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樂里》《上海凡人傳》《滬上煙火》是近幾年書寫上海城市生活的優(yōu)秀網絡文學作品，榮登中國網絡文學影響力榜。三部小說故事時間剛好有一個接續(xù)性，從1940年代、80年代初、90年代末到新世紀，反映了不同歷史階段的上海生活，我將它們稱為網絡文學的“上海三部曲”。

《長樂里》前半部分與傳統(tǒng)的歷史小說無異，后半部分則具有網絡小說的典型特征，以穿越時空的手法圓夢革命者的政治理想。1940年代，紛繁復雜的政治力量聚集在上海，普通工人趙殿元和革命青年楊蔻蔻陰差陽錯結為夫妻，與長樂里居民一同在亂世求生。兩人暗殺日偽漢奸后，楊蔻蔻不知所終，趙殿元穿越到了21世紀的上海，看到了今日的盛世中國。小說后半段在趙殿元尋找楊蔻蔻的過程中，同時呈現了當代上海的城市空間和生活。為了讓趙殿元返回歷史現場，長樂里居民的后人們也逐漸聚攏，后半段與前半段在城市空間與人物關系上都形成了一種歲月流轉的奇妙對應關系。

《上海凡人傳》屬于現實題材作品，以主人公朱盛庸的家族人物故事為主線，哥哥朱盛中原本依仗電腦制圖走在時代前列，后因投資冒進“賠了夫人又折兵”。弟弟朱盛庸腳踏實地保守節(jié)約，也因此遭到了初戀女友的輕視和背叛。小說另外設置了一條支線，朱盛庸曾將留美機會讓給同學李禮剛，李禮剛在美國的發(fā)展與朱盛庸在上海的發(fā)展也形成了一種對比。朱盛庸的工作和買房過程也伴隨著上海的城市建設和區(qū)域發(fā)展過程，一路走來，金山、浦東、青浦，都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滬上煙火》也是現實題材作品，滬語方言是這部小說的重要特征。從語言角度來看，《滬上煙火》和《繁花》一脈相承，因此它還有著“小繁花”的美譽。林玉寶的人物設定符合大女主成長小說的特點，低開高走的命運軌跡。上個世紀的80年代，社會風氣相對保守，林玉寶也沒有擺脫傳統(tǒng)的束縛，婚姻是她另立門戶的基礎，但她同時也抓住了改革開放服裝行業(yè)的風潮。與此同時，潘逸年縱橫商場，在建筑行業(yè)與地產行業(yè)中闖出了自己的天地。兩人生出了對彼此的欣賞，也在困難時守望相助。

如何來談論這三部作品中的海派文化，不妨先借用一下文化的三元結構說。

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在《文化論》中曾談及文化的各方面有：物質設備、精神方面之文化、語言、社會組織。中國文化史專家龐樸在《文化結構與近代中國》一文中進一步提出文化三元結構論：“文化結構包含三個層面：外層是物的部分；中層是心物結合的部分，包括關于自然和社會的理論、社會組織制度等；核心是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狀態(tài)，包括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緒、民族性格等。這三個層面彼此相關，形成一個有機的系統(tǒng)。”

海派文化也可從表層的物質文化、中層的制度文化、核心的精神文化三個層面來體現。

首先，是海派文化在表層物質文化的體現。衣食住行是最為基礎的表現，三部小說呈現了三個歷史時期普通上海市民的居住空間與他們所向往的居住空間、上海本地特色的飲食傳統(tǒng)和西式的飲食文化的交融、風靡一時的服飾潮流、特定時期盛行的交通工具等等。

弄堂是上海市民一種主要居住形式，它的結構空間導致個體與家庭、鄰里等社會關系之間的戲劇沖突，可以說是海派小說的一個重要特征，呈現出上海市民既務實又善于變通的精神特質。1940年代的趙殿元和1980年代的林玉寶都蝸居在弄堂閣樓，1990年代的朱盛庸住在四層筒子樓，生活空間的逼仄讓主人公免不了人際交往的沖突。象征著更高階層生活的花園洋房都出現在了這三部小說中，朱盛庸女友對花園洋房生活的追求直接構成了重要情節(jié)。三部小說在飲食方面也有諸多共性，日常的上海本幫菜與節(jié)日特殊場合的西式菜肴應有盡有。

