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湖北省作協主席

中華讀書報：《詩來見我》以自己的方式解讀中國古典詩詞，走進杜甫、白居易的世界，也記錄當下普通人的故事，用古詩詞詮釋古往今來的生命個體。詩詞是你最喜歡的文學類型嗎？還有什么其他的閱讀趣味？

李修文：所有的文學類型中，我最喜歡的是詩歌，幾乎每天都讀一點，最根本的緣由，大概是對自己的補償——我一直遺憾自己成不了一個詩人。讀詩的時候，我的枕邊書變成了枕邊手機：很多詩歌公眾號都非常好，我關注了好幾十個，隨便點開一個，都能讀到好詩，一旦讀到了好詩，就要趕緊截圖保存，好讓自己下次還能再讀到：僅僅點收藏功能還不保險，因為好多公眾號突然就沒了。讀詩于我而言，一句話，就是讓我活在語言的創造之中。別的文體當然也在創造語言，但是，對即時發生的生活之記錄，以及對其中莫可名狀部分的翻譯和揭示，越是身處在“當代”之中，就越是能夠體察到詩歌優先于其他文體的力量。

必須承認，我是一個偵探小說迷，且偏愛日本的社會推理派，所以，松本清張、宮部美幸這些人的作品我基本都通讀過。我們經常說，要正面強攻時代，實際上，社會推理派的代表作品無不在正面強攻這些作家們所置身的時代。

中華讀書報：在不同的時期，你的閱讀各有什么樣的特點？

李修文：實際上，除了對詩歌的閱讀一以貫之，這些年，我閱讀的興趣確實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一次轉向，既跟寫作相關，更是生活的必然：當編劇的時候，我讀了大量的電影劇本，《世界電影》雜志上刊載的那些劇本，有好多關鍵場景和關鍵對話我都能背下來，只因為，一個寫小說的人轉而去做編劇，往往會遭遇極大的敘述難度，劇本所要求的那些顯形的沖突，在小說里幾乎可以視為敗筆，所以，既然要做一個編劇，我便盡可能地要求自己，完成一個編劇必須完成的劇本閱讀量；在幾乎停下小說創作的那些年里，嚴重的自我懷疑曾經令我在相當長時間里沉浸在禪學典籍之中，我甚至還想過，像寫《詩來見我》那樣，去寫一本我個人跟佛經與禪學遭逢周旋之際遇的書，終因筆力不逮沒能寫下去，但是，這段閱讀卻促使我的生活發生了改變——順應著這些書的指引，我拜訪過不少僧人，這些僧人也未見得是多么重要的高僧大德，但是，他們讓我見識到了活的禪，甚至是未見未得解脫的禪，就此意義來說，對禪學的閱讀，其實讓我更深入地投身在了世界之中。說清楚各個時期的閱讀特點是困難的，我更愿意將這些特點視作命運的召喚，這么說其實并不夸張，就像當編劇的那些年里，在閱讀大量電影劇本的同時，我讀過的經典文學作品比任何時候都要更多，無非是因為，我還是想重新成為一個作家。

中華讀書報：那么，在這些際遇中，有哪些是曾經打動自己的生命之書？會有某本書曾激發你的寫作欲望嗎？

李修文：《里爾克詩選》《聊齋志異》《浮生六記》，這三本是我面對這個問題一下子就會想起來的書名。其中，《聊齋志異》常常激發我的寫作欲望，蒲松齡的世界里有始終流動著一種非常動人的情緒，就是對生活的困惑之感。另外，因為蒲松齡科舉受挫，《聊齋志異》里也彌漫著一股感世傷生的氣息——因為困惑，蒲松齡從來不去下什么斷言，他之所以寫下那么多明麗的、剛健的、有生命力的妖狐鬼怪，從根本上，可能就是想要讓這些形象去沖破他對時代、處境的重重困惑；另外，因為感世傷生，蒲松齡締造出了一種奇異的敘述效果：那些妖狐鬼怪，不僅是我們生活和世界的參與者，也是我們生活和世界的觀看者，它們的存在，又賦予了我們新的視角，也就是說，我們一邊在創造著自己的生活，一邊又在憑吊著自己的生活。所以你看，蒲松齡多么“現代”啊，他的很多小說素材，前人都使用過，但只有到了他筆下，屬于他那個時代的作者性才真正誕生了。

中華讀書報：你調到武漢大學文學院擔任大學教授，教學過程中會經常和學生有閱讀方面的互動嗎？

李修文：在武漢大學文學院任教，我開了一門課，叫做《故事的講法》，之所以以“故事”為題，主要是和別的作家相比，無論是作為編劇，還是監制和總策劃，我參與了十幾部電視劇創作和總票房近百億的電影創作，我希望在“故事”的層面上將傳統文學和影視劇、舞臺劇乃至游戲綜藝打通，在今天這個時代相對完整地理解“故事的講法”，暫時，我并沒有和同學集中就某部作品展開討論，是因為，我在這些年擔任監制和總策劃的經歷里發現，有很多人其實寫不好一個故事大綱或故事梗概，所以，我決心從最根本的地方和同學們展開交流，但是無論如何，經典文學作品是其中最敏感的一條神經，我們討論的很多故事，其實不過是經典文學作品在各個領域的外延與附體。

