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一名做書人，李昕將其視為一種幸運。李昕新作《翻書憶往正思君》的書封上，周有光、錢學森、錢鍾書、楊振寧、王世襄、楊絳等名字閃閃發光，而他曾有幸為他們“作嫁衣裳”，并因此成就自己的職業生涯。

在書中李昕以敏銳的觀察與深刻的感悟，真實且深情記錄了自己出版生涯里所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讓讀者看到了文化的群星燦爛。

意味著幸運

讀書周刊：總結您40年出版生涯的《一生一事》封面上有這樣一句話：作為一個讀書人，我一生和自己喜愛的圖書結伴，從中不僅汲取了太多的營養，而且獲得了太多的樂趣。那么，記錄您出版生涯中所遇之人故事的新作《翻書憶往正思君》是否可以這樣說：作為一個做書人，我一生和自己喜愛的作者交往，從中不僅汲取了太多的營養，而且獲得了太多的樂趣？

李昕：作為一名編輯，和這些名家的交往，的確讓我開眼界、長見識。這不僅是因為我給他們編書，從他們的書里可以獲得很多知識和思想，更是在與他們交往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舉例來說，我跟楊振寧先生接觸時，聽他談過各種各樣的問題，發現他是一個好奇心特別強的人，喜歡研究各種新事物，愿意了解他所不了解的東西。他的《曙光集》出版后，我請他去鄭州做講座。那是他第一次到鄭州，我到機場接他，我們在車上聊天時，我發現他已經把鄭州的歷史、地理和發展情況都了解得很清楚了，他事先做了功課。他非常關心和了解各學科前沿的發展。在和他的交談中，我可以獲得好多新的信息、新的知識。我記得，是他第一個告訴我，中國有一個叫屠呦呦的人可能獲得諾貝爾獎。

和吳敬璉先生外出時，我們聊的大多是經濟學方面的問題，我就像小學生一樣向他請教，他跟我講了很多經濟學方面的知識，就像教學生一樣，他講的很多觀點都是他個人的思考。他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學理論的研究非常透徹。讓我印象特別深的，還有他為人特別謙恭。

讀書周刊：周有光、錢學森、錢鍾書、楊振寧、王世襄、楊絳……書封上的這些名字閃閃發光，與這些人物的交往，對您的職業生涯與人生意味著什么？

李昕：意味著幸運。我可以接觸到這些大學者、大作家，出版他們的作品，當然是很幸運的，很多做編輯的人沒有我這種機會。

讀書周刊：遇見機會，還得把握住機會。

李昕：當編輯最重要的就是要出精品、出好書、出有影響力的書，我們都希望我們編的書有更多的讀者讀到并且叫好，希望我們編的書是有生命力的書。

作為一名編輯能夠編一本傳世之作，是非常有成就感的，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傳世之作是經我手編出來提供給讀者的，與有榮焉。為此，我要感謝我工作的平臺，我這一輩子服務于4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香港三聯、北京三聯和商務印書館都是在國內影響力很大的出版社，在這些出版社工作比較容易聯系到那些大學者、大作家。

有風骨的文化人

讀書周刊：書中的第一篇《三訪周有光老人》就很動人，周有光老人年過百歲，身居陋室，每天讀書、寫作、上網、思考，那種人生的清澈與睿智，經由您的文字淡淡傳遞出來。

李昕：我認識周有光先生的時候，他已經106歲。他給我的最深感悟是，人要與時俱進，要活到老學到老。年過百歲，他依然思維敏捷，對社會現實問題保持關注，是一個堅持終身學習、保持獨立思考的學者。所以，他常常有自己的獨見，比如，他說：“要從世界看中國，不要從中國看世界。”他有好多這類的金句，都是他獨立思考的結果。我每次去看望他都會給他帶幾本書，等我下次去的時候，那幾本書他早看完了，還會和我交流他讀書的體會。

