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文學創作的目的，是告訴別人你的經驗體會和你深入生活內部秘境以后對真相的獨特發現，用你的或他人的人生際遇，用你的判斷或他人的感知，用分行或不分行，用虛構或非虛構，用戲劇或電影等形態呈現出來，可能這就是所謂的“文學藝術作品”。這樣的作品，是眾多作家終身不倦的追求，我也不能免俗，也在這個“跑道”上跑著。

生活每天都是新的，生活中發生的故事，其實遠比文學作品敘述的更精彩多樣，我們生活在這加速轉型的社會里，最不缺的是文學作品的素材——故事。故事的多樣性、曲折性、反轉性、殘酷性、溫情性、戲劇性……這一切皆是一個成熟的作家構思作品時所始料不及的，或者是超過作家本體想象的。我常常陷入一堆的社會新聞或舊聞，真故事或假傳說里，暗問自己：這些還不夠精彩傳奇嗎？還不夠給人們解惑愉悅的嗎？文學作品不就是擔負解惑、愉悅任務的嗎？如果是這樣，我還有必要寫下去嗎？這種感覺，過去我去圖書館面對千萬卷書籍有過，現在長時間刷抖音也有產生過。有時會產生質疑自己勞心費神寫這些文字干啥？以至提出為何而寫作的本質疑問。

直到有一天，我再一次回到故鄉——銅陵立新煤礦，見到大多不認識的礦山新人和極少數相識的礦山老人時，我認為我還得寫點什么，或者，為他們寫點什么，為這座礦山寫點什么，為我們的父輩和我們的青春寫點什么。古米廖夫曾說過，不應該在“可能”的時候寫作，而應該在“必須”的時候寫作。我每每行走在那礦區街道上，心跳怦然，血脈賁張，我知道自己到了“必須”寫作的時候了。因為，無數的故人和故事向我如風地走來，那些不死的記憶沒日沒夜糾纏著我敏感脆弱的神經，讓我食不知味，夜不能寐。關于記憶與文學，羅伯特·勃萊說：“什么是詩？哦，它是一些記憶。”布羅茨基認為，詩歌是對人類記憶的表達。那么記憶同我的寫作是水之源頭，人之氧、人之陽光的關系。

曾經的立新煤礦是皖南山區一座國營煤礦，生產無煙煤，年產量最好年份也沒超過二十萬噸，只是皖北煤礦一個班的產量，然而，它擁有近萬名職工，五萬多礦山家屬。和所有的國企一樣，這里是一個小社會，有派出所、學校、商店、糧站、電影院、機修廠、冰棒房……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這里采出的煤源源不斷地供應到江浙滬，這里的井下采掘面從水平負250米延伸到負320米，有近百名礦工的生命留在那黑色的世界，但這里的礦工們總是樂觀的。樂觀主義態度使他們面對井下的生命危險和井上的下崗之厄運——持有著堅韌、不屈、無畏、豁達，迎接和戰勝一切人生多舛。“在井下死都不怕，你說在井上還有什么可怕的”，當他們這樣吐著煙圈告訴你時，你只能在劣質香煙的煙霧里咳嗽不止，在他們爽朗的笑聲中，你流出不知緣由的淚水。

我因為愛文學，會寫幾篇文章，被調到市報當記者。離開礦山時，是九二年的春天，礦上正在舉行“百日勞動生產大競賽”，我看著誓師隊列中的人們，他們亢奮的表情感染了我，那會兒徒生傷感，我不能再加入他們隊伍和他們一起在巷道和掌子面放炮采煤，總有當逃兵的羞愧和恥辱。其實，他們最后獲勝者的獎品只是印有“獎”字的瓷缸和毛巾，或多發的幾十元的保健票（可以到食堂買些紅燒肉等葷菜），這就是他們那時流汗流血的所得，他們卻樂在其中。

后來，我回到立新，發現那些患矽肺病的老礦工在消失，礦上的天輪井架拆了，主副井口被條石封上，高高的矸石山也在一點點變矮變瘦變無，在矸石山的方向矗立起新的樓房，“礦二代”們放著鞭炮搬進新居……他們和我一樣慢慢習慣沒有開采炮聲、沒有天輪聲、沒有壓風機和抽風機作響的平靜的生活，也會漸漸忘了這里曾是沸騰的礦山，曾有一群以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無私奉獻為精神支柱的活生生的人們和活生生的靈魂。用今人的眼光再次審視那群人，可能會認為我在編“神話故事”，但，你終歸會相信，真的有一群人乃至一代人，他們的精神內核就是如此堅實，他們真實存在于那個即將走遠的時代。寫他們或記錄那段歷史，我的本意只是想為這養我育我的礦山寫個列傳，讓若干年后，還有人看到這些文字，記起那群人，那些事兒，哪怕有一點點感悟、一點點慨嘆、一點點心動，我也就滿足了。

