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兮鎮詩篇》，許言午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許言午的名字對于多數讀者來說算不得熟悉。迄今為止，他僅有兩次在正式文學刊物上發表小說的經歷，一次是大學時期寫的短篇發表在浙江的《東海》雜志；一次是長篇小說《失密》發表在《收獲》雜志。在今天的許言午看來，那些文字已顯得稚嫩且久遠。他從小就愛讀《聊齋志異》，淺顯、節制，文字下始終涌動著一股隱秘的激情，如暗紅的炭火，百讀不厭。

許言午說，他渴望能寫出這樣的文字。他的新作《揚兮鎮詩篇》藏著小鎮的一切秘密。有溫暖的情誼，也有冷漠的看客；有含蓄動人的愛情，也有辛酸悲涼的分別；有悠長寂寥的雨巷，也有繁華熱鬧的城市……沿著許言午的故事通往20世紀80年代的小鎮，我們過往的記憶被喚醒，被主人公的愛情持久感動，被作家向傳統文學遙遙致意的虔誠感動，也會隨著人物對小鎮發展和未來走向思考一番。

中華讀書報：《揚兮鎮詩篇》很有年代感，一幅80年代的小鎮生活畫卷徐徐展開，讀來很有味道。這種味道不僅體現在你對于當時當地人物事件的描寫，更令人著迷的是細節，胡運開背的帶有白色帆船的皮革旅行包，丁曉顏腳上穿的系帶布鞋，都能喚起同時代人的記憶，也能體會你對于這部小說的書寫飽含深情。“揚兮鎮”是不是你的故鄉縮影？小鎮上的人物也應該有些原型吧？寫作的時候，是懷著怎樣的感情？

許言午：童年、少年時，我先后在地處浙西山區的兩個小鎮生活過。“揚兮鎮”是虛構的，糅合了那兩座小鎮的地貌風物人情。它的確是我心中故鄉的一個縮影，但這個“故鄉”更多是文學意義上的，而非物理意義上的。書中描寫的那些人物，沒有一對一的原型，同樣是糅合而成。一個“遠離”故鄉多年的人——用“逃離”也許更準確，對故鄉的情感往往是復雜的，矛盾的。那里曾有父母雙親，有親朋故舊，有自己的童年少年，有兒時音，有舊時顏，這些都存留在記憶里，卻顯得既近又遠，既親又疏，讓人無所適從。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已超過在故鄉生活的年數，但對北京不會產生這種無所適從感。或許是為了安放或釋放這種對故鄉的復雜、矛盾的情感，促使我寫下了《揚兮鎮詩篇》。

中華讀書報：《揚兮鎮詩篇》可視為一篇對故鄉滿懷深情的憂郁而悠揚的詩篇。那些美麗如詩的女性角色，胡美蘭、丁曉顏、蘇冬麗，她們有些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有些被愛人打擊得失去理智，但仍然活得像模像樣，讓人心生敬佩。你對這些女性人物是如何理解的？她們可比男性出彩得多。

許言午：這部小說里的女性確實比男性出彩，因為現實中就是這樣。這跟我早年的生活經歷有關。家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多是女性。我母親文化程度不高，但聰明能干，勤奮踏實，擅長與人打交道，在小鎮上人緣很好。還有祖母、外祖母，這兩位不識字的小腳老太太，同樣給我勤勞堅韌能扛事的印象，比我年少時所接觸到的男人要強。她們是家庭里給生活定調的人，不僅定調了我的童年少年生活，也定調了我對世界、對人生的看法，包括對文學的看法。

中華讀書報：“包括對文學的看法”嗎？

許言午：“對文學的看法”指的是寫作時要寫什么，該怎樣表達。從我的角度來說，也就是不要追虛逐妄，自以為是，玩文字花招，而是要實實在在、真誠地去書寫人，去書寫人生。這是這些女性用她們的生活態度給予我的教導。

中華讀書報：小說里的男性，不論是張詠、丁曉顏的父輩還是張詠本人，都不是特別有擔當的角色。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設定？

