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帆先生談次曾言：“你們現在最好的就是有老師批評指點，我現在老師都故去，有誰來指點我的不是呢？”（《立雪私記》1985年11月12日）當時先師年七十三，現在我還沒到老師的年紀，已深有同感。延君壽《老生常談》卷一云：“人到沒人敢說他不是處，則日流于怪僻而不自覺，所以士有諍友也。從小有嚴師，有父兄，自可受教。此病多在中晚年，自以為老于世故，邃于學問，無人能更置一辭，此而無密友以婉致或明告之，其昏背尚可問乎!”此言不僅適用于學問，做人亦然。

延君壽《老生常談》雖為詩話，論學每多精警之語，如云：“心不虛，意不下，斷斷無成。人生才智稍稍上于人者，皆有傲人之心，然遇當服善處，不可不低首自謝也。凡人不肯自道己短，必己無一長者也，作籠統樣子以罔人耳；凡不肯稱人之長，必己先有所短者也，作忌刻心腸以自欺耳。”這不但論學如此，推廣到應世接物，小至友道，大至邦交，無非都是這個道理。總是持我必無愆、過皆在彼的態度，終究是不會長進的。

壞人只會變老，不會變好。此言看似很絕對，卻絕對千真萬確。人沒有生下來就壞的，正常人初犯錯誤，都會改正并反省自己，以后就會不犯或少犯錯誤。人的反省能力就是人生的糾錯機制，最終避惡向善，成為一個好人。有些人犯了錯誤不會改正、不會反省，沒有糾錯的可能，以致一錯再錯，始終悖善趨惡，失去成為好人的可能。壞人就是缺乏反省能力的人，永遠不知道自己錯在哪里，于是只會變老，不會變好。反而像王朔小說里寫的那些時時意識到自己是壞人的人，終究天良未泯，讓我覺得他們其實還是好人，因為他們對是非善惡還有著反省、辨別的能力。

在聊音樂的群里，有朋友說買了翻版的瓦爾特指揮貝多芬《田園》交響曲，覺得還不如QQ播放清晰。我們都經歷過圖便宜買翻版的階段，如果是限于經濟能力那另說。但有些朋友以為聽音樂不必講究版本，只要專注于音樂本身即可，或者說業余愛好者，重在陶冶情操、提升修養，版本不是什么問題，那就不妥了。錄音版本對于音樂，就像照片之于人。不聽優秀版本，根本無法感知樂曲的真髓。就像看一張不出彩的明星照，不會知道真人有多美。瓦爾特指揮哥倫比亞交響樂團1958年錄制的《田園》，優雅明快而有很好的平衡感，錄音也很出色，被許多評論家推為首選版本，CD以1985年CBS發行的所謂“報紙版”音效最好，這是有定評的。但這款錄音也有一點不足，就是電平低，要開較大的音量才能盡顯風采。

聽黑膠唱片的好處，除了音效好之外，還經常可以聽到一些不知道的音樂和演奏家。最近偶得一張匈牙利HUNGAROTON公司1981年發行的女鋼琴家Donatella Failoni彈奏的意大利作曲家奇馬羅薩的31首奏鳴曲。奇馬羅薩（1749—1801）以歌劇聞名，一生寫作了80多部歌劇，幾十部合唱作品，被目為“意大利的莫扎特”。雖然他也有50多首鋼琴奏鳴曲傳世，但我從來不知道竟這么好聽。布達佩斯出生的Donatella Failoni，上世紀60年代后期出道，錄制這張唱片時還很年輕，未必彈到很高的境界，卻也泠泠可聽。況且這不算熱門音樂，錄音不多見。聽過這張唱片，就讓我對她的克萊蒙蒂和李斯特錄音產生了興趣，留意她的其他唱片。在LP時代留下的浩瀚的歷史錄音中，能被轉制為CD發行的只是少數，大量的錄音也像許多文學作品一樣，逐漸被遺忘。被遺忘的東西，不都是不好，只是為無見識的出版商和市場所誤。但在黑膠唱片中，我們就可能遇到一些不該被遺忘的錄音。

《孔子家語·六本》記孔子語曰：“吾死之后，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問為什么，孔子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孔子這段話非常有名，后人將它濃縮成一句格言：“欲知其人，先觀其友。”蒙古族也有諺語：“如果要了解一個人，就看他的朋友。”孟母三遷而近學宮，是為了讓孟子接近文雅之士；吳之振母親看到兒子的朋友黃宗羲、高旦中，欣慰其子將來必不凡庸。凡人與人交，國與國交，這句話都適用。

小提琴家文格洛夫被問到法比派小提琴演奏的特點時，強調了音符之間的連接、延音和歌唱性三點，它們是相關的。他說：“即使你需要快速演奏，音符之間也總是有連接。就像是一串音符，形成了樂句，而這種音符之間的連接就是產生能量的來源。”連貫的歌唱性演奏，就是說“即使音符之間有空隙，你也要呼吸。你要像唱歌一樣去處理它”。對間隙和連接的這種講究也正是翁方綱“肌理”說關注的內容，他用了一個比喻性概念“筍縫”來指稱詩歌文本意義單位之間的間隙和連接。

陳寅恪高足閻文儒先生，住北大燕東園。老友靳大成兄曾登門請教，聽他講當年陳先生上課的情景。陳先生說自己寫論文，大概就是引文，案；引文，案；引文，案。最后，一句結論，就寫完了。這就是老輩的著述法，教案體。錢鍾書諷刺當時的大學老師把講義印成書，再拿書來做講義，就是指這種教案體著述。其淵源出于古代的學案，學案就是一種教材，無論現實中有無講學的實際需求，它都將讀者視為潛在的生徒。

閱揚之水《問學記》，記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廿八日訪趙蘿蕤，說起近來對某某的宣傳大令人反感：“我只讀了他的兩本書，就可以下結論說，他從骨子里滲透的都是英國十八世紀文學的冷嘲熱諷。十七世紀如莎士比亞那樣的博大精深他沒有，十九世紀如拜倫、雪萊那樣的浪漫，那樣的放浪無羈，他也沒有，那種搞冷門也令人討厭，小家子氣。以前我總對我愛人說，看書就要看偉大的書，人的精力只有那么多，何必浪費在那些不入流的作品，耍小聰明，最沒意思。”雖然這位先生最心儀的意中人就是趙蘿蕤，但當時她就不入眼，多年后看得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