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均知父親陳從周是著名的古建筑園林學家，而他于風景規劃領域作出的貢獻，恐鮮為人知了。將他當年風景規劃游蹤所及的尺山寸水整理成文，讓讀者知曉，亦不失為一堂“還我自然”之課。

旅游雜感申新論

父親最早提出“還我自然”之論可追溯到1978年，于《說園（1）》及《旅游雜感二則》文中。十年動蕩，名勝風景區遭任意破壞，不貲之損。對于該如何修建，他頗費躊躇。修建“得體”，畫龍點睛，增風景之雄偉與嫵媚；反之，雖“好心腸”卻吃力不討好，弄巧成拙。

父親多次強調：“山林風景，其異于城市的，主要是有山有水，即有自然之美。”1977年，他到宜興，看了善卷、張公諸洞，為在一望平疇的江南水鄉中擁有此雄奇大洞而驚嘆；可一進洞，電光若炬，五彩繽紛，幾疑置身于豪華餐廳中，奇巖怪石，成面目猙獰之野獸，一個原本自然的洞穴，被裝塑為怪獸動物園，難言自然之妙。他直言不諱，指出：“因為人工之力有違自然。”

蘇州天平山，有個缽盂泉，涓涓流水注清池，前小閣依山，極具自然美。父親再見到時，那新建的現代化平頂茶室，遠視極似動物園的獅虎籠，嚇得他不敢前去喝茶，再無“郊園多野趣”可言了。他不明白：即便無華堂夏屋，也不能搭些不符合自然景物的建筑呀！

1979年冬，父親去河北遵化參觀清代的東陵。四山合抱，古松成林，黃瓦朱墻，掩映于藍天綠海中，風景真幽美極了。視乾隆的地宮規模，其雕刻盈壁，可與十三陵的定陵相比；但當他入內，華麗的現代化吊燈、壁燈，照耀得如同白晝，“地下宮殿”似“地上宮殿”一樣富麗堂皇。他認為：“對地下宮殿照明的特點，要突出的是陵墓本身，而不是燈具。”父親不懂：這樣的照明對參觀者起到了什么作用？這是新式燈具與古代建筑的不調和，是破壞了古建筑的局部石面與雕刻。他告訴我們：“對古建筑來說，就是‘依然故我’，那才是高手筆，高文化了。”從而諄諄告誡：“對風景區的規劃與建筑要慎重啊！一下子破壞了，‘黃鶴一去不復返’矣，總而言之，‘還我自然’。”

駿馬秋風跡留北

1980年8月，父親參加了北京圓明園修復會議。整整兩天，他盤桓于廢墟、斷井頹垣中，精神是相當不愉快的。暮色四合，他繼續乘北上列車，去參加旅大市的總體規劃會議，二十個小時，向晚才達大連，景色一新。在槐蔭十里的山徑中，闌珊燈火依稀見。當山間皎月初掛時，一晝夜的勞慮頓消。漫步于山間，信口賦出小詞一首《憶江南·大連》：“大連好，淺畫自成圖。一徑綠蔭通夾道，萬山深處出平湖，初日步徐徐。大連好，遼海碧于天。幾處樓臺縈客夢，片帆渡海待明年，風物續前緣。”

父親稱該市的舊城改建慎重，很少“見縫插針”“充分利用”。他提出的“二靠二因”，是這次總體規劃會議的宗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因勢利導。”他跟大連人講了一段歷史：當年明太祖朱元璋填了燕雀湖造南京宮殿，晚年見宮殿基礎下沉，自悔早年蠻干的不是，希望今人再也不要覆轍重蹈了。他夸獎旅大的綠化是利用土生土長樹種做綠化基礎，再配北國習見的松柏、楊柳，作出了成績。如今槐蔭夾道，香飄萬里。歸程回眸，于梓室記下《十里槐花過大連》，用于指導旅大市風景總體規劃。

再赴沈陽，他于建筑學會作精彩演講，與從事旅游工作者交換近年建設意見，寫下《論北方園林》，是有望于他們“不要使游者做到無重臨其地的失望念頭”，而是“游興未盡，下次再來”。

父親將搞園林比作寫文章，首先要立意：是做論文還是小品文。他于恢復圓明園問題的討論會上，總結其為：“煙水迷離，殿閣掩映，因水成景，借景西山。”洵一派江南園林，后兩句是關鍵。

他對遼寧的園子在立意上下了功夫表示贊許；對東北是工業城市，污染嚴重，園子不局限于少數人的游憩，能面向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做法稱好，云：“所以大片綠化，大片園林都是正確的。”

