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教授陳引馳提到朱東潤先生的意見特別有意思：“有的地方如果講不通，可能就是無法講通的，上千年前傳下來的東西，倘若句句都講得通，肯定就是不對的。”這意味著常識往往就是真理，陳引馳重視常識，其新著《文脈的演進——中國古代文學史講錄》突破教科書式的模子，書中有討論，有推斷，有質疑，有互參，有擱置不論，不局限于各種具體的文學史知識，而是重在梳理文脈演進的關節轉捩處。

何謂文學史、何謂文學、何謂中國文學，這是講文學史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陳引馳沒有回避，在導論里澄清了這些看似不言自明的概念。

關于何謂文學史，陳引馳指出這首先不是一個歷史的、事實的問題，而是一個學術的、理論的問題。“文學史實際上都站在文學發生的時間之后，是后人對于前人的判斷，按錢（鍾書）先生的說法，就是‘野孩子認父親’，是‘暴發戶造家譜’。”這說明文學史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觀察方式與理解方式，避免了單一與刻板。“僅將所謂的文學文本連在一起，該如何構成文學史？”“文學活動、文學事件能否構成歷史？”對于這些司空見慣的看法，陳引馳設疑后解疑，提出更具包蘊性的看法：作品和作品之間、文學事件和文學事件之間，要具有內在的聯系性，才成其為文學史。文學史是要建立一種內在聯系性，把文學作品、文學相關的活動連綴成一個序列。所以文學史首先是“敘述”，通過主體性建立起序列關系。

關于何謂文學，陳引馳追溯了“文學”這個概念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內涵。“文學”在《論語》“孔門四科”中，指的是古代文獻；在漢代，“文學”范圍依然較廣，而“文章”更近于今天所講的文學性文字；在《世說新語》之《文學》篇諸多條目中，依然可見文化、學術兼容其中，而從曹植七步成詩的故事開始，出現了著重在書面文字書寫的近似于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概念。陳引馳用核心文類（韻文、散文、詩歌、小說等）告訴讀者，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文學觀念本身是發展的。而什么是真正的文學，他也并不給出定義，而是舉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超越時空、感發生命的力量，賦予文字以文學的價值”。

關于何謂中國文學，陳引馳從文字形式的角度指出中國文學音、形、義的特點以及言、文分離（即口語與書面語差異很大），“中國文學其實是一種具有很高書寫性、修辭性的語文傳統”，文言傳統讓今人能讀懂幾千年前古人的文章，這正是文脈延續下來的原因。從內容旨趣角度，陳引馳將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做比較，指出中國文學關注現實經驗，最高審美理想是盡善盡美。

對于這些核心概念，陳引馳并非用習見的下定義方式，而是以討論、商榷的口吻進行了對話式的講述，親切有味，通情達理。這也正印證了副書名“講錄”——基于課堂互動，可以把思維發展的過程、旁逸斜出的巧思、心生歡喜的瞬間毫無滯礙地分享。

陳教授借用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的提法提出了“中國文學史的三個軸心時代”的獨到之說。全書詳寫了三個軸心時代——先秦時代、唐宋之際、近現代之際，將文學史的脈絡或趨勢一一展現，呼應了書名“文脈的演進”。如文學對音樂的脫離、詩賦地位的消長、宋詩對唐詩的趨附與逆反、宋文對唐文的承傳、清代桐城派作為古文運動最后的碩果、現代白話文對翻譯的吸收、小說從文體邊緣走向中心，這些重大的趨變抽絲剝繭般揭示出來，讓讀者不是被動接受知識，而是在系統建構中體會文脈的繼承與革新。

談到文學對音樂的脫離，陳引馳指出：早期文學具有多元文化樣式的綜合性，如《詩經》與歌舞關聯，是可以歌唱的；《楚辭》的一部分與宗教祭祀關聯，也是入樂的。在文學脫離音樂的過程中，賦是第一個脫離音樂的文類。“不歌而誦謂之賦”，賦是完全脫離音樂、以文字為主的文學樣式，發展出修辭的意識，成為中國文學史演進的重要線索。

