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沒有整理自己的幾個書柜了，摩挲紙質書籍的樂趣也好像有些疏遠了。這次，偶站在這幾柜幾十年買聚攏來的書籍前，不覺隨意就近抽取幾冊來翻看一番。其中一冊，是《老子新譯》（修訂本），任繼愈譯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這應該是本人高中時購得的本子。

當時一方面不知天高地厚，少年氣盛，好像要把所有經史子集一覽無余似的，一方面卻對于《老子》這樣的玄之又玄的子部，總有點畏難的想法，覺得高妙莫測，有點不知何處下手。看到這樣一部文白對譯的本子，覺得多少是個化難為易的途徑，便也買了下來。

這次翻開書時，看到里面夾了一紙高中時寫下的小短文——當時除了作文本上寫的作文，語文老師還要求每周或是隔周做一篇“星期文章”。這一紙短文，估計就是剛買來那一冊《老子》，翻讀一過，“就地取材”，借老子為題寫幾段感想，當作作業交上去的。老師閱后發還回來，順手便夾在了短文所由“取材”的這冊書里了。

這讓三十多年后的自己都好奇了，不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學生對于玄妙的老子的那些古奧說法是怎么看的。那紙短文當時起了一個如今足以讓自己汗顏的題目：“對老子‘無為’思想的評述”，其中有這么幾段：

“他的‘無為’的思想其實是其理想社會的藍圖。在這個社會里，人人追求的只是自身存在。他們彼此克制，絕不以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別人的身上；他們很少欲念，沒有野心，各自按著自己的道路生活。在《道德經》五章里有這么一句：‘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是無所謂仁慈的，聽任萬物自己生滅；‘圣人’是無所謂仁慈的，聽任百姓自己生滅。）很清楚，‘自身把握’和‘不加干涉’是理解‘無為’思想的關鍵。要維持這種‘無為’社會，減少欲望、克服欲望是絕對必要的；因為一個人如果夢想一件超出他能力以外的事情的時候，他必然會去強求于人，這樣對人就‘有為’了，有為就要引起紛爭。

“但是‘無為’的前提是：克制。而克制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成是自由幸福的前提。想把不相容的矛盾轉化成相容的矛盾，是文學趣味，而不是哲學趣味。老子希望百姓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但這種生活是多么封閉，多么無味啊。”

文中的不少表述，我自己現在也覺得陌生，需要費思量去猜測。年少時對于老子思想的觀感，與如今的自己大不一樣。比如，當時怎么把“無為”落點在了“克制”上的？這樣一條“連線”，現在自己都有點弄不大明白。也許是因為，那時借著中學的哲學課程，在課外把黑格爾、薩特等不同時期、不同門派的西哲著作胡亂看了不少，似懂非懂，得出一個各伸其伸、各展其展、相伸相展、相應相對、意志發動、相克相生的“有為之境”，以此來反觀老子的無為，自然視之為一種克制，當然覺得有點兒格格不入，卻沒有想到，老子之所謂“無為”，可能既是在摒棄刻意的鉆營，而又不認為可以“天予不取”，只要能夠得以自然展開，也便可以自然相得。此與西哲的哲思，也是有相通之處。但是，一個少年之于老子，那緣分總不會很深吧。

這一冊書買的時候，并不知道譯著者任繼愈先生的大名。后來讀書漸廣，知道他是老輩中學問較深的一位，對于釋部典籍也有研究。特別是他的一些訪談錄，中肯通達，甚至比他的文章還要好。至于這一冊新譯，記得初讀的印象是，即便已是八十年代的修訂本，序言介紹里的行文，還難免有些特定年代的輕微痕跡，但這都不要緊，正文部分，古注今解，選擇精當，譯文平易，明白曉暢，對于初讀《老子》的人，總不失為一個“捷徑”，把個《老子》五千言內容的大概，多少能夠有個了解。這讓我想起馮友蘭先生晚年專心一意撰寫出的那一套中國哲學史新編，當然不如他年輕時寫的有陳寅恪和金岳霖先生審閱報告的那一部哲學史，一讀起來就讓人賞心悅目，但是只要耐心透過表面略顯“時代感”的文字，依然能夠感受到他力求對于中國古代思想有所新解的努力。

兒子小李讀中學的時候，每天晚上只要他功課之余有一點閑空，我們總要開辟出三十分鐘左右的讀書時間，《論語》《孟子》之后，也讀過《老子》，用的就是任先生這個本子。不過，老子之道，眾妙之門，讀一家哪里夠。他如今已在讀博士了，專研的是光子晶體和拓撲學等理工科的方向，與老子這樣的中國古哲文史之類的內容離得似乎很遙遠了。他中學之后是否接觸思考過老子的思想，我不知道。只是現在有時聽他說說專業上的事，覺得他對科學還是有很好的理解，沒有過分科學主義的氣味，明白科學有科學的邊界，不是可以用科學的邏輯把全宇宙都“囊括”起來的。

