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川觀文學獎（2023年度）小說獎獲獎作品，忽然想起“裝置”這個詞。不知從何時起，“裝置”成為理論界的一個熱詞。從生產裝置到藝術裝置，再到理論裝置，“裝置”的理論化，或理論的“裝置化”，都揭示了一種真相，生活本身也是“裝置”。

生活的“裝置感”，來自它日益暴露出來的組裝痕跡：科技進步改變了人際交往的方式和習慣，經濟發展重組了社群分布和構成，個性獨立重塑了家庭關系和結構……每一種改變，都讓生活在真實與虛假、日常與暫時、確定與不確定之間來回穿梭。

這給了小說家很大的機遇，也增添了難度：在日益“裝置化”的生活面前，如何潤澤深陷其中的人群，找到屬于他們的生活真諦和歸宿？

鐘求是的《宇宙里的昆城》（中篇小說）是一篇奇崛的小說。主人公張午界是一個普通的科研工作者，說他普通，是因為這個職業并不神秘，他也沒有做出驚天動地的成就，也要面臨生存的焦慮和緊張。他的奇崛之處，是在他遇見接近世界真相的“M理論”后，便開始叛離正常生活軌道，結束奮斗半生換來的穩定生活，甚至不惜在生前將身體交給前途未卜的人體冷凍項目。

“宇宙里的昆城”是一個隱喻，也可以理解為一種質詢。如果說“昆城”代表了我們熟悉的日常生活，那么這個“昆城”中，是否應該包含類似張午界這樣對世界真相的執著者和冒險者，究竟屬不屬于“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這個疑問，會讓日常生活脫離平庸，也奇崛起來。

張者的《芳鄰》（中篇小說）描寫了當代重新組裝后的生活景觀。小說通過別墅區養雞養狗的爭論，發掘出在這個獨特生活空間中，城市與鄉村、知識階層與市民大眾、現代生活方式與傳統生活方式的差異與戲劇性，生動可感的現實性與生活氣息撲面而來。在中國，別墅是有錢人的象征，但“有錢人”又是一個混雜的群體，這讓別墅區成為一個現代大雜院。

《芳鄰》的過人之處，在于寫出別墅區的“雜”感。它不僅是一個具象的現實，也可以視為當代中國的縮影。“雜”是中國城鎮化后的必然產物，不僅是別墅區，一般小區、鄉鎮定居點，也是人口重新組合后的產物，“雜”感也由此產生。在傳統雜院文學中，“雜”是一種市井氣息。而當“雜”成為當代社會變遷的日常，它又是需要直面的生活本身。

宋尾的《彈弓》（短篇小說）剖析了一對青年夫妻的情感史。一個朋友的婚禮，打開了一對夫妻情感逃逸的大門。婚禮帶來的，是男主人公結婚前自由瀟灑的生活記憶，也是朋友步入婚姻大門時的猶豫和躊躇，還有妻子在網絡上與人戀愛的現實。這讓他對一地雞毛的婚姻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就是小說所說的“第三種結局”：離開過，又回來了。

小說的精彩之處，是“彈弓”的隱喻。彈弓獵殺行為，可以理解為個人對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也可以理解為生活中意外的沖擊和傷害。實際上，兩者是一體兩面的關系，追求個人自由和幸福的捕殺，必然會帶來意外的沖擊和傷害，只是在這場活動中所處的角色不同。小說結尾處，主人公與妻子的和解，讓小說有了暖意，但似乎并沒有消解曾經的情感震顫。

黃詠梅的《曇花現》（短篇小說）是一個關于尋找的故事，也是一個關于時間的故事。曇花，是林姨媽種下的若干鮮花的一種，盛開時為花，風干后是藥。這是一群女人對花的處理方式，也是她們對人生的態度和理解。不難看出，小說有著鮮明的女性意識。

黃詠梅以女性的溫情和敏感，勾勒出一幅幅關于時間、愛情與人生的畫卷，尤其是一個時代女性的情感幽微之處。小說有味道之處，是彌漫在字里行間的淡雅之氣。時代創傷與情感悲劇沒有被表現為濃烈的情感，而是一種釋然后的云淡風輕，這讓小說和主人公都更有魅力。

宥予的《塞里史龍洞》（中篇小說）彰顯出新生代小說家的個性。小說講述了一對父女之間的對抗，外在文本是女兒常青的內心世界，內在文本則是父親常川所寫的塞里史龍洞的故事。雙重文本的結構，讓小說中的現實與夢境模糊不定，隱喻著人性和世界的復雜，以及人與人理解的艱難。

小說對粵語的大段使用，讓閱讀過程充滿挑戰，也讓小說更加撲朔迷離，進而爆發出能擊穿巨石的力量。正是這種不安于現狀的寫作姿態，小說彰顯出青春寫作的別樣可能。

5部獲獎作品題材不一、個性迥異，如果要尋找它們的共通之處，那便是對差異的尊重。生活日益暴露出“裝置”的面相，背后是差異的力量使然。人對個性的追求，自然要追求差異化的生活；科技進步、社會發展帶給人更多元的生活場景，也帶給人差異化的生存體驗。它們讓日常生活出現更多的沖突和張力，也增添了生活的不確定性，“裝置感”油然而生。

面對這些問題，讓生活的不確定變成確定，唯有尊重差異，這對小說家來說，便是展示每一種差異的合理性，擴大生活的容量和密度。在5部小說中，我們欣喜地看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