主題，只不過歷經二十四小時回到家中。我特別喜歡的一位德國浪漫派大師——諾瓦利斯，他說過一句名言：“哲學就是懷著一種鄉愁的沖動，到處去尋找家園。”現代哲學其實就起源于鄉愁，故鄉的失去導致了哲學的產生。尼采也說過，自己的寫作來自于無家可歸。我們為何要還鄉，為何要尋找故鄉?還鄉對我與我的小說寫作到底意味著什么?只有在家里，我才覺得自由無拘，只有還鄉才能恢復自由與輕松。如今的社會，雖然是“不可抵達”的，亦使我們不可返鄉，但返鄉仍一直是現代小說家創作的強烈動機，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這個，大概能解釋我小說中始終存在的江南。

毛尖：您的小說常常用具體的個人來理解、解釋當代，而與此同時，您在表現個人的情感時又極為節制，但在您最新小說《登春臺》的結尾，和您以往的小說一樣，又發生了明確的抒情。您怎樣看當代抒情的困難？如何理解幾乎發生在您所有文本結尾的抒情？

格非：為什么在今天抒情會變得困難？為什么小說家在抒情的時候要特別節制？我們今天的小說寫作，需要重新處理情感問題，這是因為當今社會的物質條件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小時候我讀《紅樓夢》,寶玉和晴雯二人，到了幾乎生離死別的時候，交換貼身衣物，使我受到很大震動；母親也給我講過一個故事，她住江北，過江投奔江南的親戚，我的小姨媽送她去江邊，按照當時的時間觀念和地理觀念，她們覺得江南太遠啊，過江就見不著了，兩人坐在渡口，互換了襪子，母親說她一直保留著妹妹的襪子。今天不會再發生這樣的故事，發達的交通已經改變了我們所感知的地理空間形態，我們也不再像古人那樣，有那種濃郁的情感需要表達——對當代人來說，感情所處的位置發生了巨大變化。所以，一定要說的話，發生在我小說結尾的抒情，是某種回訪時間的愿望吧。

（文字整理：趙偲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