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6歲的顧凡及，曾經是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長期從事計算神經科學的科研與教學。退休以后，他開始寫科普書，決定把科普創作和翻譯作為自己余生的事業和追求，至今已出版16本科普著譯，包括面向大眾的科普讀物《腦科學的故事》。12月8日，在“上圖發布×世紀好書”月度好書精選榜發布會上，《腦科學的故事（第三版）》入選10月榜單精選作品。

“進入腦科學領域以后，我最大的感悟就是，‘Use it or lose it,’不用則廢”，日前，澎湃新聞記者在上海的一家養老院里見到了顧凡及，如今，他基本保持著退休前的生活作息，每天工作大約五個小時，睡前，他會在手機上聽聽書，最近在讀馬伯庸的小說。作為腦科學研究者，顧凡及和國內外的腦科學領域專家保持聯系，持續關注世界范圍內腦科學與人工智能的最新發展。“隨著年紀的增長，大腦的衰退不可避免，但我相信，動腦能使這個衰退減慢，我現在的腦子還算可以，因為我一直在用腦，沒有斷過。”

【對話】

退休后開始寫科普，關注人工智能動向

澎湃新聞：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科普寫作的？

顧凡及：我是在退休后才真正地開始科普寫作。我不喜歡什么事都不做、每天只是看看電視的生活，我覺得科普是我能夠做的事情。2008年的時候，我的第一本科普書在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當時楊雄里院士來問我，愿不愿意寫一本給小孩子看的科普書，我說我有時間，可以試試，就這樣寫出了《好玩的大腦》。之后我又繼續寫科普書，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腦科學的故事》第一版，這是我第一本寫給廣大公眾的科普書，從那以后就一發不可收拾，基本上一年一本。

澎湃新聞：《腦科學的故事》第三版中增加了關于腦科學領域的最新科研成果，比如腦機接口等，您對于這些最新成果的探索和研究是如何進行的？

顧凡及：我原先從事的是計算神經科學的研究。退休以后，我一直關注這方面的進展，之后在進行科普工作的時候，也從各個地方積累材料、閱讀和思考。我和同事合辦過一本國際期刊《認知神經動力學》（Cognitive Neural Dynamics），和國內外的學術界朋友保持聯系。在雜志的審編過程中，我收集了500個國內外科學網站，從上面獲得了很多資料。我還從《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 Mind）、《發現》（Discover）、《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等高級科普讀物上獲取信息。科普需要全面了解，我依據專業的教科書列出大綱，再以科學性、趣味性、前沿性作為標準，根據大綱來選擇材料，把找到的材料收集到電腦或是紙質的文件夾里，之后在寫文章的時候，方便查找。

澎湃新聞：您在書里寫到和德國的退休信息技術工程師卡爾·施拉根霍夫郵件往來，交流人工智能的話題，關于未來的人工智能以及可能對人類帶來的挑戰，目前您是怎么看的？

顧凡及：人工智能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我首先要說明的是，對于人工智能，我只是一個有興趣的外行，但我并不是這方面的專家。現在我不只是和卡爾保持聯系，還有美國天普大學計算機系的王培教授等，我向這些國內外人工智能領域的專家請教，和他們討論，有時候也會爭論。

以前我堅信，人工智能僅僅是一個工具，關鍵取決于人怎么使用它。現在我對這個觀念有一點動搖。王培在書里講到，智能系統有初始目標，對于生物來說，就是進化和遺傳，對于機器來說，是工程師設定的目標。智能系統要實現初始目標，需要經歷很長的過程，不斷地和環境打交道，在這個過程中，就會產生許多派生目標，形成目標鏈，在這個目標鏈里，有些初始目標可能就消失了。我想，對我自己來說，研究腦科學、做科普可能就是我的派生目標，而不是初始目標，是隨著我的經歷和環境的變化而產生的。我把派生目標和意志聯系起來，在想機器的派生目標是否算是它的意志，當然這些還只是我自己的思考。

偶然進入腦科學領域，至今還在學習

澎湃新聞：您是把派生目標和自己的經歷聯系起來，聽說您本人是從數學專業轉向了神經科學，這段經歷是怎樣的？

顧凡及：我在復旦大學數學系念到大四下學期的時候，偶然的機會被選出來做預備老師，負責給學弟學妹講普通物理的課程，為此我去旁聽了全部的物理系課程。之后又在機緣之下，被分配到了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物理系——當時他們恰好需要一個有數學背景和物理背景的老師。我進入生物物理系以后，分配給我的工作是研究生物控制，包括給本科生編寫生物控制論的教材，由此開始和腦科學打交道。

為了完成這些工作，我去北京醫學院聽生理課，做生理學實驗，又去北京大學旁聽神經生理學的專業課程，慢慢地進入了計算神經科學的領域，后來，又回到上海，在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書。實際上，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計算神經科學沒有正式的學科名稱，處于神經科學和信息科學的交叉領域，我總是先碰到任務，再去補相應的知識。直到開始做科普，我想要從頭開始學習神經生物學的知識，我覺得博士也就是學習4年，我的前面絕對不止四年，我還用得起這個時間。

