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3日，卡夫卡研究專家、山西大學卡夫卡與中外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曾艷兵應邀接受西安翻譯學院《名家訪談錄》節目組采訪。訪談提綱由劉元英擬就，訪談記者為李美靜。訪談結束后，曾艷兵在原有基礎上對訪談內容進行適當補充。《中華讀書報》特刊發此文以饗讀者。

曾艷兵

研究卡夫卡就是研究我們自己

李美靜：2024年是卡夫卡逝世100周年，也是您發表第一篇卡夫卡研究論文《卡住了嗎？———論卡夫卡》30年。您是卡夫卡研究專家，推動中國卡夫卡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的人。

請問是什么激發了您對卡夫卡的熱愛？從第一次留意到卡夫卡到最后以卡夫卡作為畢生研究對象，這中間您經歷了什么？

曾艷兵：對卡夫卡的喜愛或者說熱愛的原因應該很多，首先還是應該歸因于卡夫卡的創作和思想，最初就是被他的作品深深吸引，然后才關注他的生平和影響。時間應該在1987年以后，因為那時我剛剛入職青島大學工作，給中文系的學生開設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研究選修課，講這門課必然會講到卡夫卡，所以一定會去研讀卡夫卡，這應該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契機。再往前就是1984年讀碩士學位的時候，對卡夫卡有些接觸和了解，聽過一些有關卡夫卡的課程，看過一點作品，但還談不上熱愛。

真正激發起熱愛來，應該在我2000年讀博之后。當時我在北京師范大學做博士論文選題，在國家圖書館查到當時日本已出版研究卡夫卡的專著三十余部，而我們國內竟然還沒有一部真正的卡夫卡研究學術專著出版，這讓我感到非常震驚。我覺得當務之急是無論如何應該先寫一部出來。于是我將原來選定的已經開過題的論文題目放棄了——這在現在當然是不可能的了——改寫《卡夫卡與中國文化》這個題目。從此之后就再也沒有真正離開過卡夫卡研究領域。

從第一次留意卡夫卡到后面以卡夫卡為研究對象，這期間經歷了很多，不只是閱讀、理解和研究卡夫卡，還經歷了許多被“卡住”的生活，有了被“卡住”的經驗和體會，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刻骨銘心的，改變了生活軌跡和學術路線。在我看來，卡夫卡絕不僅僅只是一個研究對象，他也融于研究過程之中，融于研究與生活之中。漸漸地，研究卡夫卡就是用卡夫卡的眼光看世界；面對被卡住的世界時不由得想起卡夫卡。說到底，研究卡夫卡就是研究我們自己。卡夫卡的價值和意義就在這里，這里既有積極的卡夫卡，也有消極的卡夫卡。

曾艷兵教授卡夫卡研究的部分成果

李美靜：大多數人一提到您的名字，自然就聯想到您是卡夫卡研究專家，請您談談研究卡夫卡時遇到了哪些挑戰，又是如何克服的？

曾艷兵：研究卡夫卡最大的挑戰就是卡夫卡拒絕研究，至少是拒絕那種所謂純客觀的研究。卡夫卡不是一個可以純粹作為研究對象的作家，卡夫卡更是一個將研究者也帶入進去的作家。卡夫卡是一位很難定性和歸類的作家，而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定性和歸類。

卡夫卡是一個很難確定國籍、歸宿和身份的作家。卡夫卡，應該就是“卡了又卡”，研究卡夫卡不可能一帆風順。現在一般都說卡夫卡是奧地利作家，其實卡夫卡與現在的奧地利沒有多少關系，他應該屬于那個奧匈帝國的奧地利，但是那個奧地利已經不存在了；說他屬于捷克，似乎更不準確，因為捷克1918年才成立，而此時卡夫卡生命所剩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且他還差不多有一年住在德國；說他是歐洲作家比較合適，但這個說法也太籠統了。說到底，他是一個一輩子主要生活在歐洲城市布拉格的用德語寫作的猶太作家，這個說法應該是比較準確的。所以，卡夫卡是復雜的、多元的、充滿歧義，甚至悖謬的。卡夫卡，說到底，就是有點“卡”，原文（Kafka）是左右卡，翻譯成中文卡夫卡是“上下卡”。

