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兄在病逝前一個月，或許還要更早一些，記不太準確了——他來到北京，想見幾個老朋友。我接到電話，心中一震，莫非這是最后的告別？

英國有一種專治肺癌的針劑，當時五千元一針，打了針有反應，肺癌就無虞；打了針無反應，肺癌無治。賢亮打了針后身上癢，有反應，就說明他的病能治好，朋友們都很高興。

后來的情況卻不是這樣。我放下電話就往北京趕，趕到北京后賢亮卻因病情有變，緊急住進醫院，且不許朋友探視。我們便沒有見上最后一面。

他去世的當天早晨，游泳館里談論的主題就是他。游泳館類似大茶館，許多人在岸上活動的時間比在水里游的時間還要長，因為池邊有各種專業運動員訓練用的器具和墊子。大家一邊做著適合自己的動作，一邊聊天。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位五十歲左右的旅游公司經理的話：“張賢亮功德無量，像我這個年紀的性啟蒙，就是讀了他的小說……”還有其他泳友，相繼說出了張賢亮一些小說中的人物和情節。

近幾十年來也有一些作家去世，沒有一位在游泳館里能引起過這么大的反響。可見張賢亮在民間的影響之大。此后相當長的時間，網絡和報刊上發表了許多自發悼念張賢亮的文章，在文化界和群眾中，可謂備享哀榮。

這有兩個原因：一是他的作品影響力很大，二是他風標獨具的個人的魅力。他的魅力來自命運和時間的磨礪，是個有故事的人。有些故事或真或假，但流傳不可謂不廣泛。不是有這樣一句話嘛：“對一個男人來說，沒有故事就沒有魅力。”

我熟識的一位雜志女編輯，去寧夏采訪張賢亮回來，相當長的時間口不離張賢亮，喜歡拿張賢亮做比喻……把張賢亮風貌俊逸的照片壓在辦公桌的玻璃板底下，揚言看一眼張賢亮的照片，比跟一些作家面對面交談更有味道。

我結識張賢亮是1979年的冬天，有一次晚飯后在京西賓館的院子里散步碰在一起。那時我們都是第一次參加文藝界的大會，都還沒有可以散步聊天的朋友。他器識清爽，不像其帶著濃重自身經歷色彩的小說，一點看不出命運刻刀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我們彼此都讀過對方的作品，他問我“喬廠長”為什么挨批，話題于是就扯開了……

我在“特重體”車間的生產第一線，被監督勞動七八年，精神上的磨難跟他被打成右派發配到西北有相通之處。他講了自己的一個細節，一下子讓我喜歡上了他的心性和才情——

有一次被卡車拉著去批斗，“地富反壞右”中他排在最后，得以背靠車幫坐在卡車上，但不能抬頭東瞅西看。“罪行”嚴重的，則背插牌子或頭戴高帽站在卡車上。正是夏天，他低著腦袋，眼前竟是一雙裸露的雖不整潔卻很好看的女人腿，或許處于那樣的境地，只要是女人的腿就好看。他根據這兩條腿開始想象這個女人的容貌、經歷、為什么會成為今天批斗的重點對象……他講那天的游街批斗成了一次美妙的經歷，造反派喊了多少口號，批判詞如何激烈，他幾乎沒有在意，低著頭完全沉浸在自己對眼前這個女批判對象的想象里……他還說要把這次批判經歷寫一篇小說。

我驚奇于他的描述，坐在卡車上被游街批斗，竟然還有這份情致和胸臆。心靈自洽，歷經世味卻不究詰，安其所，遵其生。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件事所表現出來的真實。唯其真實，才可信。這樣的性格，令人尊重和喜歡。

以后天津作協和百花文藝出版社多次請他來天津。他生病后，百花文藝出版社社長鄭法清，千方百計尋覓到好藥，親自給他送到寧夏。朋友們是真的盼他快點好起來。

1984年夏末，第二次中美作家會議在北京竹園賓館舉行。休息時間，幾位中國作家和中國作協的領導在房子里喝茶聊天，不知怎么就談到了張賢亮。

那時候作家們湊在一起，很容易講起張賢亮的故事。

我口無遮攔，當著中國作協的領導發了幾句牢騷，為那時還不讓張賢亮出國抱不平，大意是以張賢亮的智慧和才華，到國外只會為中國作家的形象加分，甚至會讓外國人喜歡中國作家……

