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與死，苦難與蒼老，生之歷程與死之命運，從來都是文學繞不開的話題。胡學文長篇小說《有生》，濃縮一百年來中國鄉土世界的生老病死，道盡一個世紀中國百姓的苦難與辛酸。于歷史而言，二十世紀是求解放、尋自由的世紀，而對于蕓蕓個體來說，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留下的是日復一日的艱難生活。《有生》用文學的千言萬語來豐富這個“日復一日”，讓百姓的生活在脫離宏大、復雜的歷史語境后，變得清晰可觸。

小說以祖奶為核心，用獨特的傘狀結構勾勒出一幅鄉土世界的女性群像，建構起一個與男權話語迥異的、更為溫和綿長的鄉土世界。《有生》的世界是女性的世界，書中的女性形象有著更加多元豐富的性格內涵，她們美麗、勤勞、剛強、無畏，她們是撫育萬物的大地母神。這些女性寫得遠比書中的男性更加堅韌，更加赤誠。書中的男性，如錢氏兄弟、楊八叉、羊倌父子之流，多作為女性的陪襯出現，正是他們的軟弱、功利和無能，更加襯托出書中女性人物的血肉。陽剛與陰柔兩種特質在《有生》中發生了性別轉換，女性肩起了鄉土文化中的大梁，展現出別樣的鄉土世界。

凸顯女性人物形象并不意味著小說陷入了“善女惡男”一類的套路化怪圈。《有生》里的女性性格迥異，有善良的如花、宋慧、喜鵲等人，亦有麥香、李二妮、李桃等刻薄之輩。這些人物性格特質的差異，展現出作家對鄉土文化的獨特認知。正面形象的女性多為生理或心理上的“母親”，擁有堅韌、包容、善良、吃苦耐勞等優良品質。如花雖未生子，但她像對待親生子一樣照料錢寶；宋慧沒有生育能力，但在毛小根的身上，她傾注了自己全部的母愛；喜鵲一輩子要強，母親入獄后，她成為了這個家的“母親”，掌管著父親和弟弟的一切……這些敘事安排背后隱藏著鄉村母性觀念的強大影響力，甚至暗含生殖崇拜的影子。祖奶形象的神化便是傳統生育文化的產物。前半生，她是有名的接生婆喬大梅，后半生，她是受萬人供奉的祖奶。在胡學文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中，祖奶是最核心、也最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一個，作者賦予她神性只是表象，內里流露出的是對原始母系文化的回歸。

祖奶在一片蛙聲中來到這個世上，“蛙”與“媧”“娃”諧音，在民間有多子多福之意，或許喬大梅日后迎接萬千生命降臨人世的命運在那片猶如鼓點的蛙聲中早已寫定。家道中落時，喬大梅輾轉多地，差點成為宮廷鋦匠，但她能夠抓住機遇，師從黃師傅，成為接生婆，扎根宋莊。“命比天大”是喬大梅信奉的人生信條，母親與接生婆的雙重身份賦予了喬大梅在生理與社會兩個維度自證其價值意義的手段——生育與接生。作為母親，喬大梅一生與三個丈夫生育了九個孩子。但這三個父親在撫養孩子的過程中沒有起到太大作用，不是早逝，就是逃離，喬大梅是獨自承擔起了撫養孩子的重任，由此，喬大梅作為母親的核心地位得以凸顯。小說中唯一存活的孫子喬石頭，對撫養自己成人的祖奶敬佩有佳，但他從沒有提及自己父親、祖父的存在。喬大梅不停地生育，綿延的是自己的血脈，并非傳統父權制度下的父系傳承，這一設定頗有遠古時期母系社會“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意味。

母親身份是喬大梅作為普通人的一面，接生婆職業則賦予了她超越個人的神性一面。喬大梅一生接生過一萬多個嬰兒，宋莊新生人口大多由她引來這個世上，她從無中迎接新生的到來，在死中搶奪回生的希望。她為挽救更多生命，不斷向各方學習，精進自己的醫術。為了隨時可以出診，喬大梅幾乎夜不沾席，躺在床上便能聽出產婦家人問診的腳步聲。若有產婦，不管天氣如何，交通是否方便，孩子有沒有人看管，她總是義無反顧地踏上接生之路。即使因為接生，孩子早夭，丈夫出走，她也未曾放棄。為了別人的家人，舍棄自己的家人，這種宗教式的自我犧牲為喬大梅日后母神般的地位奠定了基礎。“傳宗接代”在鄉土文化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這是農村普通老百姓最樸實的愿望，也是千百年來文化得以延續的最初一環。喬大梅作為新生兒的迎接者，是生命的象征，連接著鄉土新一代與舊一代的血脈與文化。她在萬余生命艱難誕生的啼哭中，成長為宋莊的母神。

