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開篇是由縫紉機引起的。實際上小說最初的名字就叫《縫紉機，蝴蝶牌》。

它曾是一個時代的標志，另外一個含義，是作家可借此把那些碎布般的故事縫成百衲衣。但是小說寫到一大半的時候，《璩家花園》的名字出現了。因為縫紉機的部分已經不重要了，葉兆言還需要另外一些東西。寫作四十余年，《璩家花園》是他所有長篇小說中體量最大、故事時間跨度最長的作品，精神氣質和《南京傳》一脈相承。對葉兆言來說，《南京傳》本身不是為了寫南京這座城市，他只是以南京為窗口，寫一段中國歷史；《璩家花園》也是以南京的一個虛構的古老街區為窗口，寫的是中國的歷史。

雖然是虛構，小說里的很多細節卻完全屬實。比如小說開頭費教授補發7000元人民幣，就緣自葉兆言的父親；工廠里青工考大學的事情則是葉兆言當了四年鉗工的真實經歷。他要做的所有技術處理，就是把假的做真，把真的做假。和他過往的作品一樣，小說中有痛，有苦，有很多的不可言說，葉兆言無意展示或渲染它們，他只是輕輕地撫摸，帶著含淚的微笑寫下去。

中華讀書報：您在后記里說“《璩家花園》是我寫得最長的一部小說，與此前的小說不太一樣，我只是想把它留給女兒”——寫了那么多書，唯獨這一本強調給女兒？

葉兆言：當時寫得很累，能不能寫完、寫完能不能出版，自己沒有數。我當時想，如果這書寫不完或發表不了，就交給女兒。已經寫了那么多，不在乎這一本。想明白了之后反而比較輕松自由，管它什么時候寫完，管它什么時候出版，該怎么寫就怎么寫。現在書已經出版了，再說這話反而有些矯情。

中華讀書報：有時候會感覺您有一點不夠自信，又總是從寫作中發現自信。比如寫《刻骨銘心》的時候，您曾經對女兒說，這很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部長篇。接下來您又寫了《南京傳》《儀鳳之門》……您經常和女兒交流創作？ 這種狀態對寫作有影響嗎？

葉兆言：這是常態，是寫作規律決定的。林斤瀾提醒過我一次——提醒了一次就相當于一直在提醒——寫作不能輕車熟路，寫習慣了會沿著自己比較熟悉的路走下去，實際是投機取巧。要有點軸，和自己過不去，和流行的東西過不去，總感覺寫不下去才對。寫得特別容易，那是制造，不是創造。我很能接受寫不下去的狀態。我提醒自己，寫得順的時候停一停，放一放，否則手一滑就寫到了輕車熟路。我也不太相信十年磨一劍，天天寫的話，一天寫500字，一年起碼能寫十七八萬字。為什么要十年才寫出一部？作品好壞和時間沒太大關系。我寫東西其實比較慢，我屬于天天能寫天天寫，工作方式就是老牛拉破車。

中華讀書報：您特別擅長從小切口進入歷史，比較大的歷史事件都隱在小說背后，而且年代史的結構方式，像編年史又并非編年，這樣處理小說敘述是否相對容易？

葉兆言：年代史的結構方式，我認為是對時間的一種態度。我們不是從一開始、從零開始看一件東西，而是隨手打開就看了。閱讀不是英語課的ABC，閱讀不是新聞聯播，幾點開播你卡著點跟著走。讀者有很大的自主性，很可能翻開的是第二章，也可能翻開的是哪個有興趣的年代，看著有意思就往前看，或往后看，想知道前因后果。所有閱讀都是有緣分的、碎片化的，一個人的閱讀史就是碎片化的。我希望能提供比較好的“碎片”。

中華讀書報：所以您是順應了讀者的閱讀習慣。

葉兆言：我自己的閱讀就是這樣的。我不是老實的讀者，開頭不好看，就不會繼續往后看。閱讀在某種意義上是欣賞，欣賞就是很自由的。

中華讀書報：我非常喜歡您筆下的幾個女性人物，不但敢愛敢恨，而且都活得很有尊嚴。

葉兆言：我對小說里的女性有一種特別的喜歡。有一次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位讀者評價說，葉兆言有厭女情結。我尊重讀者感覺，但是也很委屈。不論是哪一個女性角色，包括瘋了的江慕蓮、有精神障礙的于靜，我寫到哪一個都是認真的，無論命運、性格，寫得很有差異，我真的是比較喜歡她們。李擇佳出身比較好，連生了五個女兒，一直覺得對不起這個家，天井像老天爺送給她的一個兒子。天井把她從費教授家樓梯上撞下來，她從來不說，只有母親對孩子才這么包容。天井也特別需要有一個母親，他們之間的情感是不一樣的。

中華讀書報：您始終關注普通人的生命歷程，江慕蓮和前夫的女兒甜甜，幾乎沒得到過母愛，被璩民有送回老家，又被裁縫猥褻，她的經歷讓人心疼。但是您寫的時候，明顯感覺是和筆下人物有距離的，下筆十分節制。

葉兆言：這是一個讓人疼痛的故事，也是現實中遇到過的事。女兒出生時，我陪太太去醫院，看到有個十幾歲的女孩挺著大肚子走來走去。甜甜被裁縫猥褻也是生活中真的事情，周圍的人也知道，我寫得稍微有點變化。

