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演講的藝術特色與價值追求】

20世紀30年代，美國學者威廉·里昂·菲爾普斯的演講《閱讀的喜悅》通過收音機廣為流傳：“文學是歷史的永存部分，它是人的品格中最好的、最持久的部分。書籍朋友較之有生命的朋友有著這樣的長處：任何時候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接觸到世界上最真實的氣質高貴的人們……”無數聽眾為演講中關于書籍和閱讀的偉大論述而振奮，《閱讀的喜悅》也因流傳之廣、影響之深，被列為世界十大著名演講詞之一。

演講的歷史悠遠漫長，其中以“文學”為主題或者說關于“文學”的演講，頗受人關注和推崇。近來，多篇演講文稿在網絡世界廣為傳播，成為“現象級”作品。走進優秀演講的文字世界或可發現，一篇篇浸透著思想光華、文字優美的演講，蘊含精致的修辭技巧與深沉的文學密碼，勾畫出一條醉心文學傳統卻以現代書寫實現凌空飛翔的心靈軌跡，演講的“立言”之功于悄然間得以實現。

“修辭之舞”讓演講魅力無窮

演講的魅力與蔓延，首在“修辭”之功。“修辭是一種回旋歌舞。”在亞里士多德的《修辭術》中，修辭即演講，言辭世界里的演講者變換著漂亮的修辭舞步，將聲音的意義傳播。關于修辭，亞里士多德給出的定義是：“在任意給定的情況下，發現可行的說服方式和遵循這種說服方式的能力。修辭是在每一事例中發現可行的說服方式的能力。”演講本質上是一門說服的藝術，目的在于讓聽眾耐心傾聽，進而理解認同。所謂“修辭之舞”，即在于文辭的回旋與正旋、飛馳與糾纏，快意好看，精微精妙。漫長的中西方演講史一再證明，修辭技藝之于演講，舉足輕重。

演講漸成“演講術”始于古希臘。公元前5世紀的伯利克里時代，隨著經濟繁榮，文化藝術和演講同時達到鼎盛，古雅典云集各地學者，成為“希臘的學校”。在一些知識淵博、口才出眾的論辯演講高手的組織下，“智者派”和“學者派”專門以傳授演講邏輯、論辯形式和技巧等知識為業，“修辭之舞”成為必修課。

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演講蔚然成風。諸子百家、策士說客層出不窮，他們或辦學授徒，傳播政治信仰、道德觀念，或游說諸侯，縱論天下，闡述立國安邦之策，演講風氣盛況空前。孔子、孟子、蘇秦、張儀等，都是能言善辯、才學出眾的演說家，一篇篇流傳于世的先秦文章，多是他們的演說辭或論辯辭。演講傳統接續至今，變換的演講文體無不體現出“一人之辯，重于九鼎之寶”的語言魅力。

對于演講而言，修辭技藝首在“安排”，兼及“用語”，結構和語言是演講修辭的必修課。亞里士多德認為，演講的結構一般由四部分組成，除了“開場白”和“結束語”外，最重要的是“陳述事實”和“說服論證”，也即“修辭式推論”，但也不妨偶爾離題或插敘，以“折斷性敘事”展示修辭之美。比如作家李敬澤的演講集《空山橫》，“折斷性敘事”是其典型特征。作者以演講為媒介，關聯起世間萬物。他以一個敏銳觀察者的視角，討論文學的未來、機器的限度、人的可能等。古今、新舊，經典文學、古雅戲曲、沸騰的短視頻現象、人工智能與生態環境等，共存于作家眼中的煙火人間，盡顯修辭“安排”“折斷敘事”的結構魅力。好的演講語言，也與其他文體多有不同，是“有翼飛翔的話語”，樸素、優雅、節制，又有極高的容納密度，賦予文本和作者生命的重量，從而使得演講文多是華彩斐然、余音繞梁的美文，優雅而精準，平衡而嚴整。

“作者性”是優秀演講文的鮮明標志

從理論淵源考察演講的文體屬性，修辭是關鍵要素乃至基本形式。但僅從“修辭”層面觀察演講“出圈”，似乎難以自圓其說。媒介發達、傳播迅捷、信息無比豐富的時代，演講聲名鵲起、魅力倍增，更在于演講文稿自身不可多得的文學屬性。演講文是在公眾場合發表的致辭、寄語，就傳播效果而言，文稿的魅力才是令觀眾動心、動容的不二法門。

正如英國作家康拉德所說：“我的首要任務是要讓讀者看見。”好的演講并非僅在現場產生共鳴共情的轟動，更在于當它們形成文字被看見后的持續傳播，及至產生“破圈”效應。而一篇篇演講文之所以能夠流傳，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烙印著“作者”的獨特個性，“作者性”是優秀演講文的鮮明標志。