這當然是研究卡夫卡的最重要的挑戰，研究卡夫卡的其他挑戰還有文學觀念的、藝術技巧、語言敘述等方面的挑戰，每一項挑戰都看似無法跨越和克服，但最終你卻發現這些障礙其實并不是卡夫卡設置的，而是深藏于我們自己內心的。這正如卡夫卡筆下《法的門前》的那位鄉下人，法吸引鄉下人，鄉下人除了努力進入法門，別無選擇，別無他法，但他最終并沒有進入法門，然而，他卻證明了這道法門其實就是專門為他開的。在他死去之后，這道法門也將永遠關閉。

李美靜：您曾談到過，卡夫卡認為一個真正的作家應該是業余的，專業作家，不可能“純粹”。請您談談作家卡夫卡經歷了什么才會這么認為呢？

曾艷兵：卡夫卡是一位偉大的業余作家，因為他是一位偉大的作家，而且堅持業余創作，并且堅持認為只有業余創作才能寫出純粹的作品，也就是不受金錢利益侵擾的純粹作品，乃至于我們懷疑那些專業作家是否還能寫出純粹的作品。卡夫卡上中學時就立志創作，1903年11月9日，卡夫卡在給他中學同學波拉克的信中表明了自己一生的志向：“上帝不愿意我寫作，我卻非寫不可。”卡夫卡的寫作是命中注定的，即便是上帝也不能改變這一命運。

但是，卡夫卡上大學時選擇的專業是法律，他并沒有學文學專業。博士畢業后找工作，卡夫卡必須尋找和文學沒有關系的工作。這對于一個熱愛文學，甚至要獻身于文學的青年作家而言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卡夫卡當時選擇職業的要求是：“這個職位不得與文學有任何聯系；以文學為掙錢的職業在他的心目中是剝奪文學創作的尊嚴。掙錢職業和寫作應該絕對分開，二者的‘混合’，比如記者的行業，亦為卡夫卡所否定。”卡夫卡的朋友布羅德后來回憶道，卡夫卡一定要堅守他的這條底線。布羅德深受影響，但后來認為這是一種“高尚的迷誤”。看來，卡夫卡內心需要的是寫作的純粹與純粹的寫作，不是為了什么而寫作，而是干什么都是為了寫作，寫作沒有之外的目的，寫作的目的就在于寫作本身。

卡夫卡在給女友菲莉斯的信中寫道：“寫作和辦公室相互排斥。寫作位于內心深處，而辦公室漂浮在生活的表面。這種永遠的忽上忽下必然將我撕成碎片。”卡夫卡的工作是為了生活，生活是為了寫作，而寫作幾乎毀掉了卡夫卡的生活，工作則又幾乎毀掉了卡夫卡的寫作。卡夫卡就生活在這種焦慮和撕裂之中。“如果不寫作，他就完了；而正因為完了，他才寫作。”專業作家自然沒有這種焦慮和撕裂，因為他們的寫作是為工作服務的，他們的工作就是寫作。寫作完成工作任務，工作帶來經濟效益。卡夫卡的死結在這里被解開了。當然，如果卡夫卡沒有工作，他永遠也看不清社會的黑暗和人生的荒謬，自然也就寫不出那些充滿悖謬而又無比真實的小說。這是卡夫卡解開死結的獨特方式。

畫家卡夫卡與作家卡夫卡：寫作和繪畫相互理解、闡釋

李美靜：您曾發表過《作為畫家的卡夫卡》一文，近期由您和曾意翻譯出版的《卡夫卡的卡夫卡———弗朗茨·卡夫卡的 163 幅畫作手稿》，展現出卡夫卡作為畫家的身份；請您和我們分享一下如何理解卡夫卡的畫風？您如何看待卡夫卡筆下的文學與繪畫的關系?

