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經典系列”今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新版。 （出版方供圖）

距上一部長篇《黃雀記》已有11年，新書合同早已簽約，但作家蘇童篤定了要“慢慢寫”，十余年來攢了100萬字。“有人說這篇幅至少能拆成3部長篇，但我不想這么干。最終拍扁打磨到40萬字《好天氣》。”前不久，蘇童亮相城市更新大會，在上海張園接受文匯報記者獨家專訪時透露，自己已經過了“追求數量”的階段，“質量對我來說是唯一的”。

蘇童最新長篇小說入選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將于明年上半年在《收獲》雜志上首發，單行本將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推出。巧合的是，獲茅盾文學獎的《黃雀記》也首發于《收獲》。

醞釀許久，即將開壇，時間和閱歷的加持下，究竟會生成何種“好天氣”？文壇成名多年，61歲蘇童的寫作心境變了嗎？漫步張園石庫門建筑群，歷史文脈與時尚摩登交融于這片空間，“新蘇童”與“舊蘇童”也在對話中交織走來。

要不要“改名”？

蘇童新長篇最初的名字是《咸水塘史》，小說圍繞咸水塘區域城郊結合部的大池塘，池塘一邊是農村，一邊是城市，以池塘為界的城鄉兩個家庭，幾十年中產生各種交集，背后折射了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社會發展變遷。

“這個塘是什么東西？有什么含義？很多人反饋不太喜歡，學生聽了這個名字后眼里都沒有光了。我現在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尤其是學生的建議對我很重要。”蘇童是北京師范大學駐校作家，下課間隙和學生聊起，“好天氣”本來是小說中一個章節，“書名改成《好天氣》后，他們眼里頓時有光了！”甚至有學生貼心想好“推廣語”——“不管天氣怎樣，我都隨身攜帶一本《好天氣》”。

這個名字很容易讓人想起近期熱映的電影《好東西》，“當然我們在討論書名的時候，電影還沒出來，是個巧合。”相比銀幕上的都市男女，《好天氣》內核是“寫一首郊區的挽歌”。蘇童談到，小說場景靈感源自小時候成長的區域，“往南走1000米是拙政園，往北走1000米是農村稻田，這一塊地方后來在變遷中慢慢消失變形了。城郊變化背后，時代車輪滾滾而過。”他希望小說能記錄下風聲與泥濘。

關于改名的訪談短視頻發布后，記者在評論區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反應——有網友表示贊同，“期待《好天氣》！”也有讀者認為，這名字有股“網紅味”，“《咸水塘史》更接近蘇童老師本人的風格”……眾口難調，蘇童并不否認這個改動吸收了年輕一代學子的美學判斷。

除了名字改動，篇幅壓縮也有蘇童對讀者訴求的考量。“百萬字小說除了滿足一個‘虛名’期待，并不能帶來什么實在的，比如‘讀者真的喜歡嗎’‘真的需要嗎’。畢竟這個時代讀100萬字小說真的是一種折磨。”他坦言，小說一般是自己覺得滿意了才會拿出來，“寫作這么多年，唯一的壓力就來自于自己對手上作品的感覺——它是不是足夠好。我想完成心目中的那個理想文本。”

作為業內公認的短篇圣手，蘇童新長篇引發圈內高度期待。有資深編輯透露，“相比中短篇的節制，蘇童這次帶著‘剎不住車’的訴說欲望和表達沖動，后期在篇幅上又做了較大調整壓縮，應該是感性理性交替的寫作思考過程。”

從上世紀80年代《桑園留念》開始，蘇童一系列作品背景都離不開南方香椿樹老街。街上呼嘯而過的少年，雜糅著作家不斷被書寫改寫的童年記憶，匯成蘇童小說獨特的標識。茅盾文學獎給《黃雀記》的頒獎詞里如是描述：“蘇童回到已經成為當代文學重要景觀的香椿樹街，以輕逸飛翔的姿態帶動沉重的土地河流……”再到最新長篇，蘇童笑言，本來沒刻意要回首，“但寫著寫著又拐回香椿樹街，我是把全世界搬到這條小街上來。它是我一生的寫作地圖，也是壓箱底的禮物。”