讀書周刊：讀到《我對楊絳先生的三次道歉》一文的標題，不由對您表示敬佩——敢于直面自己職業生涯中的那些“錯”。不粉飾，要坦陳，應該就是您寫下這些交往的基調？

李昕：是這樣的。我對楊絳先生是由衷敬佩的，而且，我想補充一點，我寫這篇文章也是為了回應當時社會上一些人對楊絳先生的誤解。楊絳先生曾因有人未經授權拍賣她和錢鍾書、錢瑗的書信手稿而打版權官司，對此有人認為她是不是過分計較了。我希望通過我的這篇文章，為她做一個回應。我們需要設身處地站在楊絳先生的角度來理解她的做法，她是那種無欲無求、與世無爭的人，她將自己和錢先生的稿費等財產都捐了，生活非常簡樸。就像我“三次道歉”那篇文章中寫到的例子一樣，她自己什么都不要，別人也不要利用她和錢先生撈名利。

讀書周刊：書中寫到楊政寧先生“不同意用這張13年前的照片，它顯得我太年輕了”，韋君宜忙忙碌碌趕來上班，衣服扣子扣錯眼兒自己都不知道……描述人物的個性與特點時，您很注重細節的作用。

李昕：細節的力量會超過很多一般性的敘述，因為細節的表現力是最強的，是最能打動讀者的。我們讀過很多文學作品，通常許多內容都記不清了，但里面的一些細節會過目不忘。

我寫的這些文章應該說歸類于紀實文學，我要求自己寫的東西都有真憑實據，同時也通過許多細節來刻畫人物，體現一種文學性。

讀書周刊：您“翻書憶往正思君”的“君”來自不同領域，在和他們交往、書寫他們故事的過程中，您感受到的相同與不同分別是什么？

李昕：相同的就是，他們都是有風骨的文化人。王鼎鈞說：“做值得寫的人，寫值得做的人。”這句話對我的寫作影響很深。我要寫什么樣的“值得做的人”？寫有風骨的人。那么，風骨是什么東西？我的理解是，風骨的表現是不同的，但離不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書中我寫的清一色是這樣的人物，他們都有文化情懷，都有社會擔當。當然具體的表現是不一樣的。

魯迅先生說過：“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書中我寫的一些出版人，如高賢均、楊德炎他們沒做什么大事，但是他們敢于承擔社會責任，埋頭苦干，也是了不起的。《永遠的微笑》一文寫商務印書館原總經理楊德炎，他深知錢鍾書讀書筆記的學術價值，盡管知道出這樣的書不太可能熱銷，但在沒有獲得相關資金支持之前，就跟楊絳先生拍胸脯說，這書我來出。這是一種魄力，也是社會責任的擔當。而他的決策和努力，為學術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貴的資料。

特別的觀察和思考

讀書周刊：有沒有哪位名人的故事，是您覺得特別難寫或反復斟酌修改的？

李昕：有。這主要是那種已經被別人寫得太多的人物，比如韋君宜和王蒙。韋君宜老師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是個大神級的出版家，她去世后，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一本紀念集，許多人寫了紀念她的文章，其中有很多文章寫得極其精彩。我看過那本紀念集，真的就感覺自己沒法下筆了。后來我想到自己和韋君宜有過那么一點接觸，雖然不多，但在那點接觸中我對她的認識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就是從誤解到理解的過程。這是沒有人寫過的。我對韋君宜從誤解到理解的這個過程，寫的是我自己關于韋君宜內心觀察的變化，我感覺到這是特點。找到了這個特點，我才敢寫韋君宜。

王蒙，也是因為寫過他的人太多了。我和王蒙的交往很多，我從1985年認識他，到今天已經整整40年了。王蒙是小說家，也是評論家，他最早的文學評論集我是責任編輯。所以，要寫王蒙，我可寫的東西很多，但是我覺得我寫不過別人。后來我想到我和王蒙交往中的幾個細節，這幾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就把這幾個細節串起來寫了一篇短文，是這本書里最短的一篇文章，叫作《王蒙先生與我二三事》。我希望我的文章不要重復別人的，要寫那些自己有特別的觀察和思考的東西。

讀書周刊：寫下這些觀察和思考時，您如何既展現人物的關鍵特質又融入自己的獨有感悟？

李昕：這就需要我寫文章不是為了作文而作文，一定要有感而發。所謂有感而發，就是你寫一篇文章，總是要有一個觸發點，然后從觸發點展開去寫。人民文學出版社我的老領導陳早春，我早就想寫他了，腹稿打了很長時間，但找不著一個點去寫。直到他去世3年后的那個春節，我正在北海公園游園，他夫人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告訴我陳早春去世以前一直想寫一篇文章，寫他是怎么培養包括我在內的青年編輯的。這成了一個觸發點，我馬上就聯想起來，陳早春對我是有知遇之恩的，他對我的栽培和幫助……我思緒萬千，馬上寫成了《倔強而沉靜的書生》這篇文章。

