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文學的重鎮，當代江蘇文學一向新人輩出，且不乏引領潮流的弄潮兒。早在30余年前，就有批評家以“溫和寧靜與深沉冷峻”“飄逸曠達與執著現實”“清新自然與縝密精巧”的三個“統一”來概括江蘇文學的“個性”，這種對立中求和諧的藝術個性同樣被一代又一代崛起的年輕寫作者所繼承和發揚，比如近年頗為引人注目的朱婧、李黎、龐羽、大頭馬、秦汝璧等，他們不但在城市寫作上各擅勝場，也以別致的文學實踐共同豐富了金陵文學和江南文學的內涵。本文結合幾位青年作家城市題材的近作略作解說，以期呈現他們這一代地方性知識與視野的常與變。

得益于江南豐厚的士人傳統與文化積淀，新時期以來的江蘇作家大都葆有一種以古典性為底子的先鋒取向，這不但體現于催生了畢飛宇、蘇童、格非、韓東等重要的先鋒寫作者，更體現為一種內在于他們身上的文體自覺和對文學語言的自審意識，這一點在近來崛起的江蘇青年作家身上也得到了傳承。比如朱婧，她的《貓選中的人》《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在那天來臨以前》《光進來的地方》《吃東西的女人》《思凡》等，對“家庭、女性、親密關系”的呈現延續了其一貫的細膩和敏慧。看似簡單甚至樸拙的題目之下無處不閃動著既敏感又清醒的城市知識女性對生活的“觀看、傾聽和關注”，她們的生活處境、日常的空蕩和沉重，還有自我“那持續不斷的內心的聲量”，成為她表達的中心。朱婧在一個又一個關于“喪失”或離別的故事中給予女性經驗以通達的理解，為困于秘境或迷徑的她們修好了暗道與隘口，讓她們在脫序的時刻獲得依持。值得關注的還有朱婧小說的語言，細碎卻又深婉，那種娓娓而談的調性中分明有她自矜的古典氣韻，也疊印著對西方現代經典之作閱讀充分內化后的穎悟，處處都體現了對詞語和節奏低微卻沉穩的把控感。《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會讓人想起莉迪亞·戴維斯和門羅。朱婧曾經談到：“我和世界上其他女作家一樣，也希望自己有能力經由一種女性自己的語言和態度去表達女性的經驗和情感，并且向我生命中一切值得珍視的內容致敬。”也許在她筆下，她所居住的南京并沒有獲得風格化的顯現，但她對“克制、平衡和穩定”的有意為之，卻帶來關于城市書寫的新美質和新向度。

“90后”作家龐羽已然是年輕一輩的寫作者中繞不開的名字，她有著與朱婧同樣敏感、同樣自覺的文體意識，同樣習慣從日常起筆但調性又完全不同的寫作風格，她的《白貓一閃》《野豬先生：南京故事集》《布老虎》《二手動物》《佛羅倫薩的狗》等，大都包含“變形記”的內核，先鋒氣質要鮮明得多。因此，龐羽的寫作出現了三個很有辨識度的指向：其一是反諷與抒情的并置，其二是對成長敘事的動物修辭，其三是獨特的青年城市經驗。以《野豬先生：南京故事集》為例，敘事者所在的金陵大學后山上不斷有野豬出沒，而敘事者卻在身處孤獨的幻化中渴望著野豬先生的陪伴，而身兼餛飩攤主和詩人雙重身份的老儺與野豬先生之間隱隱的鏡像關系又讓人牽記。這篇小說無疑脫胎于南大仙林校區頻頻出現野豬身影的社會新聞，但在龐羽精心的撰構之下，野豬還有它的獠牙卻成為孤獨的見證和疏離的撫慰。由帶有諧謔味道的新聞生長為溢滿疼痛的小說，也讓這篇抒情況味濃郁的作品具有了一種反諷性，如識者所論：“在反諷中，我們時刻感受到否定性的力量要賽過肯定性的力量，世界、人生、自我和意義都變得曖昧不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以《野豬先生：南京故事集》為代表的系列小說其實還有較為明顯的青春寫作印跡，但是動物修辭的引入，讓龐羽的青春書寫顯得截然不同，她以間離化達至深刻化，對青年心理穿幽入仄卻又避免了感傷和沉溺，誠如畢飛宇所言，龐羽寫了并不新鮮的“標準的南京成長和南京迷茫，但是，當這些并不新鮮的局部被捏合在一起的時候，南京很新鮮”。