時隔不久，中國作協派團出國，就有了張賢亮的大名。國外對他個人的邀請也不少，從此后他出國跟在國內出差一樣方便。

這其實跟我在中美作家會議上的幾句牢騷話毫無關系，堂堂中國作協不可能在意一個作家的牢騷，以張賢亮的影響力，也不可能老不讓他出去。后來賢亮不知怎么知道了這件事，出國要到北京集中，特意提前到京，跑來天津看我。

過去中國作協每年一次的主席團會，到晚上休會，有那么幾個人就聚集到張賢亮的房間里聊大天。會上下氣降心，晚上汪洋恣肆，基本以賢亮為中心，主要是聽他講。像說相聲一樣，負責引出話題“捧哏”的，多是鄧友梅。主要聽眾、偶爾起哄架秧的是陸文夫、陳國凱和我，有時也會增加兩三個人。聊得太晚，會到外面吃點夜宵，多數是賢亮做東。

有一年的主席團會在上海召開，巴金老先生坐輪椅出席開幕式，會后和大家合影留念。那幾天的會每有閑暇，賢亮就拉我陪他到上海一些重要的旅游街區，考察漂亮而簡易的廁所。原來他的西部影城里，有些廁所還是“明代的茅房”。他想將影城的廁所全部更新升級。

有時他會告訴我，今天影城又進賬多少錢。他只要外出，影城的會計每天都要用電話向他報告當天的收支情況。他說在家的時候，每天早晨他都要站在影城明代圍墻的制高點上，數著一輛輛來影城參觀的大巴，每輛大巴上有多少人，大體就能算出當天的門票收入。

以后我去銀川，出機場一上公路，就會不斷看到影城的大廣告牌。它是寧夏的三大旅游景點之一，或許還是最火爆的一個。商業自由是精神自由的重要內容，張賢亮可謂抓住了獲得自由后的全部機會，無往而不通，在文學界卓卓一時。

1985年我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蛇神》。當年冬天的主席團會在國務院第一招待所，頭一天晚上聚會聊天，平時話不多的陸文夫突然說：“子龍的《蛇神》寫的是張賢亮。”

我心里一驚，吃夠了小說被人對號入座的苦頭，如果為此得罪了朋友，我寧可不寫這部小說。于是趕緊解釋：“實話實說，我寫《蛇神》的時候真沒有想到賢亮，不可能以他為原型。”

張賢亮接口說：“邵南孫（《蛇神》里的男主人公）是子龍心目中的男子漢。”

他一句話化解了我的顧慮。當時社會上跟小說對號入座成風，并為此訴訟不斷，賢亮的智慧和胸襟令我動容。他想必也聽到傳言讀了《蛇神》，肯定了邵南孫是我刻意塑造的男子漢形象，說明即使如傳言所說的是影射他，也無須怪我。

那天晚上的夜宵我主動埋單。

也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廣東舉辦筆會，在采訪一個鞋廠的車間時，生產線上多是女工。張賢亮一派紳士風度，善氣和存，見一女工面色憔悴，甚是疲憊，便上前采訪。

他擅長與人溝通，三言兩語那女工竟眼里含淚簡單講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丈夫先來這邊打工，一年前不再給家里寄錢，失去聯系。家里老人治病沒有錢，孩子要上學了也需要錢，她只好自己出來掙點錢。

女工的故事并不稀奇，卻觸動了賢亮的神經，他轉身找同行的人借錢。幸好作為東道主的廣東省作協副主席呂雷，身上有四千元現金，張賢亮拿過來就塞給那位女工。他回到寧夏后立即將這筆錢寄還給呂雷。

豪爽有風概，這是大家喜歡他的原因。

夏天，在廬山，男男女女的作家們都熱得受不了。忽見路邊有一水塘，不知深淺，也不知水質如何。張賢亮從后邊趕上來，穿著皮鞋、長褲、襯衣就跳下去了。從容愜意，暢然自爽，真實而絕特。令活得精細的作家們無不心生羨慕，卻無人能效仿。

他帶著行李箱要打車去機場，進京參加一年一度的全國政協大會。路上碰見一熟人，因家庭變故已無家可歸。他掏出自家的鑰匙扔給對方：“我到北京開半個月的會，至少這半個月你可以住在我家里……”

僅我知道的，這樣的小事還有不少。他的前半生，活得非常沉重；當命運解除了他身上的枷鎖，他便活得異常輕盈，活色生香。

（轉載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