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的多聲部交響中，民族文學始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聲部。作為我國民族文學最高榮譽之一，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自1981年設立起，至今已評選出十三屆，表彰了一大批杰出的少數民族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為當代文學高質量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在歷屆駿馬獎的獲獎作品中，彝族作家群體憑借穩定的創作質地備受矚目，馮良就是其中極富辨識性和代表性的一位。

在民族文學版圖上，馮良建構起獨特的涼山彝族文化坐標。從《彝娘漢老子》《西南邊》到《翻過瓦吉姆梁子》《涼山的人》，從文化尋根到現代性反思，馮良的彝族書寫表現出豐富多樣的狀貌。她從個體的生命經驗出發，在書寫彝族歷史和風情的同時，不斷突破單一的民族書寫，借由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接通時代脈搏，以更宏觀、居間的創作視野描摹族群記憶，以更強烈鮮明的文化自覺意識重構關于涼山和彝族的想象，揭示出地方書寫的開闊面向，成為民族文學當代轉型的生動縮影。

“遠方是我的涼山老家”

2020年，馮良的長篇小說《西南邊》獲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小說以20世紀50年代的涼山彝區為背景，通過講述三對彝漢青年的婚姻故事和日常生活，切入彝族社會波瀾壯闊的歷史變遷，還原出親族鄉情的現實嬗變，以及外部世界與彝族社會豐富的互動細節。目前，圍繞《西南邊》展開的個案研究已初具規模，但這部作品之于馮良創作軌跡的標志性意義仍待進一步闡發，需要結合馮良的創作歷程予以整體性考察。

馮良出生于四川涼山喜德縣，而后離開家鄉前往北京讀書，1984年大學畢業入藏，在西藏工作生活15年，后定居北京。馮良的文學創作發軔于西藏時期，她以藏地題材的散文和小說嶄露頭角，《西藏物語》《情緒》《秦娥》等都是屬于藏地題材的作品。馮良的早期創作更多屬于他者視角下的文化發現，難免帶有文化獵奇的痕跡，但她對民族文化表征的敏銳感知，對多元文化碰撞的深入思考，以及作家皮皮所指出的“對其所描繪的一切，她保持一定的距離，不是居高臨下的，也不是身心投入的，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居間性視野，都為后來的跨文化書寫積攢了經驗。

從散文集《彝娘漢老子》（初版于2005年，2022年增補版更名為《涼山的人》）開始，馮良的創作母題逐漸回歸并聚焦彝族本土書寫。雖然離開涼山40余年，但她未曾真正遠去，在文學書寫中一次次精神返鄉。在駿馬獎獲獎感言中，馮良如此說道：“但縱然時空相隔，涼山都不曾離開我哪怕須臾，她是我生命的緣起、情感的依托。歲月流不走的記憶、前行的腳步，那些深懷冷傲、倔強，卻掩不住奔放、幽默的族人，無論彝族、漢族，還有他們的人生，帶著大時代巨變的深遠回響，那激蕩的、傳奇的、英勇的、赫赫聲名的、深情的，還有機智的，甚或狡黠的，何其珍貴，猶如珍珠。”涼山不僅是馮良的靈感源泉，哺育和滋養了她的文學創作，更是她情感、記憶和思想的凝結，成為被喚醒和塑造的地方形象。悲壯的英雄故事、濃郁的宗教色彩、古老的喪葬儀式、害羞的民族性格以及復雜的文化身份等躍然紙上，這些都是馮良融化在血液中的原鄉記憶，也是民族文化史與個人生命史交相輝映出的歷史真實。正是在對涼山的回望和懷想中，馮良精雕細琢出涼山族人的群像，串綴起全景式的彝族文學地圖，繼而實現她對族群記憶和民族認同的建構。

《西南邊》不僅是馮良文學成就的象征，也預示著她從文化尋根到現代性反思的創作轉變，近作《翻過瓦吉姆梁子》的問世則標志著這一創作轉變的完成。相較于《西南邊》波瀾壯闊的跨世紀民族歷史變遷，馮良在《翻過瓦吉姆梁子》中更加聚焦于個體命運，通過阿合和史尼的故事，展現彝族青年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普遍處境和精神追求。這部作品延續了馮良挖掘彝族“美好”的意旨，通過破除長期以來對于彝族閉塞、落后的陳舊印象，描繪出全新的彝族文化樣貌。

“輕手輕腳讓語言生長”

怎樣發掘民族文化的斑斕而不囿于民族文化？如何突破遠觀和獵奇，將遙遠的異質的故事轉化為打動人心的敘事？這是少數民族作家們必須處理的寫作難題。阿來認為，不同于“寫作者先明確身份，又觀念文化，再渲染審美”的邊地小說范式，馮良取而代之以“從從容容寫人、事、生活。認認真真傾聽邊地說話的聲腔，輕手輕腳讓語言生長，長出人、事、生活、情感，以及駁雜的血緣和豐富的文化”。從從容容、認認真真、輕手輕腳，正對應著馮良理性、誠實和溫情的寫作態度，也構成了馮良作品的張力。