另一位“90后”作家秦汝璧，來自江蘇的文學之鄉高郵，是汪曾祺的鄉黨。她的作品如《漩渦》《華燈》《思南》《史詩》《后遺癥》《晚上十點》等篇什皆有一種書寫江南市井“舊事”的特有余味，也頗能體現這位年輕的小說家身上的古典韻致，雖然她很強調小說的“現代感”。在敘事上，秦汝璧并不在故事的起承轉合上用力，而常以家居閑談的場景推進小說，讓讀者在細節的兜兜轉轉中進入小說的敘述之流。中篇《史詩》寫綺丹和綺嫦姐妹的情感遭際，還有家族其他人物人生和情感的起落，一方面小說有清晰的標識人物成長的時間線，如姐姐的戀愛、嫁人、生子；另一方面小說在描摹每一個場景時都很迂緩，且有意容留了許多并非人生關節事件的記憶。小說中，讀者似乎始終沒有找到作者丟入湖心的那顆石頭，卻被這塊石頭蕩開的層層波紋牽引和撩動著，感觸到了綺嫦姐妹柔怯的表情之下的渴望、憧憬、無奈與困厄。秦汝璧的市井書寫少了銳利，也沒有范小青那種活色生香的熱辣爽脆，但慢慢形成了舒徐有情的敘事語調，使得自己從“90后”的整體代際中凸顯出來。

以上三位小說家風格各異，不過總體上在城市書寫中都保持了一種“緊張感”，題旨、審美與情感上皆內蘊一種張力。還有幾位江蘇青年作家則表現出較強的“松弛感”，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審美格調，其中較有代表的是李黎和大頭馬。這種“松弛感”當然也是其來有自，從韓東、朱文到顧前、曹寇，江蘇文學中還有著一條有意擺脫“深度模式”、重視平凡生活瑣屑經驗的寫作路徑，他們的努力就像列斐伏爾在其日常生活理論中所闡釋的那樣，人們一再強調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其實都依賴日常生活這個中介和樞紐來界定，因此，人們要做的“不過是睜開我們的眼睛，離開形而上學的黑暗世界，離開虛構的‘內心世界’的深度，這樣，我們就會發現日常生活的最平凡事實里所包含的人類財富”。李黎的《龍蝦之夜》《碧螺春之夜》《卷紙之夜》《論壇之夜》《水花生之夜》等“之夜”系列，包括重寫水滸的《水滸群星閃耀時》，都是將人恢復到“常人”來寫，著重的是人的“平均狀態”。出入他筆下酒局的人物雖然個性不清，來路亦不明，可每位讀者幾乎都能從中找到自己或自己熟悉的面孔，找到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疲憊、隱忍和自嘲，他們借著夜色和酒意吐槽不平，偶爾讓自己享受飛揚的時刻，待到酒局結束，明天到來，復又回到龐大的川流不息的生活中做回平庸的自己，繼續平淡無奇地去經歷日往月來的一生。

大頭馬也寫過一篇以“之夜”為題的小說，叫《梅林之夜》，說的是幾個年輕人總是圍聚一起，玩一個叫“阿瓦隆”的以亞瑟王為主題的角色扮演游戲，漸漸地，游戲角色和現實人生發生了隱秘的連接，甚至彼此糾纏。像大頭馬其他小說一樣，這篇小說充滿了新新一代青年亞文化的氣息，敘事真幻難解，對人物驅遣自由，全無掛礙。自出道以來，她從《謀殺電視機》到《不暢銷小說寫作指南》再到《九故事》，主題上天馬行空，題材上百無禁忌，不斷從推理、科幻、玄幻等類型文學乃至電腦游戲中對小說作跨界的引渡和整合，其“松弛感”正體現在對文無定法和她自言的“活的小說”的追求上。

從籍貫上大頭馬是合肥人，但從文學地理上她歸屬江蘇，這不但因為她入選了南京市第三期“青春文學人才計劃”，而且如《所羅門王的指環》等作的誕生也直接導源于她對南京這座城市的深入體驗。大頭馬之外，如孫頻等籍貫外省的優秀青年小說家也在江蘇打開一片新天地。江蘇各地風習民俗大不同，文學也異彩紛呈，前述對幾位青年才俊掛一漏萬的介紹為方便而提煉其同，其實更多是和而不同，因篇幅未及談到的作家也是在接續前人的基礎上各美其美，這是必須要作出補充的。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