許言午：在這部小說里，我對這些男人，或者說“讀書人”，是有所嘲諷的，嘲諷他們追虛逐妄，求而不得之后又自暴自棄，變得或乖戾或冷漠。江文泉、丁遠鵬、趙國良、張詠，都是如此，雖然每個人的表現方式不同。這份嘲諷放在我自己身上大概也同樣適用。

中華讀書報：男主人公張詠少年時在母親面前是個懂事乖巧懂得體貼照顧母親的男孩，長大后在丁曉顏面前卻顯出冷酷無情自私的一面。他的變化有些不可理喻。

許言午：丁曉顏不經他同意生子，他自己工作不順，這些對張詠都只是外因。他變得“冷漠無情”，有更深層的內因。他對丁曉顏是真愛，對揚兮鎮是真恨。當他最后把丁曉顏與揚兮鎮看做一體時，恨就淹沒了愛。他是一個分裂的人，丁曉顏看出來了，所以在小說最后，丁曉顏隔著遙遠的距離，呼喚他內心的另一個人，但喚不醒。需要等到很多年以后，他才能自我覺醒。從我的寫作初衷來說，并不想把張詠寫成一個冷漠無情的人，但他內心的恨比愛更強烈，很悲哀。

中華讀書報：但是丁曉顏和張詠的愛情特別動人，克制又張揚，含蓄又大膽，言語不多卻細膩纏綿。你是如何對待愛情的？又是如何對待描寫愛情的文字？

許言午：《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從這個角度看，愛情無疑是世間最迷人的一種幻象，類似詩歌，值得人們去追求和守護，當然也值得書寫。描寫愛情時，我關注的是兩人之間互動的某些微小的細節，譬如丁曉顏和張詠牽手走在一起時，她會悄悄地變換手式。這些細節表現的是那種無意間流露出的渴望靠近的“情”，類似一個眼神，一抹笑容，并不濃厚顯眼，但細水長流，如婉轉的詩句一般。

中華讀書報：丁曉顏善良、周全、溫和、寬容，對世事的“逆來順受”和蘇冬麗有些相似，結局卻最令人唏噓，對于整部小說而言顯得有些倉促，最后一章急于交待每個人的歸宿。對于小說結構，你是怎么考慮的？

許言午：小說主體內容有七章，對應張詠最初寫給丁曉顏的七封信。序章和終章，對應丁曉顏最初回給張詠的兩封簡短的信。總共九章，也就是九封信。小說的整體結構由此搭建而成。小說的結尾，確實是刻意為之的，它更像是一首詩的結尾，戛然而止。至于故事的“反轉”，我想如果再寫下去，故事就會漫溢出去，恐怕不是我的筆力所能控制的，難免會造成對整部小說“氛圍”的破壞。

中華讀書報：“我”作為講故事的人，只在小說里寥寥幾筆？

許言午：我老家方言，稱故事為“白話”，是要用來“講”的。因此，我在書里有意設置了一個類似“說書人”的角色，在序章時，他就出現了，后來又在其他地方發了些針對小說人物的“議論”，但筆墨不多。或許我應該感到慶幸，沒有放開寫。現在看來，這個小小的嘗試并不成功。

中華讀書報：小說的語言質樸，平實，但細節描寫抓人，有質感。你如何捕捉細節？

許言午：平時不記日記，但有寫“碎片印象”的習慣。譬如說看到一點有意思的東西，或有什么有意思的想法，我會把它記下來，用最直接的語言描述出來，類似拍照，或畫家的寫生。

中華讀書報：《揚兮鎮詩篇》其實并不全是詩意，以“詩篇”命名，是出于何意？

許言午：用“詩篇”命名，一方面是對丁曉顏這個人物的贊美，另一方面，也是對我們漢語文學傳統的致意。漢語文學傳統是詩歌傳統，文字講究節奏和韻律，言辭簡約，意境深遠。《揚兮鎮詩篇》雖然是一部長篇小說，但我希望它能擁有或接近一種類似古典詩歌的質地，就像小說最后引用的唐代詩人孟浩然的《春曉》詩一樣。這也是“故鄉”的另一層含義：古典詩歌是我們漢語文學的故鄉。這是我在寫作此書時的一點小野心。

