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有云，“日之光華，不可逼視；人之性情，難以揣度”，日本作家東野圭吾也曾提及，“世上有兩樣東西不可直視，一是太陽，二是人心”。在人性的游戲中，每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舵手，但也常常迷失于各種情感與欲望之中。

如果熟悉林檎的小說會發現，他的《冰糖心》《夜巡》《雙縫》《窄門》等一系列小說都是以一個名叫“老莫”的男人作為主人公，林檎在創作談中提到，現實中的老莫對他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因此在《重返暗河》中作家繼續沿用“老莫”作為主人公，只不過這次的“老莫”名叫“莫仕圖”。

《重返暗河》開篇即設置了引人入勝的懸念：“我”決心為老莫申請烈士稱號，這一舉動立即引發了讀者的好奇——“老莫是誰？”以及“為何要為老莫申請烈士稱號？”由此引出劉長河、邱家兄弟、薛明等一系列人物。在一次公路巡查中，養路工老莫意外發現邱家兄弟開車盜走養路段的石子，雙方發生激烈沖突，之后老莫就神秘失蹤了——“活不見人，死不見尸?！鼻窦倚值茉隈{車逃跑途中發生車禍，邱老大當場身亡。這一系列事件使得整個故事充滿了緊張與不安的氛圍，暗河鎮派出所所長劉長河在追查案件時發現蹊蹺，而真相也逐漸抽絲剝繭一般浮現出來。

小說中的暗河經常濃霧彌漫，雖然濃霧遮蓋了邱家兄弟人性中潛藏的惡與卑劣，但是濃霧散去之后，一切都會變得清晰。邱家兄弟的犯罪軌跡呈現為從經濟犯罪（盜竊石子）到暴力犯罪（謀殺老莫），其行為演變印證了薩特“他人即地獄”的存在主義命題。面對警察的抓捕，邱家兄弟于慌亂之中駕車逃逸，邱家老二以為哥哥被警察開槍打死，嘴里叫囂著要為哥哥報仇。而現實卻頗具反諷意味，原來邱家老大“自己怕死，方向盤一甩就把副駕駛座上的弟弟遞出來擋子彈。速度太快，車子繞過路障又撞上對車道一輛泥罐車，半邊車頭都擠癟了——主駕座那半邊——邱老二屁事沒有”，“這年頭親兄弟也靠不住”。這一細節戲劇化地揭示了極端情境下人性異化的暴力本質。

邱老二表面看來頗為仗義，但隨著情節的發展，邱老二身上的惡也一步步浮現出來，尤其在講述如何害死老莫的時候，場面的暴力和手段的殘忍，讓人不禁毛骨悚然。派出所所長劉長河、“我”和邱老二一起重返暗河指認犯罪現場時遭遇泥石流，出于安全考慮以及在邱老二的一再保證之下，劉長河為邱老二打開手銬，結果邱老二背信棄義，跳向滑坡對岸逃跑了。當“為兄復仇”的倫理宣言淪為暴力合法化的修辭裝置時，作家通過三重敘事策略解構其道德偽飾：首先在“泥石流場景”中設置存在主義式的自由選擇情境，當劉長河基于信任解除物理禁錮時，邱老二的逃亡選擇不僅構成對司法秩序的僭越，更意味著對倫理契約的終極背棄，此舉完成從“他者面容”到“暴力主體”的轉變。

小說中讓人最為憎惡的無疑是薛明，由于在工作中不務正業、偷奸耍滑，同事們送他外號“薛哨”。小說接近結尾，濃霧漸漸散去，薛明的那些勾當也暴露無遺，原來此人才是這樁慘案的直接導火索。他多次倒賣國家資產，幾乎將所在的養路道班賣空，也正是由于他收了邱家兄弟的兩百塊錢好處費，才導致老莫慘死于瀝青池中。當然薛明的荒誕結局，也構成了對現代性異化的黑色幽默式批判。當得知領導的老婆即將生產還是雙胞胎的消息后，為了討好領導，他冒險進山去割野蜂蜜。貪婪往往會導致人的毀滅，為了滿足裝滿整個機油桶的欲望，他一次次不顧一切地爬到樹上，結果被野蜂蜇傷，“整具軀體像是酵母放多的面坯兒，從頭到腳隨處臌脹起一個個腫包”，因此丟掉了性命。

那么，老莫究竟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在“我”的眼中，老莫在工作中兢兢業業、任勞任怨，江城西線的“十七個公路道班都讓他蹲遍了，一個月換兩次班，來回五百七八十趟，二十多年里跑了不知道多少公里”。當遇到邱家兄弟盜竊養路段石子時，老莫堅持要報警將邱家兄弟扭送進派出所。邱家老二爭辯這車石子都不夠立案，“他說立不立案是公安的事兒，抓著你們，板上釘釘的見義勇為。老子沒旁人精明，不會耍手段，老子就認一點，公路段總不能開除英雄吧。最好再受點傷，單位養我一輩子”。這和“我”印象中的老莫似乎完全是兩個人，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老莫？主人公的復雜性體現在其“公路道班看守人”與“道德守望者”的雙重身份張力。文本通過敘事者“我”的視角轉換，建構起“平庸者/英雄”的認知悖論。莫仕圖堅持報警的執拗行為，在表面看似功利的動機之下，實則暗含加繆筆下西西弗斯式的存在主義抗爭。

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曾多次提到，現實生活中沒有絕對的好人或壞人，每一個人身上都有“花斑”。雖然“我”與老莫情誼深厚，但是出于私欲，“我”竟接受了薛哨的賄賂，企圖勸阻老莫不要回暗河道班。固執的老莫在返回的途中與邱家兄弟狹路相逢，當老莫被邱家兄弟開車撞倒后，“我”只是怯懦地躲在石頭后面，甚至不敢出來幫他把摩托車扶起來，更沒有勇氣和他一起面對邱家兄弟的暴行。老莫失蹤后，“我”的內心深受煎熬，想法設法為老莫爭取烈士的稱號。盡管最終未能實現，但“我”仍冒險重返暗河，為老莫爭取到了更多的撫恤金，以此減輕內心深處的愧疚之情。小說尾聲處，“我”與劉長河談及背叛老莫之事，他斷言此行徑雖屬道德瑕疵，卻未觸犯法律，這也讓“我”獲得些許寬慰。

《重返暗河》融合了犯罪、懸疑等多重元素，構建了一個以暗河鎮為舞臺的微型社會場域。在這個場域中，不同個體的道德選擇形成復調式對話，既揭示出存在主義困境中人性異化的必然性，也展現出困境中堅守倫理底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