我有時候說科學歸根到底還是“人的科學”，科學是客觀的，但同時也是“屬人”的。科學用“人的邏輯結構”來建構理論，并用“輸入與輸出不斷平衡”的實驗驗證，來不斷地證實而同時又為“證偽”敞開永遠的可能空間。科學在證明一切，但唯獨無法證明“證明”本身。科學最最內在的那一個“核心層”，就像維特根斯坦所說的，不是證明完后牢固地作為基礎讓科學穩穩地堆疊上去的，而是反過來，科學“無可證明地”需要這么一個基礎，對這樣一個基礎，人能做的，也許只有“沉默”吧。

如此的想法，小李也能夠理解和體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贊同，甚至用自己科研中的一些真切體味與之對應。這對于一個弄科學的人來說，也是難得了，或許與中學時讀老子之類多少有點關系吧。老子之言“道”：“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科學追溯至其根本，應該與老子之“道”，走在一條路上。

其實，讀書常常是個潛移默化的事情，讀的當時不過隨意地讀過了，不多時也就丟在腦后，忘記了，但說不定就如無形的種子，“藏”在那里，沒來由一下“冒出頭”，連自己也可能小小吃一驚。我們那時夜讀《老子》之類，也不過每次讀幾行，大家議論個幾句也就過去了，具體議論什么，誰還記得住。小李如今也沒空陪我玩“想當年”的游戲了。

幸好手頭還有小李高中時的一篇作文，當時看了蠻欣賞，所以留下來了。作文里寫到了英國詩人狄蘭·托馬斯給病危中的父親的一首詩《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也寫到了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加繆的《鼠疫》和汪曾祺先生的名文《跑警報》，沒有寫到老子。其中有這么一段：

“有些自以為看透一切的悲觀論者就會認為，人類太渺小了，即使整天忙忙碌碌，勤勤懇懇，最終還是逃不開被命運所捉弄。我們吃力地把生活的巨石推到了人生的高坡上，然而，上天輕輕一點，我們就連人帶石，滾到了坡底，一切都從頭來過。每個人所珍視的幸福，安穩的生活，一次地震，一場大火，一場重病，便可以奪走一切。似乎，我們所有的努力，都被所謂的命運所牽制了。

“但事實果真如此嗎？我想，加繆通過《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醫生，給出了他的答案。鼠疫如同死神來臨一般，無人可擋，即使沒日沒夜地出診，救治病人，每天報上登載的死傷名單還是越來越長。這是一場沒有勝算的戰斗，不過里厄沒有放棄，他依舊在與鼠疫抗爭，或者更確切地說，他依舊在做他該做的事情。生活的價值，并不是通過改變世界，改變命運而達到的。生活的價值，就是生活本身。不管周圍風雨大作還是風平浪靜，永遠還是要保持對自己生活節奏的把控。不要去想‘我能做到什么’，只要堅持去做自己想做的，自己該做的，這才是最關鍵的。真正讓人滿足，讓人感動的，不是做的結果，而是做的過程。”

同樣是中學時代的作文，我的那篇，把“有為”與“無為”對立起來，現在看來，太淺太淺。而小李這一篇，或許倒是點中了老子思想的精義，雖然通篇并沒有提到老子的內容。老子的“無為”，又是“無不為”。“無為”是順從自然，隨世推移，也即“不否定”任何的環境、境遇和條件，只有以“不否定”為前提，才有“肯定作為”的空間，就是小李文中說的“堅持去做自己想做的，自己該做的”和“真正讓人滿足，讓人感動的，不是做的結果，而是做的過程”的意思。

最后，還想說一點題外話。像《老子新譯》這樣的文白對譯，簡明是簡明了，卻也容易讓“廣義”變成“狹義”，無形之中限制住了思索的空間，不足以引動讀者在字句的義項連屬中做獨立的引申和聯想。記得知堂晚歲與龍榆生先生時有詩簡書簡過從，他們都對當時以郭沫若先生為首倡的用白話來對譯《楚辭》等古籍的做法，頗有微詞，認為看上去總不大順目。龍榆生先生后在一處詩注中還特別注明：“丈（龍先生稱知堂為‘知翁吾丈’）對時賢改《楚辭》為今語，大不謂然。”

但我也要說一句老實話，郭沫若先生憑著他新詩人的一支詩筆，在對譯中也有譯得好的，比如在劇本《屈原》里的一首《橘頌》的譯詩，不僅做到信與達，而且瑯瑯上口，雅也做到了，有些郭譯的句子我至今還能夠記得，脫口而出。

大約知堂更為看重的還是自己的喜好，所以像在對譯這些方面，看不大慣的時候就比較多。他在日本文學的翻譯上也是內行，而且也有自己特別的喜好，所以曾經對于豐子愷先生《源氏物語》的譯本指出過不夠的地方。而在我們這樣不大懂、卻還是要讀的人看來，卻已經覺得豐先生所譯是夠好的了。

知堂在《源氏物語》翻譯上所佩服的，是如今已經幾乎被忘卻的錢稻孫先生，雖說他只動手翻譯了短短的第一帖《桐壺》。互聯網如果只是作為新工具、新手段，實在是個好東西。我在網絡上尋找了一下，居然把錢譯《源氏物語》的那一帖譯文找到了，登在當時的《世界文學》雜志上。讀了一遍，那文辭實在是考究，知堂的贊賞，確實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