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王瑤先生因病逝世，其后，夫人杜琇先生將遺物捐贈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其中包括王先生與現代文學研究有關的手稿、藏書，部分生前使用或未使用過的物品，以及很可能是全部的照片。這些捐贈品形成了以“王瑤文庫”為題的專檔，中國現代文學館也成了此次王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核心的組成部分之一。

王瑤先生逝世后，大約每十年有一次大型紀念活動，或就其生平，或就其治學，或就學科傳承的展望，方方面面，即不能說題無剩義，可以發揮的空間也很少了。然而，一如圖像所保存的，往往是溢出學案或傳記所能范圍的“人”的表情、姿態，專檔則側重于“物”在廣延中的、與觸覺、氣味相連的實質存在，大體上是這些物質性的要素，使得畫傳和展覽成為了此次紀念的入口。我負責的是文學館的展覽。

然而“物”往往是沒有系統的，因此這里也只選擇一些展出的和沒能展出的展品，談幾個展覽本身未盡的話題。遂題為“剩語”云。

個人專題展是有一定的體例的，大要不出傳記的線索，此次的展覽卻在第一個區域設置了一個王瑤先生書房的印象式置景。回想起來，這是北大現代文學研究常用的一種筆法，不徑論文章的主題、前研究、問題意識，而先設一小引，以具體的情境，首先對論述對象的氣象作一速寫，近于所謂“得勝頭回”。

王瑤先生書房還原

思路來自陳平原與袁一丹兩位老師，最終的展覽也證明，這是最適合于實物的語言。書房展出了先生的臺燈、眼鏡、各個時期的證書，也有一些旅游紀念品，有些見之于保存下來的老照片，有些則甚至沒有拆封過。并不都是重要的物品，也并不都能說出來龍去脈，然而它們確實蘊含著某種屬于王瑤的“氛圍”。

最有名的當然是煙斗，可以說是王瑤的一個符號，但仔細看看，其實沒太用過。這類煙斗在專檔中還有幾個，算得上是一項收藏，都是九成新。另一件掐絲琺瑯煙碟卻是真用過的，其中可以見得“水深火熱”并非虛言。碟口略向內扣，作為煙灰缸似乎不甚合理，直到借展時，里面還有煙灰，這是一個很奇妙的感覺。

入庫清點時，這幾個展品給了我不小的沖擊，那是非常強烈的直觀性，直觀到有些突破界限。拿著煙斗我有一種輕微的抗拒的心理，因為知道它是叼在嘴里的器具。這可能是最極限的、關于“物”的體驗，是一種完全無法去他者化、甚至無法知識化、無法形成敘述的一種具體性，一種剩余的肉身性。一切實物展品都有類似的效果，只不過，展柜提供了天然的保護，作為觀眾，我們仍然是站在一個安全位置觀看的。它使我們意識到，如果提及“靈氛”，也許那并不是能夠化約為懷鄉病的、柔軟的東西，而毋寧是這種侵犯的、因而能動的東西，它隨時入侵我們情感的、也是思想的邊界，并隨時可能將我們自其中召喚出去。

王瑤先生的煙斗

相對溫和的是聲音。2014年陳平原老師尋訪到一份王瑤在澳門接受采訪時的錄音，這個錄音的故事是很多的，怎樣聽不清楚，怎樣找山西當地的學生來聽寫，又怎樣找山西的老師校對。但這次卻在文學館發現，王瑤還有兩份錄音存世，一次即此次展出的《現代文學的時間起訖問題》。錄音保存在磁帶介質中，翻錄出來耗費了不少精力，然而卻相當清楚，而且，并不難懂——至少在北方方言區的人聽來是這樣。幾乎不再需要任何語言，就可以從這份錄音中聽到王先生的活生生的形貌，包括他的笑聲，在任何語境里都開玩笑，這樣一種性格。有的學者是趨向于無性格的研究的，王瑤顯然不屬此類，他的研究是他作為人的副產品，正如現代文學這個學科與其說是關于文本的學科，不如說是關于人的學科。

另一份錄音也很特別，它是王瑤1985年去日本時的講座，里面有日語的翻譯。這次和日本有關的，還有一些因為篇幅最終刪去的素材。專檔中的照片里，有相當一部分是1985年這次在日本拍攝的，多是抓拍，而非站定了擺好姿勢的合照。停車場中的一張，王瑤和隨行兩人直面鏡頭，衣角皆在空中，毫無疑問是在行走中拍攝的，有一種電影劇照的氣質。

王瑤先生行走于停車場中留影

還有一組照片的背景頗夢幻，有白墻而藍色尖頂的城堡，仔細看乃是東京迪士尼。其時王瑤已經年逾古稀，在這里能看出他非常孩子氣的一面。從館中保存的杜琇與他的通信，也不難印證這一點。

王瑤先生在東京迪斯尼樂園

王瑤留給文學館的照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各處會議時的合影，少部分是家人的，但其中有一張很特別，既沒有他自己，也不是我們認識的他的家人或者同時代的學者。那么他們是誰呢？既然都不認識，當然沒有什么頭緒。可是看裝束，看陳設，不像大陸的人，卻看得出相當有年頭。是香港人或者臺灣人嗎？王瑤這一面的來往其實是少的。那么是日本人嗎？是的話，四個日本人，黑白照片時代就與王瑤相識，他們會是誰呢？到目前為止，唯一合理的答案，是翻譯《中國新文學史稿》的實藤惠秀四人。這個譯本在《史稿》出全后很短時間就翻譯出來了，實藤是與王瑤直接聯系的。以這個線索輾轉咨詢了很多人，可是最后也不能確定，只得到了“非常像”的結論，因此最終這張照片也沒能展出。