理性源自馮良個體性的生命體驗和知識經驗。“彝娘漢老子”的血緣賦予她“團結族”的身份，也造成了復雜的民族意識和歸屬困境。在散文《彝娘漢老子》中，馮良介紹了自己彝漢混血的身份，并對這種身份造成的尷尬進行追溯，比如受到小伙伴們的各種暗諷。這種身份意識的撕裂，使馮良在困惑與追尋間孕育出多層次的文化認同。而在涼山、北京、西藏等地的成長生活經歷，則豐富了馮良的認知和經驗，使她形成宏觀敘事和微觀燭照相結合的表達格局，于是馮良得以從容不迫、不慌不忙、不動聲色地為彝鄉書寫灌注多元色彩。

誠實植根于自己的原鄉記憶，是馮良書寫故鄉傳統時的文化沖動和情感釋放。評論家張莉認為，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具有誠實抵達所寫之物的特點：“她們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愿意去細致描摹生活的枝丫角落，不需要敘事的花哨，就能描寫出事物本真的光澤。”從這一角度而言，馮良無疑是對接現實的寫作者。她敏銳地捕捉到了“那些在漢彝文化夾縫中生長出來的蓬蓬葉片”，善于吸收“彝話”“川音”中的意象和腔調，將其轉化為漢語文學的表達。這種語言轉換不是簡單的翻譯，而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再創造。例如《涼山少年》中對喪葬儀式的描寫，馮良將彝族文化經驗轉化為具象可感的生活細節：“婦女會取出隨身攜帶的盛裝，百褶裙，繡花的上衣、馬甲、帽子，銀飾，最起碼得換上一件繡花上衣，男子的標配是山羊毛織的披風，彝話叫‘擦爾瓦’，一般都搭在肩頭，斜在身體的左邊右邊，尺長的穗子晃悠在小腿處，行走無礙。”她將彝族的風俗傳統引來，使邊地經驗進入主流審美視野，讓鄉音鄉貌鄉情擁有力透紙背的鮮活感。

脈脈溫情里糅合著馮良對故鄉的烏托邦式想象。愛與善是涼山彝鄉贈予馮良的寶貴情感資源，當生存足跡變動不居，各類文化元素沖突交織，故鄉所葆有的原初與本真自然就成了精神的向往。對于年少的馮良而言，遠方是一種模糊又美好的想象，這種想象會追隨離鄉族人的腳步無限延伸，而當涼山成為精神紐帶所聯結的故鄉時，“遠方是我的涼山老家，她清晰而美好”。于是我們看到，馮良筆下的族人有著可耐歲月沖刷的本真善良的底色，哪怕世事變遷，也會有溫情流露。馮良尤其擅長通過多重視角展現文化沖突的復雜性，打破傳統的線性敘事模式，讓人性的光輝在更廣闊的空間綻放。

“翻過瓦吉姆梁子眼界寬”

涼山是馮良情感的依托，是她書寫的內動力，在關于涼山的反復書寫中，馮良也表露出對這塊高地的強烈使命感。從《涼山少年》的文化尋根和《彝娘漢老子》的身份危機，到《西南邊》的史詩建構和《翻過瓦吉姆梁子》的現代性反思，這條創作軌跡不僅記錄著馮良的創作精神成長，更映射出民族文學從文化自覺到主體建構的演進歷程。

在馮良的文學地圖中，“瓦吉姆梁子”是一個充滿隱喻意味的文化符號。這座橫亙在昭覺與喜德之間的山梁，成為承載多重意義的意象：如瓦吉姆梁子一般的列列山巒，是涼山與外界物理空間的區隔線，也是彝族與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的連接帶。它們是彝族古老傳統的守護者，也是現代化進程中城市文明的瞭望塔。《翻過瓦吉姆梁子》中主人公翻越山梁的旅程，隱喻著自我和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構，地理屏障由此轉化為精神坐標，展現出作家重構邊地想象的文學使命。

馮良重構邊地想象的寫作之旅，離不開她的居間性視野。這種居間性體現為歷史見證者與文化闡釋者的雙重身份。作為涼山的女兒，她能夠以整體性視野觀照彝族的前世今生，作為民族文學作家，她又能以現代眼光審視文化要素的當代價值，并且以社會史的精神，無限貼近平凡人物。盡管有文化失傳之隱憂的流露，但也傳達出對時代變遷之必然的理解。這樣的敘事立場超越了單一的文化懷舊或激烈批判，轉而以動態平衡的視角探索傳統的現代性轉化，馮良的作品因而獲得獨特的闡釋張力。

如今的馮良，進一步深化著她對彝族命運的思考。面對混雜的身份意識、激烈的多元文化沖擊和加速的現代化進程，馮良植根于彝族優秀文化的土壤，更自覺地居于邊地和中心之間，以一種客觀、冷峻、不動聲色的視野，審視彝族文化的來路與去路，探索多元文化耦合共生的敘事新路徑。以《翻過瓦吉姆梁子》為代表的近期作品，不僅還原了涼山社會在現代化浪潮中的陣痛，也展現出文化轉型的復雜肌理。但文化沖突只是表層困境，文化適應問題也只是走出涼山的彝族青年所面臨的眾多問題之一。馮良的現代性反思仍在進行之中，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之間，還有開闊的文學境域等待她去開拓與探索。

馮良的文學實踐昭示著民族文學的使命所在：要有深扎文化根脈的定力，守護珍貴的地方性知識，更要激活傳統的當代性價值，使其在不斷的再創造中獲得流動式發展，從而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