中華讀書報：這些真實的細節使小說立得住。還有一些細節都特別有年代感，包括蝴蝶牌縫紉機、俄語速成班等，您如何看待細節對于小說的意義？

葉兆言：細節對我從來不是難事，好的小說不在于你寫了真實的東西。好的小說要有創造性，而不僅僅是真實。真實是小說需要的，小說更需要的是虛構的真實，像卡夫卡的《變形記》，人變成了甲蟲，照理說這是最不真實的，但它反映出人異化成物，這個就很重要了，如果再過多計較人能不能變成甲蟲沒有意義。不是客觀的真實性，而是人變成非人的真實性，文學藝術要追求的是你創造出來的真實性。

中華讀書報：《儀鳳之門》里安排的“閱江樓”是南京北部的一個地標，《璩家花園》里的“祖宗閣”也是一個地標，發現“地標”，對您的寫作有格外的意義？

葉兆言：《儀鳳之門》中的閱江樓是虛構的，明朝時想蓋一直沒蓋；祖宗閣是南京特色，聽說福建也有，就是正屋里有個閣樓專門放祖宗的圖像。在中國，祭祀是一件大事。天井趴在祖宗閣往下看，我們的千年傳統也在通過他的視野往下看——祖宗閣是一個很好的道具，完成了連環透視。我們這一代經歷了一個特殊時代，男生女生是不說話的，對異性的了解幾乎是零。這段歷史像帶著面紗，如果不記錄下來，大家不知道。后來的年輕人沒辦法理解這件事，我們的父輩也無法了解，只有同時代的人才會有深刻體會。我本來想寫個中篇《縫紉機，蝴蝶牌》，同時用縫紉的辦法做一件衣服，把各種事情糅在一起，寫著寫著人物眾多，這個名字無法概括，干脆變成地名《璩家花園》。

中華讀書報：您這么用心地寫作，但是很多讀者可能也就一翻而過。

葉兆言：寫小說就是折騰自己。小說就是這樣，第一遍看完看第二遍還有新的發現，在小說中多埋點“雷”還好一點。世界上有很多經典，讓我們反復看了仍然感覺震驚；為什么有些小說覺得不好，就是經不起推敲。整個世界文學就是一個書架，我覺得作家的理想，總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放在世界文學的書架上去，也許你的作品根本不可能放上去，只要盡可能做，也許會有奇跡。有沒有也不重要，關鍵是你的內心深處要有這份追求。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想明白了，就可能躺平了。

中華讀書報：文壇普遍認為您堪稱“勞模”。

葉兆言：我一直激勵自己。這樣做在世界文學中是非常普遍的。一個作家可以寫很多，也可能一輩子就寫一部書，有人說至少十年磨一劍，我不理解這句話。福克納活了64歲，寫了19部長篇，從來沒有人說他是高產作家；我67歲才寫了14部長篇，我還沒有努力到、勤奮到福克納的地步。我年紀也大了，寫作咬牙切齒，我知道老了可能寫不動，最樸素的想法是寫一天是一天。別人覺得我孜孜不倦，全世界天天寫作的人很多很多。我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不用上班，我能做的，我應該做的不就是寫作嗎？ 我很幸運我喜歡寫作，還能寫出來，因為寫作還能獲得榮譽。熱愛寫作的很多，不是所有作家因為熱愛就能寫出來。我覺得作為作家已經很幸運。我珍惜自己還能寫的狀態。

中華讀書報：創作生命力是否和作家的學養有關？ 您被大家視為學者型作家。

葉兆言：對作家來說，不寫作的理由很多；從我自己來說，盡可能自律一點。我能多自律就多自律。寫作是第一要事，萬事以有利于寫作為原則。作家的手不要伸得太長，不要伸到學者那里，小說就是小說，寫小說就是老老實實、千方百計把小說寫好，想想人物怎么寫有意思。不要弄得神神鬼鬼，不要賣弄學問和思想，這些讓學問家去想。各做各事，各管各行。

中華讀書報：您是比較反對“地方主義”的作家，但是不可否認您的作品是很有地域性的。從《南京傳》《儀鳳之門》到《璩家花園》，您對于南京的書寫從來都沒有疲倦感，相反，總有新的視角。地域和您的寫作有怎樣的關系？

葉兆言：地域對我來說是偷懶的關系。像咱們長時間聊天就必須坐著，南京對我來說就像一只“板凳”。作家講故事腳下必須有支撐的土地，福克納所說的郵票大的地方，只是提供了敘述的方便，并不是作家想畫地為牢，應該不是這樣。你只是選擇了這個地方，反映了地球上有土地、有河流等等活的共性。反過來說，我強調越是世界的越是地方的。如果說像土特產，只這個地方有、別的地方沒有，這不是文學的終極目標。我特別不喜歡地方主義。我們的判斷，外國文學是漢字之外的文學。談外國文學的時候就是一個整體，如果過于強調德國文學、法國文學，世界文學就不存在。全世界作家的文學理想是一樣的，就是努力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中華讀書報：能看得出來《璩家花園》是向經典致敬的一部作品，您如何看待這部作品的完成度？

葉兆言：說真心話，寫完后迫不急待想放下，我已經在考慮下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