中華讀書報：有過坎坷的經歷和創作實踐，相信這樣的交流一定是有效的。能否再談談你在創作小說過程中最享受的或最感困難的是什么？

李修文：大概有十多年，作為小說家的我消失了，從沒完整地發表過一篇小說，而那時的我，沒有一天不渴望自己重新變作一個小說家，大概從兩年前開始，我重新開始了寫小說，首先完成的，就是《猛虎下山》之后，就像被激活了一般，我幾乎每天都在寫小說，往往是一篇還沒寫完，另外一篇就已經緊緊攫住了我，我決心，做回當初的青年作家，不問什么結果，只是每天都在寫即可，要知道，重新寫小說這件事，已經讓我感受到了莫大的幸福。實話說，目前，除了寫作本身的困難，我并沒受到什么別的干擾，寫作時間雖說碎片化得厲害，但是，它反倒對我是一種激發：即使是出差途中，我也可以在手機上寫下去。另外，之前一直糾纏著我的自我懷疑似乎也消失不見了，當然，我常常感到憂懼，擔心著嚴重的自我懷疑哪一天又會找到我，但是，只要它們還沒來，我就決心先將過去十多年里想象過的那些小說一一寫出來。

中華讀書報：寫了那么多不同題材的作品，你最鐘愛的是哪一本，有沒有最不喜歡的？

李修文：我最喜歡的是《致江東父老》，很多人說它不是一本標準意義上的散文集，而它卻是我的試驗田：散文這個概念來到中國，不過一百年，放在更長的歷史緯度中去看，弄不好，它才剛剛誕生，誰能給散文劃定一個無法逾越的疆域？所以，在這本書里，既有一些像“散文“的散文，也有一些不那么像“散文”的散文，它們讓我感受到膽大妄為和私設公堂的巨大愉悅，這種愉悅，讓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正在創造的寫作者。至于最不喜歡的，確實還沒有，原因仍是那一個——對于一個十幾年沒怎么寫出東西的寫作者來說，將自己寫過的作品當作救星，一再被它們召喚，尚且還來不及呢！

中華讀書報：對你來說，寫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李修文：對我來說，寫作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一個人完成這項工作，考慮到我失敗的編劇生涯，寫作就更加讓人覺得幸福和振奮了——我寫過很多劇本，能夠拍出來的其實寥寥無幾，有的是因為出品公司垮了，有的是版權上產生了糾紛，一個劇本的完成，離一部完成拍攝和播放的影視作品，實在是還有遙遠的距離，唯有寫作這件事，幾近于一個人為自己創立的宗教，單憑這一點，我就有逃離生天之感。

中華讀書報：你有什么樣的閱讀習慣？你喜歡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讀書？

李修文：過去，我是記筆記的，尤其讀那些文論作品的時候，比如王夫之的詩論，我極為敬仰和喜歡，也正是在閱讀他的作品并且隨手記下一些筆記的時候，我模模糊糊覺得，自己應該寫下一本書，不僅僅將詩詞當作學問，而是將它們當作我自己的生命本身去清理梳洗一次，這便是后來的《詩來見我》這本書；但是，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當我在閱讀中有了一些感觸和體悟，便會下意識打開微信里自己的頭像，再記下它們，甚至干脆對著自己的微信說幾句，再轉換成文字，實際上，它們也一樣是筆記。

有許多年，我都混跡在影視圈里，但內心里一直十分渴望繼續回到寫小說的道路上，所以，每每去劇組的路上，一上火車，我便忍不住要讀那些文學作品，我還記得，好多特雷弗的作品和麥克尤恩的作品都是我在去劇組的高鐵上讀完的；有一度，我特別喜歡一位年輕作家蛇從革的作品，經常在高鐵站上車前買一本他的作品，等到下車時也就讀完了，而現在，好多高鐵站的書店都關閉了，所以，每回想買一本蛇從革的作品上高鐵而不得的時候，我多少還是有些傷懷的。

中華讀書報：你的藏書多嗎？

李修文：實際上，我還談不上藏書，數量上并沒多少，原因還是做了十多年的編劇，這其中的大部分時候都是離開書房在外漂著的，說到這里，我突然想到，我也許也是有藏書的——在外拍戲的時候，看過的書大多都送給了那些陌路相逢的人，這么說起來，我的那些書，其實是藏在了他們的行李里、生活里。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你想見到誰？

李修文：蒲松齡。對于這個人，除了敬仰，我還有憐愛，許多時候，我都會想起王士禎寫給他的詩：“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中華讀書報：假設策劃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會邀請誰？

李修文：還是蒲松齡，不知何故，我想背一段施耐庵在《水滸傳》序言里寫下的一段文字給他聽：“嗚呼哀哉！吾生有涯，吾嗚呼知后人之讀吾書者謂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讀之而樂，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后身讀之謂何，亦未知吾之后身得讀此書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