《卡夫卡的卡夫卡：弗朗茨·卡夫卡的163幅畫作手稿》

曾艷兵：這個問題最近談得比較多了，主要是因為卡夫卡的畫冊2024年初在中國正式出版了。卡夫卡的畫得之不易，保存不易，我們今天能看到他的全部畫作更不容易。這里有個很長的故事我們還是需要簡單地交代幾句。卡夫卡的朋友布羅德（1884～1968）堅信卡夫卡就是一位天才，他不僅相信卡夫卡是一位天才的作家，還是一位天才畫家。他收藏了卡夫卡的那些不怎么起眼的畫，正如他收藏了卡夫卡的創作手稿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布羅德帶著卡夫卡的畫作逃到了巴勒斯坦。1956年以色列遭遇第二次中東戰爭時，布羅德將卡夫卡的畫作轉移到了瑞士，存放在瑞士銀行的保險柜里。后來布羅德在遺囑中將他的遺產交付給了他的女秘書伊爾莎·埃斯特·霍夫，這些遺產包括卡夫卡的手稿、信件和繪畫。布羅德沒有子女。1968年布羅德去世，霍夫繼承遺產后開始出售部分遺產。2007年霍夫去世，卡夫卡的遺稿轉由霍夫的兩個女兒伊娃和露絲繼承。2008年以色列國家圖書館作為原告，要求獲得卡夫卡文學遺產的所有權。經過一場耗時近十年的官司，2016年8月7日原告勝訴。2019年7月15日，卡夫卡的畫作從蘇黎世銀行轉移到了耶路撒冷。卡夫卡的畫作不再封存，對公眾開放。我們終于有機會看到卡夫卡的全部畫作了。

我們以前對于作為畫家的卡夫卡了解不多，現在看到了卡夫卡的畫作等于又看到了另一個卡夫卡，一個不同于作家的卡夫卡，這就是《卡夫卡的卡夫卡》這個書名的意思。卡夫卡的寫作和繪畫之間的關系，既不是簡單的文與畫互為闡釋、和諧統一的關系，也不是各無關聯、矛盾對立的關系，而是既保持了這種關系，又不單是唯一的某種關系，而是一種復雜多變、和諧矛盾又富有張力的關系。

在卡夫卡那里，小說的內容如果可以畫出來，應該不是好小說，比如《變形記》；一幅畫如果可以改寫成一篇小說，也未必就是一幅好畫，卡夫卡從來沒有將他的畫改寫成小說。從這個意義上說，寫作和繪畫是有區別的，并不能說小說如畫，畫如小說。但是卡夫卡的寫作和繪畫也是可以相互理解、闡釋的，因為他們畢竟出于共同的創作理念。

卡夫卡的畫作

卡夫卡永遠值得言說和紀念

李美靜：在網絡上，很多年輕把卡夫卡當成“喪神”，比如他很出名的那句“一切障礙都在摧毀我”“我最擅長的事，是一蹶不振”“我觸及什么，什么就破碎”等等。年輕人出現了“喪”“躺平”的社會心理，您怎么看待這一社會心理與卡夫卡的契合？

曾艷兵：卡夫卡的確說過“一切障礙都在摧毀我”。19世紀法國作家巴爾扎克與20世紀猶太作家卡夫卡各自代表一個時代。1836年，負債累累的巴爾扎克不惜花費700法郎買了一根手杖。他在手杖上刻下：“我摧毀一切障礙。”卡夫卡借用了這個典故，寫道：“巴爾扎克的手杖上刻著：我在摧毀一切障礙。在我的手杖上則是：一切障礙在摧毀我。”巴爾扎克與卡夫卡形成鮮明對比，巴爾扎克債臺高筑、常常事業不順，但他非常自信，認為憑借自己的力量，一定可以贏取成功。卡夫卡則衣食無憂、事業平穩，但他卻自卑到了極致，覺得任何障礙都可以擊敗他。卡夫卡敏感自卑的氣質給了他一種新的觀察世界的視角，他從不高高在上，像巴爾扎克那樣俯瞰巴黎社會，但從他的視角，可以發現不一樣的景象。巴爾扎克的英雄主義與卡夫卡的弱者主義在同樣一句話的不同順序中體現出來了。

