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軍的長篇小說新作《大象》甫一問世，難免會讓熟悉楊志軍小說的讀者感到訝異：以青藏高原生活為創作本源、以青島海濱生活為創作新源的楊志軍，緣何轉向云南西雙版納的雨林世界書寫？而況，《大象》的初稿之日是2023年3月11日，距《雪山大地》的完稿之日2022年11月21日，滿打滿算也不到4個月的時間。這意味著楊志軍在完成了近60萬字的《雪山大地》后，以每日平均約四五千字的寫作速度完成了50余萬字的長篇小說《大象》。如此新題材、快速度，非但并未使得楊志軍和雨林世界相隔膜，反而讓他進入了“沉浸式寫作”，并創造出一個情深意切、劫后重生的雨林世界。

2024年11月19日，楊志軍曾在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現場，道出了他所秉持的文學要義，也道出了他的文學創作的“神力”之所在：“知道此生的文學義務，就是建樹關于‘人’的理想，建樹關于生死、榮辱、美丑、愛恨的人性坐標……”可以說，自童年起，楊志軍就扎根在青藏高原，與青藏高原相伴40年，即便在1995年落戶“零海拔”的青島之后，每年也都要回到青藏高原。他曾說過，自己“和青藏高原沒有一天是脫離的”，青藏高原的神啟構成了他的生命要義，也構成了他文學創作的原動力。這使得他的文學創作與生命形式具有同構性質：持潔凈的心，做本分的事，寫自己的作品，用以回報“恩養”過他的地球上的所有生靈。由此，楊志軍的寫作世界沒有地域區隔，地球上所有理應被愛與祝福的生靈，皆是他的寫作對象。《大象》中的雨林世界與他以往小說中的雪域高原、青島海濱盡管海拔不同、地域有別，但皆是“恩養”他的世界，也是他以文學的樣式回報以愛與祝福的世界。

因此，初入《大象》，確會在第一章與雨林世界的“北回歸人”、云南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學院碩士毛管花一道，瞬間相遇一個與青藏高原、青島海濱迥異的版納雨林世界：“垂直照射”的陽光、“金色的風”、通向“一片鋪向遠方的鳳尾竹”的路、鳳尾竹下的傣寨小伙子的歌聲……更有鳳凰木小象、緬桂花家族象群和數也數不清的動植物，天空、氣候、動植物和人物都被如實描寫，精確到位。從第二章至第十一章，跟隨緬桂花大象家族北遷南返的步履，會相遇雨林世界的炎熱氣候，熾熱陽光、充沛雨水，晝夜差異微小的溫度、紫色青色橘色交疊的遠山、緬桂花家族成員——象二姨、象三姨、象大姨、象奶奶，以及金合歡、藍果樹、木奶果、檳榔青等大象，還有許許多多來不及記下姓名的動植物群落。

雨林世界的精神氣韻愈發與楊志軍以往小說中的雪域高原的神韻、青島海濱的海韻交匯、相通，同具氣象萬千、壯美壯麗的崇高美感。至尾聲孔雀橋之歌，《大象》重現了《雪山大地》《最后的農民工》的蕩氣回腸與悲情悲壯。在所有被描寫、被講述的動植物生命故事里，大象作為世界上的“旗艦動物”與雨林世界的主人，被設定為《大象》的主人公，被濃墨重彩地深情以待：不僅體型龐大、有著長長的鼻子和大耳朵的形體被深情描寫，而且大象的傷痛、溫柔、善良、關愛幼者、富有犧牲精神和使命擔當的性格也被重點描寫。借由作家對大象形象的深情形塑，藏獒（《藏獒》）與日尕（《雪山大地》）仿若重現。在動植物之外，《大象》中的人物形象雖“退居二線”，但同樣引人注目。較之楊志軍以往的作品，這部小說中人物形象的自然性明顯被強化，連人物的名字都帶有雨林世界的自然色彩：“北回歸人”毛管花、雨燕、黃鸝，版納雨林人大象醫生巖羅章、大象救護隊隊長賈海桐、虎頭蘭等名字與自然生命同體。