他認為：交流經驗固然需要，但不是沒有地方特色的照搬照抄。東北園林與江南園林有著地域性的差別。城市要有特色，父親一再重述：土生土長，方顯地方感。一個城市的行道樹、園林要能吸引游人，一見所攝照片就知是什么城市，就是成功。他看沈陽的白楊，說它快要退休了；看柳樹說萎靡不振；再看法國梧桐又水土不服，不無感觸，言：“到底用什么行道樹，恐怕還要考慮。”至于樹木的配置，常青松柏、落葉洋槐、變色銀杏都是對的。他琢磨如何延長東北園子的觀游季節：北方多藍天白云，可酌量多配些常綠樹；花卉該萬紫千紅，爭相斗妍。

父親想“叫一叫”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其他單位瓜分園林的土地。”人游園林，遠望煙囪，滾滾濃煙，煞我風景，污染園林。他為園林工作者鳴冤叫屈：“我們園林工作者沒有被人重視，好像園林就是種樹，園林工作者升個工程師，真是難乎其難。”他見微而知著，將綠化與減少沈陽城市的污染連在一起考慮：“綠化就是文化，沒有綠化就沒有文化，直接生產與間接生產一樣重要。”他說搞旅游，風景區與園林是無煙工廠，工廠壞了能重建，風景區毀壞了，是無法再救的，“我們要對人民負責。”

父親于看似簡單的農村綠化得深層之理，謂：“中國園林的許多手法是從農村自然風景中吸收進來的。”他為遼寧人規劃造大園：大面積的園林要有分有散，有聚有合；大型園子里的建筑不能放大，不能搞大建筑，他以北海公園的亭子為范例，亭子就是亭子，沒有因北海大就造大亭子；園林的廊和路是將散開的建筑連起來，墻是把分開的建筑一組組地組合起來；北方園林用些紅柱、琉璃瓦是對的，建筑“宜小不宜大，宜低不宜高，宜散不宜聚”。他見沈陽園林的假山面積大，體形高，又蠢又呆，土包山、平岡小坡反呈自然，教他們因地制宜的做法是：低洼地以鑿池水為主，高低坡可安排假山，上面放幾塊石頭，叫“點石”。

他還希望代表著沈陽城市標志的東南西北四塔能得以保存；文物工作者與園林工作者是相依為命的兄弟，不可鬧對立糾紛……誠如他所言：“不根據自然條件來布置園林是得不出好的結果的。”是此行沈陽風景園林規劃之精髓。

手捧端硯說端州

色碧且存，乃端州精，取置案頭，實愜吾心。這方色青、形美、質好的端硯上刻有一對鳳凰，騰云駕霧，二印為：“梓翁九怪”“陳從周藏”。置于一精致柚木盒中。是父親自端州回家后不日給我的。

1981年冬，父親應廣東端州建筑學會之邀游歷一周。父親看山觀水，安排景區，盡貢己見，臨行前對鼎湖山與星湖談了自己的看法。他將星湖比作西湖，誦出的兩首小詞是端州風景規劃的參照：“湖邊照影動清愁，老去何堪憶舊游；不信異鄉為異客，分明山色近杭州。”“南船北馬半生游，論水評山我欲休；莫把燕支污玉璧，淡妝西子譽端州。”星湖濃妝艷抹，它的美不僅是七星巖，更有端州四圍群山的襯托，借景、對景得天獨厚；他也憂心忡忡：萬一今后環建工廠，四山開礦，后果不堪設想，他說：“搞規劃的人應該四處看看，周圍望望，能看到的都應在規劃中考慮進去，搞風景區建設要有整體觀念。”

父親視山水樹鳥，一片天真，故：“風景規劃在于怎樣處理自然的景色，而保其天真。”他數巖有七，參差錯落于湖波上，可過去立意不明，做了水泥外墻，建了公路交通，七星巖上了路，水盆景變旱盆景，山不再見腳，水頓失其源；凝望著明鏡般的星湖，為什么“如斯好水面，不見漾輕舟”呢？他不無遺憾，說：“星湖本來是應以舟為主的。”

在談到公園規劃時，他對星湖風景區前的寶月公園不滿，云：“不是等于飯店門前擺粥攤嗎？哪有生意呢？”他啟發他們懂得：“風景區好的地方，園林不發達。”故四川園林不多，安徽沒有好的園林，就是因有美麗的天然山水。

對如何安排建設世界旅游城市，父親緊抓三特色：“城市特色，風景特色，建筑特色。”經他觀察的肇慶城市特色是：沿江有四塔，標出了該市特征。失去它就一般化了，因建議：“這幾個塔應很好修繕一下。”