卡夫卡也說過“我最擅長的事，是一蹶不振”這一類的話，但是僅憑此就將卡夫卡看作是“喪神”、躺平、一蹶不振的代表，這種對卡夫卡的理解和認識顯然是不夠準確和全面的。卡夫卡是一百年前的上班族、公司的職員，經常加班、出差，當然他也有上班遲到、請假的時候。但是，另一方面，卡夫卡又是一個非常稱職、專業、有責任心的職員，甚至是保險公司不可或缺、無可替代的優秀職員。他在工作上兢兢業業、開拓創新，甚至可以說是保險公司里的模范職員。他書寫的報告堪稱典范，他的語言天才和能力更是無人能出其右。“卡夫卡在保險局公開出版物中寫的文章堪稱官府通告公文中的滄海遺珠，代表保險局寫就的公函也無可挑剔。他早已超越所謂‘出色法務人員’，而是將技術、保險和法學領域方面的知識融會貫通，相當難得，他也由此成為公司不可或缺的干將。身為為數不多能夠應付棘手案例的人，卡夫卡很快升為部門二把手……卡夫卡在調解方面的口才日臻完善，近乎完美。”在保險公司工作過的卡夫卡的同事阿洛伊斯·居特林（1886-1970）回憶道：“卡夫卡博士是部門主管的得力助手。在與部門職員的交往中，他始終保持著適當的分寸，避免過于親密和私人交往，對政治問題更是閉口不談。保險局職員中大部分都是捷克人，只有極少數是德意志人，我從未聽說他們當中有哪個人對弗朗茲·卡夫卡抱有敵意。”由此可見卡夫卡的政治智慧和職業智慧。所以說，卡夫卡并不是從一開始就躺平，而是工作之后的躺平，是運用智慧后的躺平。躺平有時候是為了寫作，寫作不順時他也躺平，他不是一個沒有靈感也非要寫作的“硬寫”作家。固然有障礙在摧毀他，他也摧毀了許多障礙。卡夫卡的話是可信的，但有時候其實只能信一半，另一半正是這些話的反面。這也是卡夫卡的存在方式，這種方式有時就是矛盾的，甚至是悖謬的。

李美靜：您對卡夫卡的傳播和研究有哪些展望，在卡夫卡逝世100周年您有什么紀念活動呢？

曾艷兵：2024年是卡夫卡逝世100周年紀念，我們已經做了不少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山西大學成立了卡夫卡與中外文學研究中心。據我所知，這是目前中國成立的第一個以卡夫卡的名字命名的中心。為此我們在山西大學開了兩次會議：卡夫卡與中外文學研究中心的籌備會和正式成立大會。這一年我至少在不同期刊主持了五個卡夫卡研究專欄，自己發表了十余篇有關卡夫卡的文章。在新聞出版機構進行多場有關卡夫卡的對話、訪談等，做了幾十場有關卡夫卡的學術報告，并在不同的學術會議上講卡夫卡。卡夫卡與中外文學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中國卡夫卡研究的一個新起點，我們后面需要做、想做的事情還很多，譬如召開一些有關卡夫卡研究的學術會議，籌辦卡夫卡研究的輯刊，加強國際交流，創建中國卡夫卡學，出版一系列卡夫卡研究成果，培養更多熱愛卡夫卡、研究卡夫卡的青年學者。

李美靜：請您給想從事卡夫卡研究的青年學者和學生送上一些建議和寄語吧。

曾艷兵：卡夫卡“不屬于某個世紀而屬于所有的時代”，卡夫卡不屬于某個國家和區域，而屬于全世界，尤其屬于少數族裔文學、弱者文學和邊緣文學。喜歡卡夫卡的讀者很多，將卡夫卡當作知音的作者也很多。對于那些想從事卡夫卡研究的青年學者和學生，我想說的是：研究卡夫卡，就像卡夫卡筆下的中國長城的修建一樣，不可能最終完成，不可能找到終極的真意或本意，但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能接近卡夫卡的真義，甚至獲得意義。研究卡夫卡有可能遭遇不可理喻的迷霧，找不到路徑和出口，勞神費事、一籌莫展，但絕不會感覺簡單粗暴、枯燥乏味。研究卡夫卡既可以不帶情感地研究其形式和技巧，不關乎社會現實，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帶有共情地理解和認知，卡夫卡總是和社會現實密切相關。卡夫卡是說不盡的。2025年是卡夫卡《訴訟》出版100周年紀念；2026年將是《城堡》出版100周年紀念；2027年是《美國》出版100周年紀念……卡夫卡永遠值得我們言說和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