怕不怕“犯錯”？

出道早，成名早，26歲創作的《妻妾成群》被張藝謀改編為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廣為人知，蘇童并不諱言“自己很幸運”。但同時，他也不愿被“先鋒文學”“女性寫作”“歷史寫作”等單一標簽所綁定。換句話說，任何一類標簽在某種程度上都遮蔽了作家的寫作面貌。

相比二三十年創作自帶的“沖動”“激情”甚至“憤怒”，當下的寫作狀態會產生變化嗎？為什么有些年紀大的作家會感覺越寫越累？對此，蘇童認為，每個作家都要面臨不同年齡段的挑戰和困境。

“有時感覺累，通常是因為他總想避免犯錯誤，包括故事的錯誤，人物塑造的錯誤，或是題材的錯誤等。總處在一種規避錯誤、害怕犯錯的狀態，其實身心是很不自由的。”蘇童坦言，年輕寫作者確實有活力，“這種活力本身也包含了寫作敗筆”。上了年紀后，“作品可能沒什么錯，但也沒什么光芒”。

在他看來，寧可泥沙俱下、噴薄而出，也盡可能不要自我規訓，“在藝術領域，平庸是尤其乏味無能的”。寫出獨樹一幟的作品，“是很多作者不愿張揚卻埋在心里的野心”。

而故事的最終價值，將交由未來審判。蘇童這樣形容——“即使沒有人知道未來的評審團是在何時何處，只知道那是一個沉默的陪審團。但恰好是這份沉默，對于無數寫作者來說，構成了永遠的誘惑和召喚。”

算不算“宿命”？

生于蘇州，常居南京，偶來上海，定期去北京上課，蘇童大部分時間在南方。他強調，比起“江南人”，自己更愿意被稱為“南方人”。“江南聽上去似乎是比較有限的局域，南方的能量容量更能包羅我的復雜想法。”

在他看來，所有城市分為兩部分，“一是看得見的城市，街道、廣場、樓宇可能似曾相識；另一部分則是看不見的，它隱藏不露，是這個城市獨特的歷史血脈和文化遺產，是一種秘密的歌聲，需要傾聽，用心靈去感受。”

他用樂器比喻一系列城市——“沒有比鋼琴更適合上海的，當然這是很主觀的看法。我老覺得北京很像銅管樂器或圓號，那是北京的音色。我家是蘇州的，那么它肯定是笛子。廣州會想到琵琶，包括嘈雜的市井氣息。說到南京，我特別想到民族樂器二胡，是瞎子阿炳的二胡，不是閔惠芬的二胡。”蘇童不忘補一句：“我的感受非常主觀直接”，他形容，走在南京城，有二胡聲回響，“不同歲月匯聚，時間和歷史成了鄰居，一段歷史和另一段歷史也成了鄰居。”

如同名字里的“蘇”，無論是地理意義還是文學意義上，蘇童似乎都不曾遠離江蘇，“南京不大不小，挺適合我。”南方幾乎成了他人生底色的某種宿命。

如果不當作家，會做什么？“園丁。”蘇童脫口而出，鏡片后的雙眼溢出笑意，他給記者翻看自家小院的花花草草，滾落在小徑的檸檬，果樹掉下的落葉和雜草交纏，“沒怎么打理的樣子，我就是抱著放養的心態。比起期待植物帶來什么，我更想著能為它們做些什么。”

人與花草之間也是講緣分的，“我有不少盆月季養了15年。還有一棵像是來報恩的桃樹，壽命快到了，像個老人，它好像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最后一個夏天迸發所有的生命，送給我滿樹的桃子，而且那年桃子特別好吃！第二年感覺它跟你說拜拜了……”

相比扎進文學世界的精準鋒利，蒔花弄草的蘇童流露出更多溫情。不過，他認為觀察自然對于書寫人性同樣有幫助，“天道輪回，有些‘道’就是規律。”蘇童還記得，自己女兒小時候常埋怨，“我老婆給她報這個班報那個班，等女兒有了自己的孩子，也逃不過這樣的宿命。”蘇童打趣道，女兒辯解是小朋友要學，“但外孫一練琴就哇啦哇啦哭，怎么會是自己主動要學呢？”說著說著，作家自己也笑了，“只因角色變了，女兒當了媽媽難免變成了她媽媽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