我們無從得知“喬大梅”何時成長為“祖奶”，但二者之間悖論式的張力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喬大梅活在過去，是年輕的、生機勃勃的，象征著鄉村生生不息的希望。祖奶活在當下，是衰老的，無法動彈的，但她為鄉民帶來一種宗教信仰般的安寧。當喬大梅成為祖奶之后，她不僅僅是醫術高超的接生婆，更像是庇護一方的神明，從生命的象征延伸出更寬廣的文化內涵。每逢村民遇到困難，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拜見祖奶，祈求得到祖奶的庇護。拜見祖奶并不是一件簡單事，需要如同禮佛一般，凈身、焚香、跪拜、禱告。喬石頭意欲大興土木，修建祖奶宮供萬人朝圣，更確證了祖奶神明般的地位。作者也有意為祖奶披上神性的面紗，祖奶不吃不喝，靠“聞香”為生的設定，與神佛需要供奉香火相似。

對祖奶的神化，始于鄉村人的生育崇拜，觸及了中國人最內在的精神信仰。祖奶本不具備神力，是宋莊人的信仰讓她成為了神。前來祈禱祖奶保佑自己殺人順利的楊鐵匠因跪立太久導致出門摔跤，他卻將這視為祖奶反對他殺人的預兆。在丈夫錢玉所變的烏鴉被毛根射殺后，如花向祖奶哭訴，祈求祖奶能保佑自己的丈夫。憑借祖奶形象，胡學文借方老先生之口總結了中國人的精神支撐——“心理或靈魂調節器”，“但民間，我指的不僅是現在，是幾千年來的民間，就大眾百姓而言，更多的是泛信仰，在儒釋道之外，有臨時的急救式的實用信仰。”祖奶，就是胡學文抽離出的鄉土文化心理調節器的具象代表。她身上凝聚著農民對生活最樸素的期待，是底層農民面對苦難生活的精神支撐。對“祖奶”這一人物形象的創造性提煉，展現出胡學文對鄉土文化深刻的理解，他抓住了鄉土文化中更為內核的“神”，并非流露于外的“形”。

從祖奶形象的象征意義來看，《有生》就不單是一部“家族史”或“生命史”，更是一部“心靈史”，它記錄了百年來普通農民如何在欲望與現實間紓解心靈的疲憊，如何用綿綿不絕的生命力抗拒時間長河的湮滅，如何積極地面對生活的苦難……胡學文捕捉到了鄉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有生》里流淌的不僅是歷史的痕跡，還有鄉民心靈的變遷。長期以來，描繪宏大歷史下小人物悲慘命運的“反思式敘事”與展現社會轉型時期現代化摧殘傳統鄉土文明的“唱衰式敘事”，一直是當代鄉土敘事中兩大支流，而《有生》則避開了歷史學與社會學的視角，站在純文學、純鄉土的立場講述鄉村的故事。宋莊宛若世外的文學桃源，是內部高度統一的有機生命體，始終與外界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除個別情節的需要，作家的筆墨極少延伸至營盤鎮之外，也較少觸碰歷史的邊緣。情節的走向“生于斯，長于斯”，是宋莊內部事件勾連、交織、發展的結果。祖奶核心地位的確證也是鄉土自身發展的產物，在“潤物細無聲”的日常關懷中確立，并非來自外部的強勢主宰者，更加貼合鄉土文學的內在秩序。

顯然，《有生》是當代鄉土文學的一部現象級作品。在這部作品中，鮮有對男權社會中不公與欺凌的無根想象，也沒有社會學視野下現代性對鄉土的侵襲與哀悼，亦沒有宏大歷史的波云詭譎與人世沉淪。胡學文運斤成風，辟出當代鄉土小說創作的另一重境界，他用綿長的文字鋪陳出一幅傳統中國社會的鄉土圖景，用更為哲思的視角梳理著鄉村的命脈，內里流淌著綿延在中國人骨血中的文化根基。

作者系南京大學文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