即便如此，這部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毛管花、巖羅章等與楊志軍以往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強巴、馬離農等又同屬于一個精神族類：悲情的英雄主義情懷，同時深具人性的復雜性。例如：毛管花結識受傷的大象后，并非立刻救助，而是逃離，他的“心說快點走，快點走，快點離開這個地方……”大象醫生巖羅章在救助大象時，“有兩顆心，一顆心想著治病救象，一顆心想著快意恩仇”。盡管如此，這些心懷悲情的英雄主義情懷的人們，終成為行動的人或理想的現實主義者。由此可見，《大象》一如既往地保有楊志軍以往小說的精神標識：不回避苦難，但并非成為苦難的世界；不躲避命運的沉重感，但并不屈從命運的悲劇性。

那么，《大象》的雨林世界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單純從故事情節來看，《大象》主要講述了西雙版納大象家族因人為破毀環境而被迫離開家園、步入“北上”的漫漫象路，后經“北回歸人”和“版納雨林人”以及社會多方的合力相助、最終回返版納雨林家園。很顯然，《大象》的故事內容是以2020年3月至2021年10月末云南亞洲象群的“北遷南返”的新聞事件為原型的。但楊志軍沒有囿于事件本身，而是以熾熱的沉思者的目光將版納雨林的大象故事隱喻為一個遍布危機的自然生態境況。可以說，大象的生態境況與人類的文明境況構成一體關系。例如：緬桂花家族的媽媽與哥哥的慘死，與巖羅章家庭的爺爺和爸爸之死看似沒有關聯，實則隱伏地聯系在一起：在地球生態與人類文明一道惡化的趨勢下，所有的生靈都可能遭遇災變。因此，在故事情節的編排上，《大象》開篇就設置了 “小象掉到懸崖底下去了”的懸疑，奠定了整部小說的緊張、驚悚的基調。接著，如何挽救這頭小象？毛管花的命運與小象的命運綁定在一起。在接下來的章節里，當緬桂花大象家族失去了西雙版納雨林家園之后，巖羅章、賈海桐等與緬桂花家族大象的命運纏繞在一起。情節再往下發展，如何拯救大象家族便構成了《大象》的情節主線。“我們”因此核心問題而與整個大象家族聯系在一起，如何挽救大象，就是如何拯救地球家園的生態文明，亦是如何拯救這個時代中的人類文明。

故事的尾聲相當悲壯，“我們”已經背離了現代人的初衷，“應做天使者卻言行如獸”（米歇爾·蒙田語）。“我們”之中，不只包括類型化的“獸人”—— 尖下巴、黑臉膛、地不容、豬屎豆等，還包括在人與獸之間掙扎的大象醫生巖羅章。這意味著在現代社會中“文明”的內部有它的反題——“流產的文明”，更意味著《大象》有它的使命——重建文明。更確切地說，《大象》被創造的內在動因可以被概括為：為了讓地球世界成為一個讓人類和萬物在地球上度過一生的家園，擔負天命之人的理應行動和言說，為地球上所有的生靈而歌。

這樣的生命哲學需要依托文學性探索。這部長篇小說如楊志軍以往的作品一樣，仍帶有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經典文脈和崇高情感，同時作別了他以往的小說樣式，也打破了小說家族既有的小說類型。楊志軍堅持自覺的現實關切、詩性的抒情性，并把這種現實關切與抒情性融匯在對現代性的反思中。可以說，《大象》不只是動物小說、生態小說、寓言小說、詩化小說，更是一部大象與人類同頻共振、相互依存的生靈史詩。小說的每一章都是以西雙版納雨林世界的動植物和地理標識來命名的，不僅意味著《大象》營造了一個真實又虛構的文學世界，而且言說了一種新型的生靈哲學，讓我們更為深切地意識到地球上的所有生靈都時刻與人類命運同頻共振。

［作者系中國海洋大學教授，本文系中國海洋大學文科處項目“中國現當代青島作家與文學青島構建研究”（84241500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