顧凡及做講座

澎湃新聞：您如今每天的日常大致是怎樣的？

顧凡及：我基本上是維持退休以前的生活方式。一般早上6點半到7點起床，8點參加養老院里的集體早操，之后從9點工作到11點，中間除了寫作以外，也會處理電子郵件和手機信息。午飯過后，再工作一兩個小時，然后午休，大概到下午3點的時候，繼續工作兩小時，晚飯以后，再繼續工作。一天大概有五六個小時是在工作，中途也會去健身房做會兒操、跑會兒步，周末的時候也會看看電影。睡覺之前，我會在手機app上聽聽小說，放松一下大腦，然后晚上10點左右睡覺。一年365天，除了過節和聚會，基本上天天如此。

澎湃新聞：說到小說和電影，在《腦科學的故事》里，也能看到不少對文學和藝術作品的引用。您對文學藝術也有很大的興趣嗎？

顧凡及：我從小就喜歡讀歷史和小說，尤其是傳奇小說。可能說來慚愧，我讀的往往不是被認為一流的作品，比如四大名著，除了《紅樓夢》沒有讀完，其他三部都讀了很多遍。武俠小說里我最喜歡的是金庸，最近我在聽的是馬伯庸的小說。國外的小說家里，我喜歡大仲馬、梅里美、普希金、萊蒙托福這些，但有些比較深刻的作品，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我就看得很少。

保持好奇，保持活力

澎湃新聞：您從數學專業轉向了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直到現在也一直關注人工智能、腦機結合等這一領域的發展，您對于腦科學持續探索的動力是來自哪里？

顧凡及：一個是好奇，一個是興趣，想要搞好科研或者科普，都要有好奇心，要覺得這件事有意思。我自己要做這件事，我想這是我最大的動力。另外，年紀大了以后，我還是希望能夠對社會有一點回報，覺得這樣自己的生活比較踏實，也覺得這樣好像自己仍然有活力。

澎湃新聞：如今您還在寫新的科普書嗎？

顧凡及：我現在手頭有幾本書要寫。之前和卡爾合著了“腦與人工智能系列”，關于腦科學和人工智能的熱點和開發問題，這套書寫到2019年中斷了，之后又發生了很多新的熱點和爭議，比如歐盟人腦計劃（EU Human Brain Project, HBP）終結，還有100多位科學家聯署發文稱綜合信息理論是“偽科學”等等。怎么看待這些事，這是我現在和上海交通大學的梁培基教授在合作寫的一本書的內容。另外，我在準備《腦海探險》的更新版，也是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關于腦科學和交叉科學領域的新發展。在《腦科學的故事》里，有一章關于錯覺，還有更多的材料沒有延展，國外有作者寫了一本《眼見非實》探討錯覺，我不太同意里面的觀點，我正在寫一本《錯覺，魔幻世界背后的真相》，大約明年4月份交稿。除了書之外，我還會在微信公眾號上寫稿，以及給一些雜志寫短篇。大概每年維持在20萬字左右。因為腦科學發展很快，不斷地有新東西出來，要不斷地學，學了之后，有些覺得好玩的、值得思考的東西就可以寫出來。

《腦科學的故事》書封

澎湃新聞：對于現在正在從事腦科學的年輕人來說，您有什么建議或者期望嗎？

顧凡及：我羨慕他們生在一個好的時代。在我開始進入這個領域的時候，腦科學還不是一個獨立學科，腦科學的科普和研究也沒有受到那么多的重視。現在世界上各個國家都大量投資腦科學，我們國家也是，各個大學都有這方面的教授。對于現在的年輕人，我想到一位已故的腦科學家沃爾特·弗里曼（Walter J. Freeman III）說過的話，他對年輕人的寄語是：你們背上沒有成功的包袱。有些人成功以后，就沿著他原來的那條路線走下去，不愿意嘗試新的事物，不愿意冒險，年輕人沒有背負這些，完全可以去做你們想做的事。弗里曼還說過，腦科學要繼續發展，一個要靠新的技術，一個要靠新的思想，新的技術需要國家投資，但是思想誰都可以擁有。

我看過很多科學家的傳記，對照他們的成功，我覺得科學家要有三條品質：第一是好奇，這是他們的動力，有了好奇才愿意廢寢忘食地去做這些事情；第二是質疑，不要覺得權威說的一定對，要自己用科學理性的思維去思考；第三是堅毅，堅毅不等于固執，你要常常質疑自己走的方向是不是對的。我念書的時候，沒有老師的引導，也走了很多彎路，當然年輕人也不要完全相信我，通過你自己的實踐來檢驗，如果發現我說的不對，就照你自己想的去做。各人頭上一片天，后悔沒用，我只想讓我的余生過得開心、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