他認為自然風景區當以風景為主，建筑物起點景，引景作用，批評吃飯的那條龐大船體建筑（松濤賓館）為：“沒有尺度概念。”小小的蟾蜍巖和仙掌巖間擺個大體量賓館，給人的視覺是壓小了巖，巖成假山；賓館前搞個方池加噴嘴，既不像浴缸，又不像游泳池，試問水從何處來？無了自然生命。他提出的多個“宜”與“不宜”，哲學、美學，無不貫穿其中：“風景區建筑宜小不宜大，宜隱不宜顯，宜低不宜高，宜散不宜聚，宜麓不宜頂，形式要民族化，里面的設備可以現代化。”他毫不客氣地指斥：紅蓮湖搞鐵索橋，是破壞了地形；搞兩座假山，是“真山面前堆假山”，毀損了真山。

他建議山上養一群猴子，湖里搞幾條畫舫，餐菜有星湖活魚，風景點要增多，布置要中國化。“登月火箭”是山林城市化，城里的東西不要搬進山林。

風景區除了真山真水，還要有植物配置，有大樹可成為名山。父親說：“樹木的種植應該講究品種的配置，重視植物姿態。”中國園林中，松林就是松林，梅林就是梅林，柳林就是柳林，不能亂植，搞大雜燴；楊柳是水邊植物，桃花是高山植物，杭州白堤的一株桃花一株柳是錯誤的。他將其風趣地喻為：“干部也要老中青結合呢，風景區植物的更換或調整要格外當心，不能一下砍光。”

我讀父親1981年在肇慶市建筑學會講演記錄《談園林風景建設問題》，解其語言近旨遠：“城市園林是大自然的縮影，園林規劃設計充滿哲學原理與辯證法。”端州有真山真水，何必看著蘇州園林、揚州園林、北京園林呢？眼前的天然山水才是端州人放眼而腳踏實地之處啊！

秀出東南論名山

泰山，群岳之首。父親無數次登臨，在他眼里，自秦漢以來的歷朝碑刻、文物古跡、古建名勝、一草一木，無不是悠久的歷史，是愛國主義教育的大課堂。他以情悟物，進而人格化，得：“泰山應該是我‘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象征。”他觀泰山，感受的是中國的山，民族的山，中華民族的偉大，所以他主張：“泰山規劃與建筑要有民族特色。”對是處炸山頭、建纜車、破壞古建蓋新樓、公園式的大門、岱廟配天門與仁安門的新建筑，認為都是沒有靈魂的，強調：“今后在風景規劃上，對風景要著眼在此，既要修理古跡名勝，又要‘還我自然’。”

1982年8月，火日灸人，父親接江西省邀請去廬山開風景規劃會，可他遲遲未允，因1963年夏經他調查過的一些古建筑及森林，十年動蕩后毀得差不多了，山林快要城市化了。記憶中美的倩影怎忍磨去，復了一首懇辭：“會議催人老，新來白發多，廬山難補筆，無可奈如何！”豈奈“州司臨門”催他上道。毛毛細雨中，他扶杖上了廬山，吟出了《雨中去廬山》：“奇峰到眼須著意，富貴隨人只等閑；初識世間貧處樂，漸知水墨畫云山。”那日，兩鬢星霜的父親，老懷未忘的是黃龍潭附近的那座明代賜經亭。相見之下，居然安然無恙。望著壯觀的龍潭瀑，感受著美的境界，哼出了《觀黃龍潭瀑》：“似晴欲雨費疑猜，誰把天公巧妙開；峰影都沉潭影底，廬山之水日邊來。”

二十年前，父親是從山麓的萬杉寺、秀峰寺調查了宋元石亭，經宋代著名山峽橋棲賢橋，仰觀五老峰，一步步帶著云彩上，認識了廬山真面目，品出了名山之奇，予其人格化。廬山不僅是一個風景區，還起著感化教育人的意義，他喻其：“蒼潤高逸，秀出東南，亦即此風景規劃的最高指導思想。”而對那些背道而行，在山頂拉練幾天、游人工玩意者，他無法想象如此之游，如何逗起愛自然之雅致。

父親過去來廬山，住的是林下的平房，清流枕居，翠松倚窗，喜鵲報曉，他自比山僧，隱士，老農；而這次住大賓館，樓前西洋樹木成行，各式汽車成排，喇叭聲、汽油味，使父親產生厭倦疲乏。面對森林相當面積遭砍伐，他心如刀絞，勸誡管理者：“毋忘這漫山的森林，要保水，就得固林，廬山之美在于水。”他又說：“千萬要留此命根，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堪謂苦口婆心了。

歸途中，父親還在想著做好廬山的“補筆”，要具有：“詩人的感情，宗教家的虔誠，游歷家的毅力，學者的哲理。”他的散文《蒼潤高逸，秀出東南》，是自實中得之；他對廬山風景規劃的得失評量，誠望永保我東南第一山，盡在文中。

四十多年過去了，但名山掛纜車、幽谷橫玻璃橋、炸真山堆假山之咄咄怪事，屢見不鮮。重溫“還我自然”之言，仍是大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