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御窯廠出土的瓷鳳首執壺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供圖

2月19日，2024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在京揭曉。吉林和龍市大洞舊石器時代遺址、浙江仙居縣下湯新石器時代遺址、甘肅臨洮縣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聚落、陜西寶雞市周原遺址、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戰國晚期一號墓、江西景德鎮市元明清制瓷業遺址群等六個項目入選。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承辦的“中國考古新發現”，被業內稱為“六大”，每年評選出6個當年具有重大價值的考古項目。本次入選的“六大”，共同為我們打撈起一段段沉睡在歷史深處的文明記憶。

吉林和龍市大洞舊石器時代遺址：長白山遠古人類之家

和龍大洞遺址位于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和龍市崇善鎮大洞村，分布范圍超過4平方公里，核心區面積約50萬平方米，是目前東北亞地區規模最大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曠野遺址。

距今5萬至3萬年前，這里的古人主要使用黑曜巖礫石制作石器，是世界范圍內最早開發利用黑曜巖原料的遺址之一。黑曜巖又被稱為火山玻璃，較脆，易于剝片，是制作石制品的優質原料，但我國史前以黑曜巖為主體原料制作石器的遺址并不多。

長白山地區的黑曜巖是從哪里來的呢？遼寧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徐廷介紹，和龍大洞遺址的黑曜巖主要源自長白山火山活動，但也有少量外來原料，可能是史前人類通過貿易、遷徙和文化交流取得。

徐廷認為，和龍大洞遺址是位于史前人類交通樞紐的關鍵地區的“十字路口”或“驛站”。它生動見證了東北亞史前社會的文化交流，除了黑曜巖原料的獲取，古人的交流互動還體現在石器制作技術上。和龍大洞遺址第一期文化以石核-石片技術為主，與我國北方地區石器傳統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而第二、三期文化出現的石葉、細石葉技術，又廣泛影響了朝鮮半島、俄羅斯遠東以及日本北海道等廣大地區，在探討舊石器時代晚期東北亞地區現代人類的遷徙、文化交流與傳播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一遺址的發現有很多“驚喜”，不斷刷新我們對舊石器時代晚期東北亞古代人群生產生活方式的認識。比如具有象征意義的帶刻劃痕跡的骨片和石雕塑，可能與古人類居住相關的石圈遺跡，以及對于動物骨骼油脂資源的利用行為等有關，見證著古人類的技術革新、文化發展，完善了我們對舊石器時代的長白山地區先民更為具體的想象。

浙江仙居縣下湯新石器時代遺址：萬年稻作農業的實證

下湯遺址位于浙江省臺州市仙居縣橫溪鎮下湯村，面積約3萬平方米。遺址貫穿新石器時代的始終，文化層堆積厚達2.5米。不到一層樓的高度，濃縮了人類五千多年的生活圖景：從下往上，依次留下了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個階段古人類的生活痕跡，為研究區域文化演變和萬年稻作農業史提供了連續性的新材料。

“這一遺址全景式展示了早期農業社會的豐富面貌。”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戴向明說。

萬年前浙江古村落什么樣？考古發現為我們還原了上山文化土臺林立、環繞中心臺地的聚落形態及其動態發展的過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仲召兵介紹，在下湯遺址的北部和東部發現10多座上山文化時期的人工堆筑土臺，基本呈南北向排列，構成上山文化時期最為醒目的聚落景觀。“土臺上分布有房址、器物坑等遺跡，代表了基本的社會單元，是上山文化及早期稻作農業社會的聚落形態和社會結構的重要突破。”上山文化先民不僅在土臺上生活，可能死后也選擇埋葬在土臺上。考古學者分析認為，土臺上的器物坑最有可能是墓葬，是一種特殊的喪葬形式。

下湯遺址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聚落要素最為完備、結構最為清晰的定居村落之一，為研究我國南方地區早期稻作農業社會的形成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樣本，是我國萬年文化史的重要實證。

甘肅臨洮縣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聚落：彩陶巔峰的創造者

寺洼遺址位于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寺洼山村，面積約200萬平方米，在這里發現了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

“黃河上游地區在文明探源的很多重要問題上模糊不清，馬家窯是一個切入點。”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郭志委說。馬家窯文化是黃河上游一支強勢考古學文化，距今約5000至4000年，是仰韶文化的繼承者和發揚者。寺洼遺址的考古發現，首次確認了馬家窯文化高等級、中心性聚落。

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展現了5000年前黃土高原西部早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補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黃河上游核心腹地關鍵時期的空白。郭志委介紹，聚落中首次發現史前時期近方形的三重“圍壕（溝）”，其始建和主要使用年代為距今約5000年前，應是經精心規劃和測量后修建的馬家窯文化“國家工程”。三重“圍壕（溝）”應同時存在和使用過，但有不同的功能。中、外圈為“圍壕”，兼具防御和排水功能，內圈為沿“圍壕”分布的“圍溝”狀生產生活區。郭志委特別強調，其他遺址的圍壕都是近圓形，而這里近方形的三重“圍壕（溝）”，很可能是我國（長）方形“城池”的雛形。

馬家窯文化為何能成為史前彩陶生產和使用巔峰的創造者？本次考古發現為回答這一問題提供了更多線索。“圍壕”內側存在多處制陶區，可能是區域性制陶中心。郭志委認為，這極大豐富了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內容及模式。不同于農業資源豐厚地區，馬家窯文化所處的黃河上游地區農業資源相對一般，但馬家窯文化以高水平專業化彩陶生產、交換和貿易為特色，重視商業和城市的發展，彌補了其他方面的不足，同樣達到了較高的文明化程度。