《中國新文學史稿》日文譯者實藤惠秀四人合影（待考）

稍微彌補這點遺憾的，是實藤四人的日譯本《史稿》，王瑤專檔中的藏書里，是有這個版本的。打開看一看，每一冊的扉頁上都有題贈，四個人都具名了，就是譯者贈書。戰后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中國本土的研究有很緊密的連帶，如果不是抱著對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向往的人，是不會對中國的現代文學感興趣的。即使不是現代文學這個學科，“全球六十年代”也仍然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相當奇特的一個時代。當然，這時還不是六十年代，但我想它依然見證了二十世紀歷史的某個有意味的瞬間。

因此，但愿有一天那個謎能解開。

另一份有意思的照片是一張合照，拍攝于北京大學，照片上有二十余人。這是布展中偶然發現的材料，當時需要展覽王瑤和李何林一同出鏡的照片，遂翻到了這一張。之所以說“有意思”，是因為李何林不是北大系統的人，不太有機會出現在北大。那么，這就不是北大教職工日常活動的合影，而是會議留念。有這樣一個會議嗎？循北大、李何林、王瑤的關鍵詞查去，發現了何善周先生的回憶，這個會議，很可能就是學科史上頗為關鍵的“綜合大學現代文學史教學大綱討論會”。何善周所列舉的與會者，很多人確實都在照片上，包括余上沅、吳組緗、孫中田、陳瘦竹、此后不久便離世的劉綬松，以及作者何善周本人。

“綜合大學現代文學史教學大綱討論會”合影，攝于北大辦公樓前

這一部分展覽的總題是“第一代學人”，這是現代文學學科史會用到的一個概念，所指大體也就是王瑤、唐弢、李何林這一代。但展覽想要探討的不止于這三人，必須看到，現代文學學科創立時的諸多問題意識并非出自一門一家，而是其時學者間共享的，可以說正是“時代精神”的反映。因此最終選取的方式，是以表格羅列同時代現代文學研究者的生卒年、解放前的經歷以及研究領域。找到這張照片時，我才意識到，其實表格里的很多人都在照片里。

這個點位大概是整個展覽唯一一個我要求設置的點位，因為我認為，“第一代學人”的特質，是關乎現代文學學科的內在品格的。用王瑤自己的話，這個學科是“唐人選唐詩”。事實上，從表格不難看到，這代人在成為現代文學學科的學者之前，基本上都已經工作了，很多人自己就是作家。所以，這是當代人對當代史的一個書寫，它和那種旨在對研究對象進行客觀判斷的學科，是不一樣的。它的研究者和研究對象是部分重合的，所以它是有立場的，它不單純是要對自己的研究對象做一個真與偽的判斷，它還從當下的處境出發評判這個對象的善與不善，并潛在地試圖做出干預。這是現代文學很特別的一點，和其他學科都不同的一點。正是這種“唐人選唐詩”的特質，使得只有三十年歷史的現代文學，可以承受超過一倍以上時間的研究，只要這三十年仍然是“現代中國”的某種起源。

這個學科正在面臨一些危機，內部外部皆有之。這個意義上，去重新的返回這個學科誕生的時刻，去重新考慮它的特質，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王瑤及其同代學者概況”（中國現代文學館王瑤學術文獻展）

最后我想談一談“竟日居”。這是王瑤晚年的齋名，在講解的時候，每每遇到人問，竟日居是什么意思。但其實是很難解釋的，因為王瑤自己明確說過，沒有什么意思，就是把“鏡春”二字拆開，那是他晚年分配的居所。可是也有人說，王瑤“自己很得意這個名字是感覺得到的，因為他平常幾乎不寫毛筆字，這回卻用毛筆寫下了這個名字，而且掛在案前”。這幅字也收藏于王瑤專檔中，裝裱在厚卡紙上，周圍還鑲了金邊，右上鈐印，亦為“竟日居”三字，真是“很得意”了。“沒有什么意思”，大概是不能盡信的。

王瑤先生題寫“竟日居”書齋名

當時也做了一些猜測。拆“鏡春”為“竟日”，使人想到魯迅的“且介亭”，事實上王瑤所住的也只是鏡春園的一角。魯迅另有筆名唐俟，說是空等的意思，反過來，即稱書齋為俟堂。這是一個很有魯迅氣質的齋名，“俟堂”，聽上去好像是一個等待的空間，可是等待的是什么呢，是虛無。如果拋開“且介亭”那類竣急的自嘲，可以說，“竟日居”里也有與“俟堂”相似的頹唐：終日居處其中，但是做什么呢？不知道，沒有說，只是“竟日居之”。

回到王瑤當時的狀況，從三十年代的左翼青年、四十年代的進步教師，到建國前后非常積極地投入到現代文學乃至當代文學批評的活動里，經歷了中間許多變故，到新時期學科重新恢復起來。遙想去，應當是“老驥伏櫪”“桑榆未晚”，但是王瑤的狀態是很微妙的，一面是積極地、可以說是自我消耗地做了許多制度建設的工作，一面又好像很消極。這次王先生的幾名弟子的訪談里，錢理群先生就提到，王瑤晚年對現代文學是覺得沒什么可作為的。

一種解釋是，王瑤認為古代文學更重要，更有操作難度，更能顯示一個學者的上限。但我想也有另一種可能，是他對文學介入歷史的可能性感到疑惑。在他最后的時間里，一面在做學科重建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回到了一個很不穩定的、自我質疑的狀態。這毋寧說是現代文學的某種原點的狀態，也是這次紀念活動對我個人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