人物服飾方面的講究，以《長樂里》為例，“章澍齋同樣剛下班回家，他從圣約翰畢業(yè)后，一直在洋人的公司里做事，對衣著要求很高，西裝一定要進口英紡料子，夏天凡爾丁、白嗶嘰，冬天后花呢、唐令哥，春秋法蘭絨、薄花呢；襯衣一買就是一打，美國Ar row的牌子，漿洗得挺硬，領口和袖口露出雪白的半截；皮鞋一定要搭時令，夏天白皮鞋，冬天黑皮鞋，春秋天穿拼色皮鞋，搞錯了會鬧大笑話的。”《滬上煙火》中玉寶更是緊跟時代的潮流，專營歐美香港服裝、影視明星同款。

可見，幾部作品在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呈現出了一種海派文化地方性與世界性的融合，中國傳統(tǒng)的、現代的、東方的、西方的相互交融，兼容并包。

其次，海派文化在中層制度文化的體現，這三部網絡小說可能各有側重。

《長樂里》中民國時期上海的租房制度和車牌制度中都呈現出一種海派文化的現代性，這些具體制度跟大都市城市發(fā)展緊密相關。“舊上海的房屋產權關系，華界石庫門的房子沒有單獨的地契，買賣靠的是權柄單，頂費又是獨特的存在，租房子付房租付頂費就有了永租權，房主不能隨便趕走房客，房客有權再繼續(xù)出租房子，甚至改變房屋結構等等。”“黃包車的車牌制度，英租界工部局的大照會可以進法租界和華界，華界的照會分兩種，一種只能在南市跑，一種只能在閘北跑，不能進租界的最不值錢。”

整部小說最精彩的一幕就是數百輛黃包車夫為保護革命，一夜之間搬空了有紅色背景的造紙廠，這些最底層的蘇北佬，個體雖命如草芥，集體卻可以扭轉乾坤，紅色文化也蘊藏在海派文化之中。

《滬上煙火》對婚嫁禮俗層面有較多的描繪。潘逸年上門提親玉寶，結婚照在王開照相館拍、酒席定在和平飯店、彩禮一千塊。長三堂子出身的丈母娘薛金花說，“禮金講老實話，少了點，鄰居結婚……”潘逸年打斷說，“婚姻大事，不是小菜場買小菜，討價還價，降低大家身份。我已盡我所能，做出最好安排。如若還不滿意，那只能講，我和玉寶有緣無份。”這種婚嫁也是中西合璧式的，既有傳統(tǒng)的提親納彩程序，又是西式的婚禮，也是海派文化的開放多樣性。

《上海凡人傳》對于上海的住房改革制度和城市規(guī)劃有較多的筆墨。主人公朱盛庸的買房歷程見證了上海的房地產發(fā)展歷程。1994年，《國務院關于深化城鎮(zhèn)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發(fā)布實施，住房公積金制度開始全面建立。隨著房改房概念的誕生，私房可以上市買賣，公房作為計劃經濟的產物退居幕后。1988年，單位福利分房畫上句號。他多次跳槽也見證了上海各個區(qū)域的發(fā)展，如金山、浦東、青浦等等。

這些不僅讓小說具有了特定時代的歷史感和文化底蘊，也讓讀者感受到了人物命運與時代政策制度的關聯(lián)，同時也體現了海派文化的一種創(chuàng)新性，展現了上海的城市建設和政策的實施都是勇立潮流的。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海派文化在深層精神文化的表達。

海派文化的精神內涵是豐富復雜的，也是變動的，經歷過幾次城市文化精神的討論，“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在三部小說中也都有展現。比如《滬上煙火》中的女主人公玉寶無論是大的社會環(huán)境還是小的家庭環(huán)境中，不卑不亢，自食其力，謀生也謀愛，甚至可以為對方撐起一片天。《上海凡人傳》中的朱盛庸，勤勞務實，心胸寬闊，對工作和事業(yè)有著切實的規(guī)劃，對于投資市場量力而行。他們都曾遭遇背叛和不公正的處境，卻始終在平凡的一生中努力跟上時代的腳步。

我們談論海派文化，歸根究底是一種地域性文化。傳統(tǒng)文學更強調文學作品的地域性特色，而網絡文學因其互聯(lián)網媒介的開放流動性，以及其題材內容的多元化，以往研究中對于其地域特征的關注不多，但并不代表其沒有價值。無論是《長樂里》使用穿越技法，因而能夠瞬間呈現一種民國上海與當代上海的巨大時空對照，能讓讀者直觀感受到海派文化在歷史長河中的延續(xù)性和變動性，還是《上海凡人傳》中對金山、青浦的城市建設與交通發(fā)展的描繪，這種借由新上海人帶來的新視角和新生活的書寫，都是對于海派文化的一種補充。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