賦是漢代到六朝的核心文類。當時重要的詩人沒有一個不寫賦的，如“情兼雅怨”的曹植寫了名垂千古的《洛神賦》。直到南北朝時期發生了詩賦地位的起落升降，詩越來越重要，賦的重要性則慢慢下降。陳引馳指出，賦的功能重在體物，情志的抒發則主要由詩承擔，到唐代，詩的重要性超過了賦。這也呼應了賦最初以宮廷等權力中心為主要的書寫場域而繁榮，而唐以后文學場域從宮廷到都城再到突破地域限制，文人身份多樣化，文學越來越從類型化、普遍性的情感發展到個性化、具體性情感的趨勢。

唐宋詩是詩史變革的大關節，唐宋古文上承秦漢、下啟明清，唐宋詩的關系、唐宋文的關系是文學批評史上長盛不衰的話題。陳引馳花了相當篇幅討論這兩個大問題，最后指出：“唐宋詩是相反相成的關系，而唐宋文則是前后相續、一脈相承的。”詩歌和散文是古代長時段里的核心文類，其通變關系是文脈演進的一大線索。

“隨著政治、文化形式的根本轉變，以及西方文學經驗的影響，中國文學傳統在19世紀以后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陳引馳用精要的篇幅點出了近現代文學的種種變化——不同于傳統白話文的現代白話文寫作、核心文類變成小說、文學的流通方式由酬唱傳閱變為雜志發表和圖書出版、寫作成為文人的職業、翻譯家將西方傳統帶到中國文學之中，并一針見血指出：現代文學對于傳統文學“更多是反叛而非繼承的關系”。

談中國古代文學史，如果只在自家寶庫里巡禮，雖無可厚非，但終顯格局不大，若能請來異域學者參加妙談，則更是一件美事。陳引馳在書里就請了不少漢學家來，如內藤湖南、宇文所安、孫康宜等，但并不是唯他們的觀點馬首是瞻，而是把中國古代文學史放在中西比較的視野里，有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發現。比如，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是描述唐宋之際由貴族社會向平民社會轉型的狀況，陳引馳以之觀察中國文學，將第二個軸心時代鎖定在唐宋之際，用相當篇幅講述了宋詩走與唐詩不同的路數而確立“宋調”，宋文則接續唐代古文，更趨向平易暢達。

陳引馳在談論作品時，筆端有人——作品里的人、寫作者，乃至自身的血肉與性情。從對人性的透視、人物的細節、對照的刻畫、剪裁的手段、場景性書寫談《史記》，不僅談了里面的人物，也談了司馬遷——如司馬遷評價商鞅刻薄少恩，明顯不喜歡他，但依然有同情的了解，能發現他確實有過人之處——更見出陳引馳的理解力與悲憫心。

提到自己喜歡的三位文學家——陶淵明、白居易和蘇東坡，陳引馳認為他們“完成”了自己：能在挫折中理解生命的有限，進而通達、包容。他尤其喜歡陶淵明，在六朝詩歌章節專門有一小節“陶淵明：從玄理到田園詩”，還附了長文《走向田園的陶淵明》。陳引馳不是把陶淵明當成一個純粹的文學家，而是一個具體的人，從他的政治、生活選擇中，從他的實踐中看他的詩文，為他在文學史上畫像定位。

陳引馳特別激賞王小波的自述，從中意識到翻譯對于中國現代文學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甚至超過了古代文學的傳統。陳引馳稱這是王小波“一個人的文學史”，而《文脈的演進》不同樣是陳引馳“一個人的文學史”嗎？

“講了差不多30年的課，有自認很重要而值得三復其言的內容，也有放言無忌的東張西望和跑野馬。”而正是這般“東張西望”和“跑野馬”的“一個人的文學史”，讓陳引馳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講錄有了個性色彩——大開大合、細節充沛、見真性情，能與讀者千百次產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