中華讀書報：小說敘述整體比較簡潔，但仍有個別之處有些重復。是有意的嗎？

許言午：是有意為之的。譬如丁曉顏穿的系帶布鞋，就重復過三次。一次是姚迎春事件發生后，張詠從派出所出來，去面店找丁曉顏。丁曉顏穿著系帶布鞋，與張詠面面相覷地站在街頭。那是相戀的開始。第二次是那年春節米羹事件后，丁曉顏穿著系帶布鞋，無所適從地坐在姜公巷家門口，張詠出現在她面前。那是相愛的開始。第三次是小說最后一章，丁曉顏穿著系帶布鞋，帶著孩子漫無目的地游蕩。這是離別的開始。

中華讀書報：奶奶去世后，丁曉顏忽然察覺，“房間里彌漫的，她特別喜歡聞的，是一種孤單的氣味——有生以來，這是她第一次嘗試著給某樣不可見的事物命名。”小說結尾，丁曉顏的母親胡美蘭在講解唐詩時，談到“每一首都很孤單。”小說里有很多呼應，比如張詠和丁曉顏的通信、對于熱鬧小鎮上孤獨的內心，能看得出來你的布局謀篇用心良苦。“孤單”是不是要表達的主題之一？

許言午：是的。孤單或者說孤獨，多來自于人與人之間的心靈、情感無法有效地溝通。人們生活在一堵由強烈的“自我”所形塑的看不見的圍墻之中。丁曉顏的自我不那么強烈，她是被身邊那些人的圍墻給反向圍困住了。

中華讀書報：你曾談到對這部小說寫作有著直接影響的文學書籍，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和魯迅的《故鄉》。具體談談？

許言午：《聊齋志異》對我寫作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包括人物、故事和語言。寫人寫景，寥寥數語，便讓讀者有繁花滿目或枯井千年之感。魯迅的短篇小說《故鄉》，在我看來是現代漢語文學史上，對“故鄉”最具道德力量和美學力量的書寫。那個在月光下，項戴銀圈，手舉鋼叉的少年閏土形象，一直刻在我腦海里。《揚兮鎮詩篇》最后通過胡美蘭之口，說出了“揚兮鎮”一名的來歷。但“抑若揚兮，美目揚兮”這句出自詩經里的詩句，描寫的并不是少女，而是一位射箭的英俊少年——“他”是《揚兮鎮詩篇》里的少年閏土。

中華讀書報：長篇處女作發表在《收獲》，起點不可謂不高。但此前你也曾經歷多次退稿，想過放棄嗎？

許言午：寫作《失密》時，還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我剛來北京。當時租住在五道口，那一帶住著很多像我這樣的文學青年，生活很不安定，但年輕，充滿自信與熱情。大家經常聚會，高談闊論，加上還要掙錢糊口，寫作的時間很零碎。現在從文學上看《失密》，我已不太滿意了，但由于那段喧囂動蕩的經歷，在個人情感上對它仍很珍惜。對一個熱愛文學寫作的人來說，遭遇退稿其實不是大問題，這是他必須要經歷的，是文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放棄也不是問題——沒有人是命定要寫作的，不過是個人的興趣和選擇而已。真正的問題是因為遭遇退稿，而輕率地改變自己對文學的判斷，降低對寫作的要求。

中華讀書報：寫完《揚兮鎮詩篇》，是不是還有更多的“詩篇”？

許言午：目前在寫一部新的長篇小說，但進展緩慢。我寫作速度不快，不是那種才思泉涌的人。往好聽了說，大概屬于慢工出細活那一類型。動筆寫《揚兮鎮詩篇》之前，我已中斷小說寫作多年，《揚兮鎮詩篇》的順利出版，對我來說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