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書東藏：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劉錚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有人說，文化人劉錚的《西書東藏：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以下簡稱《西書東藏》）是本小書，開本精巧，構思巧妙，故事好讀；但它也是本大書，它記述了中國現代37位著名學者、作家、文化人曾經讀過、收藏過的西文書，一代人的閱讀選擇、視野以及個人的趣味、性情盡在其中。

在中國，對古籍的研究、書寫自來多矣，而對近代以來境內流傳的外文書的研究，還沒有過如《西書東藏》這樣的作品。

在記者與劉錚的一場溫故式的對談中，他講述了讀書與藏書的故事，也進行了一場“知識的考掘”，并充滿了內心的激情。

我生來就帶著這種刻痕

讀書周刊：您是如何愛上古舊書，又是怎么走上藏書這條路的呢？

劉錚：如果說中國當代讀書人之間存在一條“代溝”的話，那么我想20世紀80年代前出生的人跟20世紀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或許可算分處“代溝”的兩側了。之所以這樣劃界，是因為20世紀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基本沒有了之前的讀者對書的那種饑渴、那種不知饜足的占有欲——那是匱乏在文化基因上的刻痕。

我生來就帶著這種刻痕。對我們那一代人來說，區分書的新舊似乎沒有意義，要緊的只是能否讀到、能否擁有。從很早起我就開始買舊書，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我拿新得的壓歲錢去古籍書店買了上下兩冊的《孟子譯注》，如果沒記錯的話，是署名“蘭州大學中文系孟子譯注小組”的1960年版，跟后來改署“楊伯峻”者不同。當然，我并無意說自己當時就能讀懂這類書。事實上，我一直覺得，我興許不算是一個好的讀者、一個好的作者，但我應該算是一個合格的購書者。直到今天，我還奉行著“買、買、買”的“信條”，好像跟小時候沒什么兩樣。差別只在于閱讀的范圍漸次擴大，如今，所買外文書的數量已遠多過中文書的數量了。

讀書周刊：對于中文的古舊書，可以走訪國營書店、民營書店、古舊書店等地點，對于西文書來說，您是如何找到它們的？

劉錚：20年前，在書店里，在書攤上，我還是買到過不少外文書的。猶記在當年清華大學的小樹林，有人擺攤賣北京外國語大學圖書館剔舊的英文書，我像掉進米缸里的小老鼠，樂而忘返，自己手上的錢不夠，還向人借錢，一買再買。后來網絡時代興起，我就主要趴在舊書網上買。其實，買書沒有秘密，就是一個“勤”字。勤看勤搜，必有收獲。

讀書周刊：收藏西文書和中文書是否也存在著一些區別？

劉錚：我覺得沒有太大的區別。只是在中國，有許多書店店主并不怎么懂外語，對外文書的門道就更不清楚了。有時他們會漫天要價，自然，有時也會“賣漏”一些東西。所以，相對中文書而言，在中國購藏外文書，存在更大的偶然性。偶然性，就意味著可能有驚喜。

讀書周刊：搜集這些中國文化名家的藏書，關鍵在于懂得辨別真偽，能從魚龍混雜的書中火眼金睛般挑出那些有價值的。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劉錚：辨偽，是件復雜繁難的事，我覺得最好時刻秉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態，哪怕你已經是專家了也同樣如此。而對剛入門的收藏者來說，關鍵的一點也許是，不要總想著自己是那個幸運兒。相反，如果常想著自己面對的可能是一個陷阱，那么真落入陷阱的概率就小得多。相信自己，是人性；懷疑自己，則是逆著人性。在鑒藏方面，不妨多逆著人性思考。至于辨別能力的提升，靠的無非是勤學苦練，哪行都是如此，萬法歸一。

讀書周刊：在我國現代藏書家中，阿英與鄭振鐸可被稱為“絕世雙璧”。阿英曾說，淘書、訪書并不容易，充斥著酸甜苦辣，他還曾作有一聯自嘲：“孜孜寫作緣何事？爛額焦頭為買書。”您覺得這條路苦嗎？

劉錚：藏書，作為一種嗜好，不可能是苦的。任何一種嗜好，之所以能成為嗜好，首先就因為它讓人愉快，讓人上癮。當然，成癮行為會引起人的反省，在反省中，人們傾向于對其做出較低的評價。然而，這種場景下的評價是不客觀的。聲稱淘書、訪書也不容易，不過是甜蜜的抱怨。重點在甜蜜，而不在抱怨。

