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城市化的進程日益加速，當代城市文學與文化的研究蔚為大觀。受此激發和影響，有關古代城市文學的研究，于近些年漸成熱點。城市（城邦、城邑）的成型和功能，成為國際學術界公認的早期人類社會“文明”（與蒙昧、野蠻相對應）的標志之一。中國古代典籍，有關城市（城邦）的記載，其來有自。《韓非子·愛臣》中的“大臣之祿雖大，不得籍威城市”，為典籍中較早出現的“城市”稱謂。對于城市的記敘，經歷了從歷史敘事到文學表現的演進。就文體而言，傳統的文、詩、詞、曲、賦、小說、戲曲，都有對城市的典型表達。其中，小說與城市的關系最為密切。小說緣城而起，因市而興，城市民眾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審美娛樂，多借小說而表達。小說可謂是城市敘事文學最具代表性的文體。

浙江師范大學葛永海教授致力于古典形態的城市文學研究多年。近年出版的《中國城市敘事的古典傳統及其現代變革研究》，是他這些年深耕細作的結果。該書聚焦的“城市敘事”，意指“發生在城市空間中、帶有城市屬性的故事情節的敘事內容或段落”，以與“城市文學”“城市書寫”相區別。該書以中國城市敘事的“歷史演進”“傳統特征”與“現代轉型”為三大核心論題，著重于探討城市敘事的動態歷史。

具體說來，該書在研究中展現出三個鮮明的特點和價值。

一是對歷史演進的正本清源。當下的城市敘事研究，多集中于現當代文學領域，存在較大的空白地帶，缺乏歷時性、整體性和系統性。當代研究者多局限于上世紀90年代的“新生代”都市小說，現代城市敘事研究則多集中于海派小說，至多到近代的《海上花列傳》，而歷時性的城市敘事尚未得到應有的關注，即忽略了城市敘事的連貫性，缺少“沿波討源”或“尋根振葉”的“源流”視野，因而未能建立起城市敘事的整體觀、系統觀和辯證觀，難以形成相應的理論建構。

該書系統梳理了中國城市敘事的演進脈絡，將《詩經》時代一直到20世紀初的城市敘事，劃分為宋前的“都城圣詠”、宋元的“市井俗調”、明清的“城鎮和聲”、近代的“都市變奏”四個階段，凝練出這一漫長過程中所匯聚著的各種聲部、交織著的各種風格而產生的恢宏交響，深刻揭示不同階段的主要特征，切中肯綮。

就本質而言，城市敘事屬于空間敘事，城市空間的如何變化，直接決定著敘事特性的形成。該書區分城市的空間形態為4種類型：（1）先秦至唐代的“單質型空間敘事”。這種空間屬性比較單一，缺乏空間的延伸感，空間屬性基本從屬于敘事的政治性和歷史性。（2）宋代至清中葉的“交互型空間敘事”。其特點是城市空間呈現多層次、復合性、彼此交錯的特點，以城市的世俗性、商業性、地域性為中心。（3）清晚期至近現代的“感悟型空間敘事”。其特點是空間層次豐富，出現了較為自如的空間轉換甚至跳躍，以城市的現代性為中心。（4）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重塑型空間敘事”。其特點是許多傳統主題盡管不斷被賦予時代內涵，城市敘事的中心主題不再占據主導地位，而是呈現出去中心化和多點、多邊化。

二是城市敘事的理論自覺。該書有意識地熔文學與城市學于一爐，不流于表面現象，而是在中西方的文學敘事理論和西方的城市學理論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衍伸，形成理論上的高度自覺。

一方面，該書注重對于中西方敘事學理論資源的積極借鑒、汲取。例如，作者對于“城市敘事”的內涵詮釋，即融攝中西方理論的視角。作者認為，城市敘事包括這么幾種情形：一是作為情節背景的存在，如唐傳奇《李娃傳》等中的長安敘事，城市是故事的發生地和背景；二是作為敘事結構的存在，如宋元話本《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的杭州敘事，城市作為文本的一個結構性因素，與人物之間形成了互動性效果；三是作為一個文化想象的存在，如章回小說《紅樓夢》中的金陵敘事，城市在文本中已經超越了一個地域文化的表象，具有廣泛的輻射性和象征性。

在具體的理論觀照中，該書強調了中國傳統的城市敘事的多樣性，如漢唐間的都城敘事，展開的方式不盡相同，但其中的“都”“國”同構的心理圖式是堅韌而一貫的，它是政治理念、民眾心理、時代精神與國家意識相統一的必然產物。由此，凸顯了城市敘事的中西差異。18世紀以來西方文學中的城市敘事所經歷的是一種線性演進，即“從田園牧歌式（如城鄉對立）到現實主義（如階級斗爭）再到現代主義（如審美沉思）的歷史發展”。而中國現代城市敘事將西方前后相繼的歷時性的發展階段，神奇地轉換為并置鋪展的共時性發展，構成了中國城市敘事在完成現代轉型時的真實場景。凡此種種，體現了該書開闊的學術視野和多維的理論視角。

另一方面，該書盡可能汲取西方城市學、地理學中的各種思想資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書中借鑒了美國地理學家段義孚提出的著名術語“topophilia”（戀地情結）——一種對于家鄉（生長地或生存地）眷戀和尊重的情感，衍伸為城市社會地理學中的“地方感”。這種情結表現為對身處環境的情感依附，是個體在精神、情緒和認知上維系于某地的紐帶。中國文學作品所蘊含的黍離之悲、遺民之嘆，都屬于這一情結的具體表現。“戀地的本質是留戀生命，場所、地方或地域特征則是生命的載體和象征，為生命的留戀提供了空間，為易變的時間提供了不變的空間，為不可留的時間提供了可留的空間替代。”書中圍繞中西方學說展開的理論思辨為該書增添了更多的理性哲思。

三是古今轉型的現實關切。城市敘事的古今轉型是該書的重點內容之一。城市敘事內容的古今轉型，包含了歷史民俗、日常體驗、工商貿易、都市情調等四種題材的演變。此外，敘事系統的新變，包括了故事場景與人物、城市故事主題、城市故事寫法以及城市情感的變化。到了20世紀30年代，新感覺派小說崛起于文壇。城市的現代性、描寫的空間化和城市反省等敘事要素得以確立，標志著城市敘事的現代轉型基本完成。

這種古今之思，最終表現為古為今鑒，也就是對于現實的啟發意義。該書概括的這種歷史啟示為：家國情懷之題旨，地域文化之意蘊，價值沖突之形式。就是說，小說家唯有懷抱濃烈的家國情懷，感悟深刻的地域文化底蘊，充分展示城市生活中關于時代、文化、人性的沖突，才可能創造出城市敘事的杰作。

歷時性地探究中國城市敘事的演變規律與理論特征，不難發現，當代城市文學創作中的諸多命題都有其歷史的淵源，如宋元至明清的商貿敘事對于近現代商貿敘事的影響，再如從宋元民俗敘事到當代城市民俗敘事的傳承演變，還有城鄉對立觀念在明清小說中的多種表現形態，等等。這些發掘表明，城市敘事的歷史如同滔滔長河，綿綿不絕，前后相繼。那些曾經遺落在歲月煙塵中的典范文本，一經發掘，其思想因子和文學技巧，皆可為當代城市文學創作和研究提供豐富的文化滋養和充分的藝術借鑒。

（作者為浙江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