有意思的是，不少演講作者一再強調自己拙于言辭，或者常常對各種場合的演講百般推辭。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朱國華在演講集《天花亂墜》后記中說：“我在稠人廣坐之間，要做任何正式一點的公開發言，就會心跳加速，神色倉皇，張口結舌，內心馬上跳出另外一個我，殘酷無情地在旁邊進行否定性審查，宣判我說的一切都毫無意義。”李敬澤也曾經講到“在寒風中蹲在北大門口故意不進來，遲到一會兒也許就能把致辭這個環節逃過去”，甚至說“多么想這一切沒有開始就馬上結束，停電吧，解散吧，讓我們各自散去，獨自散去，讓孤獨的人融化進這溫暖的良夜”。南京大學教授莫礪鋒坦言自己“拙于言辭，從而沉默寡言，很不適合做教師”，說自己“一天不說三句話”，同樣透著對當眾演說的無奈。這也更加確認了作為文字“作者”的他們，或許更為自在，將“說”寫成“文”，也就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正如朱國華所說，書面表達是“我重拾信心的救命稻草”，他的心聲是對“作者”身份的呼喚與回歸。作為學者和批評家，他們各自彰顯著風格鮮明的“作者性”，李敬澤的纏繞綿密與聯想豐富，朱國華的真誠、雋永與循循善誘，莫礪鋒的扎實、嚴謹與廣博精湛……他們用富有美感與樂感的語言，生成出一篇篇“文質彬彬”的演講美文，載著讀者從此岸駛向彼岸。

注重對漢語言傳統的圓熟繼承

英國詩人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一文中提出，任何作家的創作都無一例外與傳統構成某種關系；傳統本身是一個無形結構，那些真正具有創新性的作品會自動被這個結構所容納，同時隨著新作品的加入，傳統本身亦會隨之調整其秩序，保持完整性。從這個意義上觀察作為文體的演講文，語境同時成為一種文本。換言之，因為語境的變遷，傳統在文體中始終發揮作用。當下顯見的重要文化語境是對漢語言傳統的整理與回歸，進而將之納入當代文學與話語建設之中。

基于漢語傳統，優秀演講文的獨特魅力在于對漢語言傳統的慣性繼承。漢語言的意味深長與雋永韻致，無意間在演講者與讀者之間建立起雙向的傳授關系。“出圈”的演講文及其作者在行文中處處表現出對漢語言傳統的圓熟繼承，“文”就是“意”，“意”就是“文”，筆到意到，意在筆先，深深契合著中華文化的審美集體無意識。

如何認識、辨析和繼承傳統，是人文領域的永恒問題。對于觀眾和讀者來說，言辭或語言是構建記憶并且表達未來的有效工具，是語言繪制的一個可能的世界。本民族的語言更能激起他們對自我鄉土的深度認同，為自我存在打開一扇洞徹之窗。當下一些好的演講是民族語言的成功實踐，是被納入中國文學傳統的當代優秀文本。《莫礪鋒演講錄》集結的所有文章都在向傳統致敬，緬懷恩師，敬畏傳統，沉迷故紙，暢談經典，更無消說書中對唐詩宋詞，特別是杜甫、蘇東坡作品的學術點評，細數文脈，脈脈深情，繼承傳統的同時也在跨越古今。

作為一種敘事或修辭的方式，典故在白話文體系中若隱若現，已并非當今作文必需，但作為一種文化心理和文化習慣，精準用典既是才華體現，更是認同標志，串起的是國人生生不息的文化記憶。《天花亂墜》中的多篇致辭對中華典章信手拈來，中文的傳統、書生的責任、文學的自由……皆因典故而妙筆生花。傳統固然不可忽視，而基于傳統的“個人才能”，才是經典文章的重要保障。《空山橫》集結16篇有聲文章，內容關于曹雪芹、魯迅、杜甫、汪曾祺，也關于跑步、雨燕、鵝掌楸、人工智能，小到日常之物，大到天上星圖，一切都與文學有關、與人有關。從尋常事物切入，直指文學與人的主題，或綿密豐滿，或款款深情，或俏皮跳脫，字里行間才華盡顯。

優秀的漢語演講文基于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充滿鮮明“作者性”的文字，連接起“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以他們的敘事魔法，講述“與我有關”的中國故事，由此而傳遞出去的意義充滿啟迪，令人深思、引人前行。

被聽見的演講與被看到的演講文，恰如俄裔美籍作家納博科夫對于作家與讀者的精彩描述，“在那無路可尋的山坡上攀緣的是藝術大師，只是他登上山頂，當風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見了誰？是氣喘吁吁卻又興高采烈的讀者。兩人自然而然擁抱起來了。如果這本書永垂不朽，他們就永不分離”。由聲音而文字，由網絡而成書，文學演講穿越山河，擲地有聲，與讀者雙向奔赴，緊緊相擁。因為“言得其要”，因此“理足可傳”。

（作者：馬 琳，系遼寧大學教授、遼寧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