所以，我寫《去老塘》《蒲尚橋邊武事》《玉蘭試花》等“煤礦黑色系列小說”，越往里寫越感到自己開拓了一個有斷層、有透水、有瓦斯的長巷道，要想到達采掘面取出烏金來，還有眾多“攔路虎”在前方。比如，如何準確把握當年礦工精神的狀態和精神實質，如何藝術地還原當年礦工的生活情趣和生產狀態，如何刻畫出全國各地的礦工的地道的語言、鮮明的個性、復雜而豐富的情感等等。最主要的是寫他們到底對當下有什么現實意義？這個追問，一直獵犬一樣跟蹤我，為此我有時寫寫就停下筆，有時我會走進銅陵，這是座礦山之城——它曾擁有二十多座大型礦山，有近四十萬人的礦山產業工人，現有十多座礦山和立新煤礦一樣“閉坑”，曾一時，有數十萬下崗工人沉陷在自救掙扎的現狀里，然而，他們終是走了過來。

誰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寫他們無非是給他們的際遇一個公正的說法，給今人一點啟示和感悟。

在老礦山廢墟上走走，和相識不相識的礦山人聊聊礦井下的傳奇和礦井上的故事，和他們大碗喝酒，大聲說事，于我而言是件最幸福的事兒。慢慢地，眾多的過往和久別的面龐就會生動浮現眼前，就會讓我重新回到電腦前，堅定地敲下一行行如在井里運煤漢子一樣真實的文字。

這座有五十多圈年輪的煤礦，經歷了計劃經濟特區時代和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時期，這里數萬人的命運在這兩個時代的變遷中，曲折蜿蜒如河水流淌而過，有些人逆流而上，有些人隨波逐流，更多人被巨浪裹挾而下，他們對于我來說是深不可測的礦井，他們和礦山一起，如豐碑般屹立在那里，我只能側身切入，我告誡自己不能正面“強攻”，我只得一篇篇短篇或中篇來寫，一個個人物去寫，比如這篇《玉蘭試花》中三位礦燈房的普通女工，她們的命運各異，小說的種子是來自我的一位同學擁有一個父親和三個繼父，而這四個漢子均命喪井下，像小說里寫的一樣，他家中堂墻上掛著四幅黑白遺像，我見時后脊發涼，頭發倒豎。那時，我十分同情我的這位同學，今天，我更關注同學的母親，她是如何接二連三地遇到丈夫井下遇難的現實的，她是如何走過來的？一個女性是如何面對四次喪夫的？這是我創作《玉蘭試花》小說的初衷之惑，初始之動機。慢慢的我用筆為鎬，一點一點敲開屬于昨日塵封的往事，讓他們重新如煤一樣面世人間，用我心存悲憫的火苗再次點燃它們，讓它特有的火焰溫暖這漸涼的世界。

目前我主要是采用兒童的視角、少年的視角、女性的視角，來切入與敘述的，可能還有青年的視角，但大多我想把它們歸到經歷者的視角里。我想，小說是經驗或經歷的一種表達。里爾克說，詩是經驗。卡爾維諾在《通向蜘蛛巢的小徑》序中也寫道：“記憶——最好叫經驗，給你傷害最大的記憶，給你帶來最大的變化，使你變得不同——也是文學作品的第一營養（不只是文學作品），是作家的真正財富。”我有十多年礦山生活經驗，包括井下三年的生產工作經驗，井下的捋煤出矸、放炮架棚，我都干過。這是汗水澆灌出來的經驗之花，也是生與死對弈后的經驗之果。

這是我的，別人拿不去的經驗。

寫煤礦的文學大家有路遙、譚談、周梅森、劉慶邦、荊永鳴等，他們都有礦山經驗，他們也在用文學作品向人們傳達著他們的經驗感受。我的經驗是這座多礦的山城——銅陵給的，我的經驗更來自這座已消失的小煤礦——立新煤礦。我的感受肯定和他們大家的不一樣，一樣的只是我們都寫礦山人及其礦山人的人性。著名作家許春樵說：“小說寫的就是世道人心。”我想寫出的是礦山人在社會轉型期的痛苦、掙扎、不妥協、抗爭，我知道這個目標很難達到，但我有意為之。

其實，我知道寫好一群人就是寫好一座礦，寫好了一座礦就是寫好了一座城。立新人、立新煤礦到銅陵這座城是一脈相生的人脈——礦脈——城脈。不是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小說寫出來后，我不想讓人只是覺得故事好看，如果僅此，我認為就是我的作品的失敗了。有作家說：作品要有意思，更要有意義。我認為，還要加上有意韻和有意念兩個層面。法國導演、作家和哲學家阿貝爾·內斯說電影時提到，構成影片的不是畫面，而是畫面的靈魂。觸動靈魂的文字，一定是有意思有意義的文字，也是有意韻有意念的文字。缺一不可。

“一朵花只有一個夏天”，時間對于我越來越吝嗇，在我步入暮年時，我只得拾筆寫礦山，為礦山人立傳，這可能是我余生的主要創作方向，可能我也只能寫這些了。

作家小津安二郎對寫作的體會是：“我是‘賣豆腐的’，‘做豆腐’的人去做咖喱飯或炸豬排，怎么會好吃呢。”那么，讓我就在這“煤礦黑色系列小說”寫作這條道上一路走向“黑”吧。

感謝《時代文學》給我這次讓作品曬太陽并和太陽一起發光的機會！但愿讀者朋友喜歡這過去的黑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