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麥子阿姨”悄然走紅網絡。一生勞作于河南安陽的她，在花甲之年突然決定走出打轉了一輩子的麥田，一路南下去實現自己20歲時已經萌發卻始終未能實現的夢想。也許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想要逃離的“麥田”，“麥子阿姨”的故事引發了如此廣泛的共鳴，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什么作家們總是孜孜不倦地書寫一個個“出走”的故事。

無論是王明明《嘉年華》（《福建文學》2024年第12期）中身處小縣城心向大城市的陳樵，張曦《殘酒春欲晚》（《鐘山》2024年第5期）中渴望逃離婚姻圍城的允卿，還是錢幸《山隱》（《湖南文學》2024年第11期）中急流勇退的當紅歌星焦庾女，他們的出走或是出于對物質生活的不滿足，或是出于對追尋自我的熱望，總而言之，他們將當下庸碌的生活視為消解超越性的淵藪，試圖以“出走”的方式與過去作別，開啟一段嶄新的人生。

然而，跨過對“出走”充滿浪漫想象的“五四”時期，作家們不再將故事止步于出走的瞬間，而是開始反思：“麥田”之外，真的存在一個理想的烏托邦嗎？如果說李晨瑋《尋隱者不遇》（《福建文學》2024年第12期）重新講述了古老的“桃花源”的故事，那么王嘯峰《水邊的藍喉蜂虎》（《鐘山》2024年第5期）則是《桃花源記》的現代轉寫。主人公于乃今與一對中年伴侶相遇于與世隔絕的小島，飽受現代社會焦慮困擾的三人在此卻屢屢受到某種神秘的感召，各種超自然的景觀不斷重塑他們想象力的邊界。之所以強調這篇小說的現代意味是因為，于乃今獲得精神滌蕩的“世外桃源”只是一場別有用心的炒作，作者消解了“桃花源”的真實性，于乃今渴望安放靈魂之所不過是某種現代的消費裝置。《山花》2024年第11期推出的海外華人作家小輯也同樣呈現了出走之后的某種困境，其中南橋《臨終關懷》塑造了一個出走異國舉步維艱卻在國內親屬面前苦苦維持最后體面的游子形象。小說結尾，主人公伶仃地客死他鄉，他的死亡最終化為一個仿佛嘆息的問句：為什么不能回頭？

可能的答案是，“出走”往往意味著拒絕被收編進現行體系，同樣也意味著，任何回返的傾向都會被解讀為一種受挫之后無可奈何的妥協，正如夏麥《白色巨塔》（《湖南文學》2024年第11期）中的主人公坦言：“回鄉。這是她最躲避的事。”陳再見《我真是服了》（《鐘山》2024年第5期）則是講述了一個“叛逆”少女離家出走的故事。家境優渥的“我”在與母親爭吵后憤然離家，在好友柚子的帶領下窺見了這座城市的另一面：骯臟狹窄的小巷、早早輟學的“混混”……這一切都是被母親視為污濁而拒斥在外的。“我”才驚覺自己雖然在小城生活了十幾年，卻只了解它的軀干而從未觸摸到它的肌理。這脫出固定軌道的一夜，使“我”與普通人心酸而真實的生活產生了短暫的交疊，但當夜色褪去，太陽再次升起，“我”又被重新納入既有的人生軌跡。

呂陽明《冷卻塔》（《江南》2024年第6期）也許能給我們另一個答案。在逃離故鄉那座邊境小城多年后，那里的風物時時入夢，“我”在無可抑制的懷舊沖動下重返家鄉，發現兒時的玩伴趙麻稈依舊保留著一種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生活方式。老平房、工裝服、冷卻塔共同構建起一個“記憶之場”（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語），在這些歷經時間淘洗的留存之物上，“我”召回了自己逐漸消弭的生命印記，并在對過往溫情脈脈的回憶中與故鄉達成和解。可以說，這種精神復歸彌合了因出走產生的“過去”與“當下”的裂痕，在斷裂的自我認同上重新建立起了圓融的總體性，重返“麥田”這一行為也因此被填補了積極的向度。

倘若進一步反思，“麥田”讓我們以為困于眼前生活的庸俗與瑣碎，才使得“出走”成為滿足生存條件后的唯一選擇。但正像“麥子阿姨”所說的：“過完這個冬天，我明年還得回家種麥子。”肯定“重返”的意義，就是破除對“出走”的路徑依賴，重新發現日常生活的崇高與詩意。索耳《水干水大兩頭流》（《江南》2024年第6期）展現的是海上漁獵生活的詩性，人們所揮灑汗水的這片海洋形塑了他們的體格身軀與心理圖式，顯然已經成為此后一切意義破土萌芽、茁壯成長的土壤。而主人公從始至終對于“要不要上岸”的曖昧態度也就構成了這樣一種隱喻：“麥田”從來不是與“遠方”截然對立的，如果不能認識到這一點，“出走”的焦慮就永遠不能平息。文學的意義也許就在于，既能賦予人們走出“麥田”的勇氣，又能重新發現“麥田”的風景，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從容地拔節生長，汲取四時的晨光，收獲元氣淋漓的生命。

（作者系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