努力讓書流動起來

讀書周刊：從書的寫作者到一代一代的藏書者，從舊書和人物的故事里，您感受到了時代的變遷和歲月的流轉嗎？

劉錚：我想，讀書的人與不讀書的人的最大區別，恐怕就在于他們有時間感的差異。讀書的人總會被書中的文字提示歷史之存在與時光之流逝。《西書東藏》中有許多篇目可以顯示閱讀潮流的升降流轉。比如，新中國成立后，一些外交家在國外買書、讀書。20世紀50年代，李一氓在維也納從事外交工作，致力于搜購“紅色善本”——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版初印本。后來曾出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喬冠華，我的書里寫了他的一部藏書——《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他是1961年在瑞士日內瓦時讀的。喬冠華在題記中寫到，他第一遍讀《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是在1938年的廣州，那時他從德國留學歸來不久；第二遍讀，是在1959年的北京；第三遍讀，則是在1961年的日內瓦。這些購買及閱讀行為就帶著鮮明的時代印記。

讀書周刊：《西書東藏》這本書的英文名字是Traveling Books（直譯為旅行的書），在您看來，書“旅行”起來會怎樣？

劉錚：書的特別之處在于它既是無形的知識、觀念和精神的承載物，又是有形的、占據相應空間的、有一定價值的商品。每一本來到中國的外文書，都經歷過跨國旅行——這一事實似乎顯而易見，其實深長思之，是富有意味的。這種旅行，一方面帶動了知識、觀念、精神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是經濟與物質文明傳播的客觀痕跡。對這兩個方面進行深入探研，都會給人帶來啟發。當然，《西書東藏》更多地著眼于這些西文書的歷史際遇，它們跟書的主人一樣，游歷了天南海北，甚至飽經顛沛流離之苦，有的經過戰火，有的在主人拮據倉皇之際被轉賣、遭委棄，在形形色色人的手上輾轉過。書的命運，亦是人的命運的縮影。

讀書周刊：對公眾而言，梳理這些記憶對大家意味著什么？

劉錚：從學術的角度看，《西書東藏》屬于書籍史、閱讀史方面的研究，是對中國近現代西學流布的一種管窺。自然，我們也完全可以不把它當學術來看，而是把書的購藏和閱讀行為當作一種獨特的生命體驗，通過細致地考察那些文化名家與西文書的互動情態，我們可以理解他們之所以成為他們的某些關鍵要素，進而反思我們這個時代以及我們自己與書的關系。

讀書周刊：您對當今古舊書行業的生存環境有怎樣的感受？

劉錚：我對古舊書行業的從業者們心懷感激。我始終相信，讓書流動起來，與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不過，老實講，中國古舊書行業的專業化水平還非常低，許多從業者對他們銷售的東西近乎無知，這事實上妨害了舊書的流通。從長遠看，專業性的提高，對行業、對消費者，都有好處。

讀書是要賣力氣的

讀書周刊：您有如此豐富的閱讀經驗，哪本書對您的影響是最大的？

劉錚：我平生過眼的書應該超過兩萬本，要回答哪一本對我影響最大，的確很困難。我想，周一良舊藏的《語言及諸語言》（Language and Languages）稱得上是給我帶來最大震動的一本書。此書是周先生1940年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為研習語言學而讀的，他閱讀的過程中在書上留下了許多痕跡。我做了統計，全書正文共436頁，而有周先生畫線、批注的共354頁，這就意味著，超過80%的書頁上留有周先生的筆跡。我讀過的書也不算少了，卻從來沒有對某一本書下過如此大的功夫，從未如此認真地對待過讀書這件事。它是既令我感佩又令我慚愧的一本書。

后來，我經常翻看這本《語言及諸語言》，更準確的說法也許是，摩挲。它對我是一種激勵，因為在很多時候讀書并不只是休閑活動，讀書學習是要下功夫、要賣力氣的。這本《語言及諸語言》，是前輩學者用功的一次凝固的示范。當我怠惰頹唐，心里想著今天就不用功了罷，翻翻這本書，有時甚至只是望望擺在架上的這本書，就能讓我心里的火苗重新燃起。其實在人生的不同時期，遇到的可能是同一種阻礙，你能做的，就是深吸一口氣再次迎向它。

讀書周刊：有哪本書的收藏故事是讓您印象最深刻的？

劉錚：有個英文單詞叫serendipity，指好事從天而降砸到頭上的那種意外之喜。有時你只是隨便下單買一本書，是奔著書的內容去的，但收到包裹、展開書頁的那一刻，你突然發現，它是名家舊藏本，是有故事的。對我來說，這樣的好運就很難忘。《西書東藏》里寫到的兩本書屬于這個情形，其中就包括周作人舊藏《節本希英字典》。當時我只是想買一部古希臘文工具書，等拿到手里，細看了書上的鈐印，才確認書的上一任主人是周作人。當然，買書這么多年，類似的幸運降臨的次數其實不少，以后我會爭取再寫一寫。

讀書周刊：您說感到自己受惠于這些書，想要報答，必須將這些故事寫出來，這種受惠指的是什么？

劉錚：在搜求、閱讀、研究、書寫的過程中，這些書有點像繆斯，它們也許不會令你即刻擁有什么，但它們引領、提點、揭示，跟隨著它們，你將走入一片新境，窺見、理解、洞悉那里的秘密。說起來，我或許像那個武陵的捕魚者，只是講出自己身歷的桃源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