馬家窯文化的彩陶影響甚廣。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表示，馬家窯文化位于中西文化早期交流關鍵地區、“彩陶之路”重要節點上。公元前4000年到前1000年的“彩陶之路”是早期中國文化向西傳播之路，也是早期中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可謂“絲綢之路”的前身。沿著這條路，彩陶文化從黃河中上游地區，沿著河西走廊一路向西，越過廣袤的歐亞大陸，最遠到達中亞南部和克什米爾地區。

陜西寶雞市周原遺址：西周最大的城址

周原遺址的考古工作已經歷80多年、幾代考古人。為進一步揭示周原遺址時期聚落結構，近年來，周原考古以尋找墻垣體系與先周文化大型建筑為重點。發現了王家嘴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填補了以往周原遺址先周時期高等級遺跡的空白，為先周都邑判定提供關鍵線索。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種建榮介紹，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之一的一號建筑，由門塾、東西廂房、前堂、后室、前后庭院組成，類似前后兩進院落的“四合院”布局，南北總長68米、東西寬34至37米，面積逾2500平方米，是目前所見規模最大、最完整的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為確證周原為先周都邑所在提供了關鍵證據。

見證周人崛起的周原都邑，到底是什么樣的？種建榮介紹，近年考古發現西周時期的大城、位于大城西北部的小城、位于小城北部正中的宮城這三重城墻。三重城墻的發現，揭示了周原都邑的空間結構和布局，由此考古學者便可以將以往零散的大型建筑、銅器窖藏、墓葬等納入不同層次的城市空間。在這里，考古學者還完整揭露了大城東南門和宮城南東門，填補了以往西周城門發現的空白。兩座城門結構復雜，氣勢恢宏，彰顯王都氣象。城臺南北跨度95米，入城道路寬約30米，規模宏大、結構完備，在先秦城址中前所未見。宮城南墻外的壕溝里，發現大量人骨和200余片甲骨，其中可以辨識出180字，內容包括周王“呼令”諸侯等，改變了西周中期無甲骨的原有認識。

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戰國晚期一號墓：末代楚王大墓現世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鎮，是一處戰國晚期楚國的高等級大型墓地。武王墩墓地位于占地面積約150萬平方米的獨立陵園，四周由周長近5000米的圍壕圍合而成。豪華陵園之外，主墓西側分布有大型車馬坑、大型陪葬墓，陵園南部還有大量祭祀坑。

一號墓，就是墓主人沉眠的主墓，更是十分豪華。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方玲介紹，一號墓為一座大型的“甲”字形豎穴土坑墓，距地表深14米，墓壙四壁有21級形制規整的臺階逐級內收至槨室蓋板高度，宛如四周帶有看臺的體育場。墓主人就埋在“體育場”下。墓室土坑近正方形，邊長約23米，中部由長條形枋木壘砌“亞”字形木槨室，呈十字形的“九宮格”狀。墓主人就安眠在中部的方形棺室，棺室東西南北分列8個邊室，其中盛放的并非人們想象中的金銀財寶，而是銅器、漆木竹器、樂器及支架、木俑、銅車馬器、兵器等隨葬品。

如此高規格墓葬的墓主人是何身份？東Ⅰ室出土的部分銅器上有銘文，其中包括“楚王酓前”各類自作器，為確認墓主身份提供了寶貴線索。考古學者結合文獻史料、出土文字材料等綜合分析，初步判斷該墓主人是《史記·楚世家》記載的楚考烈王“熊元”。成語“毛遂自薦”中，毛遂出面游說的楚王便是他。

江西景德鎮市元明清制瓷業遺址群：見證窯火千年不衰的瓷業傳奇

2024年，考古工作者對景德鎮14個從南宋晚期到近代的遺址點進行發掘，把這些零散的遺址串珠成鏈，為我們講述了一個“何以景德鎮”的故事，并揭示出以瓷業為命脈的景德鎮文化特質。

景德鎮因瓷而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李兆云介紹，考古發現該地區從北宋到近代一直從事陶瓷生產和陶瓷貿易等活動。制瓷離不開瓷土等原料和燒窯所需的燃料，高嶺瓷土礦遺址、東埠明清碼頭和古街遺址、建溪碼頭、樟村塢碼頭、詹家下弄、劉家下弄等遺址點的考古發掘，從原料產區、燃料產區、交通網絡等角度證明景德鎮因瓷而興的歷史。

同時，瓷業也深深塑造了這一城鎮的風貌及文化。李兆云介紹，對泗王廟、天后宮和清真寺的發掘，體現出因瓷業發展，景德鎮社會多元化加強，產生了多元的宗教信仰。景德鎮的瓷器需要銷往國內各地甚至海外，其中水運地位舉足輕重。因此會有泗王廟和天后宮這樣與水運相關的信仰，尤其天后宮作為海洋文化的象征，是新航路開通后福建商人參與到景德鎮瓷器的全球貿易活動并定居景德鎮的實物證據。清真寺的出土遺物，不但證明清真寺所在地從南宋晚期以來一直有瓷器生產活動，而且該區出土的阿拉伯幻方瓷、藩王用器、官搭民燒瓷器、道教用瓷、外銷瓷等，揭示了其產品的豐富流向和其所面向的廣大消費人群，以及復雜的文化交流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