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北考察期間，來到孝感市云夢縣博物館參觀出土秦漢簡牘展。習近平總書記詳細聽取簡牘內容、歷史文化價值和保護研究情況介紹，指出要繼續加強考古研究，提高文物保護水平，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實支撐，讓中華文明瑰寶永續留存、澤惠后人，激勵人們不斷增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習近平總書記的殷殷囑托，為我們深入推進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高質量發展、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華文明有典有冊，郁郁其文；代代相續，從未中斷。然而，毋庸諱言，在現代學術史上，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對于自己的文明不夠自信，甚至對我國不少典籍的真實性心生疑慮。隨著考古發現的深入、考古手段的進步，簡牘等地下文物的出土改變了這一現狀。王國維根據出土文獻材料提出“二重證據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證明歷史記載的“紙上之材料”，肯定了《史記·殷本紀》對殷商帝王譜系記載的準確性，得出多數古籍有其淵源、不可簡單否定的清醒結論。

簡牘載春秋，文脈傳千古。持續出土的文物器件和文獻典籍，逐漸強化我們的歷史意識，喚醒我們將傳統文化還原為生動的先祖生活的實踐智慧，連接上我們自身的血脈生命，實現古與今的生命貫通。西周國寶級青銅器何尊上的銘文“宅茲中國”，不僅肯定了作為地域中心的實體意義的中國，也塑造了作為精神向往的文明意義的中國。殷墟甲骨文不僅展現了中華文化根脈載體——成熟的漢字，而且依托這些文字保存了中華先民的精神世界與生活世界。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了《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竹簡，解決了孫武、孫臏是不是同一個人的歷史困惑。《馬王堆帛書》文獻證明了“思孟學派”的存在，明確了千年來古人已經語焉不詳的思孟五行的內涵。郭店楚簡肯定了老子《道德經》的較早版本，海昏侯墓出土了失傳的《齊論語》。云夢簡牘不僅有古代戰士的家書，還有為官之道的總結，環境保護的法律《田律》等。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延續五千年而歷久彌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支撐傳統文明的生態環境至今仍然能夠支撐現代文明。其中，環境保護的政治機制建設和法律的約束作用厥功至偉。出土簡牘補充了歷史記載中遺失的文獻，復原了文化文明的歷史圖景。思想史的細節越來越精確，社會史的生命力越來越鮮活，文化史的底蘊越來越豐厚，文明史的連續性越來越突出，古人與今人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

如果說簡牘文獻的研究屬于古典學的組成部分，那么，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古典學有幾個鮮明特點。第一，中國的簡牘文獻的豐富性、可信度為任何其他文明所罕見。地上與地下，文字與實物都能相互印證，許多地名甚至沿用了三千年未曾改變，這為我們建立中國古典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二，中國古典學所依托的中華文明沒有中斷，這使古典文明的時代價值更加凸顯。中國古典學不是學者對一些已死的語言、文化、文明的客觀性、對象性、知識性的研究；恰恰相反，文脈一貫、道統為一使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存在著生命的連接。研究者就是被研究者，我們就是他們。研究不是研究研究者之外的對象，而是研究者的自我認知和主體意識覺醒。研究不是求知，而是文明生命的自覺賡續與復生。考古發掘和文獻研究不是尋找逝去的古，而是接續當代的今，讓古和今在當代時空——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場景中——相互映照、交相輝映。由古，感知當代的歷史縱深；由今，洞察文明的演進走向。

讀懂簡牘，我們就能夠看見民族來時的路，能夠抵達遠方牽掛的家。《禮記》記載的婚喪嫁娶禮儀至今仍在發揮作用，《尚書》記載的“虞”官所對應的正是今天的政府環保職務，《莊子》記載的“監河侯”恰如今天的“河長”……述往思來，文脈悠悠，透過簡牘文獻，我們探究中國古典學的深妙，繼而加深對一種文明類型的研究，研究結果能夠為促進不同文明交流互鑒提供可信的學術學理支撐，豐富人類文明的百花園。

“根本固者，華實必茂；源流深者，光瀾必章。”簡牘文獻貫通古今文脈的特點，奠定了中國古典學接續文脈、塑造文明的學術特點。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著眼未來，我們一定要保護、研究、傳承好秦漢簡牘，在繼承中推陳出新，不斷提升中華文化感染力和中華文明影響力，在新起點上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

（作者：喬清舉，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