不能只當一個二傳手

讀書周刊：從您對韋君宜、屠岸、陳早春等前輩出版人的敘述中，讀者可以看到您職業生涯中的一個個側影以及前輩對您的影響。

李昕：我記得，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聽的第一堂編輯課是韋君宜老師上的，她說當編輯就是默默無聞地工作，不要指望發財，不要指望出名。從一開始，她就讓我明白一件事：要把編輯工作當作事業來做，而不僅僅當作一個謀生手段。我這一輩子沒有把當官和發財太當一回事，就是受她的影響。

屠岸先生是翻譯家、詩人，也是著名的出版家。他曾對我說，做出版不能只當一個二傳手，你一定要給這個書加上一點你自己的附加值，你要幫助作者提高這個書的質量，這樣你才會有成就感。如果你只是當一個二傳手，作者給你什么，你就把什么印出來，你是沒有成就感的。

剛剛提到的老領導陳早春，對我更多的是言傳身教。作為一名學者型編輯，他在工作中展現出的對學問的重視和深厚的文化修養，對我很有啟發，讓我認識到扎實的學術基礎對于編輯工作的重要性。

讀書周刊：書中這些出版界往事所展現出的出版家精神與風范，您認為哪些是當下的新一代出版人應該學習和傳承的？

李昕：我想是文化的理想和擔當，還有社會責任感。應該承認做出版是要追求經濟效益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傳播知識和思想，傳承文化，促進社會文化的發展。中華書局的創始人陸費逵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都大。”

那些前輩的出版家，從張元濟到陸費逵到鄒韜奮，他們都是看到圖書對于國家和社會的影響力，才投身這個行業的。圖書與我們國家的思想文化進步一直有著密切的關聯，所以，出版人的責任重大。那么，對新一代的出版人來說，認識到出版人的社會責任，通過自己編輯出版的圖書來傳播知識和思想，來傳承文化，這要成為一個基本的理念。

讀書周刊：當年是屠岸先生的一句話，成全了您做一名編輯的心愿，那一刻，您驚喜不已吧？

李昕：那時候，我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新入職的五名大學生中唯一的中共黨員，實習期滿后，人事處打算安排我從事行政工作，但我想從事編輯工作。當時屠岸先生是人文社的總編輯，我就在單位食堂找到他，表明自己來人文社就是想當一名好編輯，希望社里給我3年為限，如果3年內編輯工作做得不好，愿意接受組織別的安排。他慈眉善目地看著我，安安靜靜地聽我講完，然后，伸出一個指頭跟我說：“一言為定！”就這四個字，決定了我這一輩子的命運。

這里面的核心內容是，尊重了我成為一名編輯的想法，給了我一個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間。這是屠岸支持我當編輯的決定性意義。

讀書周刊：后來，當您成為出版社領導的時候，這樣的經歷是否影響了您對待年輕編輯的方式？

李昕：我無法說有什么具體的影響，但在我當出版社領導的時候，對于那些有才華、有想法的編輯，我確確實實會尊重他們的個性和想法。不論是在香港還是在北京，我都發現有才華的編輯常常很有個性，有的時候他們在與其他人合作和共事的時候會發生問題。那么，我就很注意這一點，那就是包容他們的個性，給他們能夠發揮自己特長的空間，允許他們去嘗試、創造、發揮，有的時候甚至會為他們破例。

最重要的是眼光

讀書周刊：您曾說：“在面對大眾市場時，做編輯最重要的不是學問，不是才華，而是眼光。”這句話怎么理解？

李昕：如果面對專業市場的話，可能做編輯最重要的就是學問。但是，如果面對的是大眾市場的話，做編輯最重要的就是眼光了。因為，面對大眾市場，編輯需要了解大眾讀者究竟有什么需求，這是一種時代的需要，一種社會的需要，要依靠編輯的眼光來判斷。然后，把好書推薦給讀者。因此，編輯一定要真正懂書，這里面需要幾個方面的條件，第一需要專業背景知識，第二需要編輯出版的經驗，第三需要對市場的了解，第四對書的裝幀藝術形式要有一定的認識，這就是我創造的一個詞“書感”。

讀書周刊：書感，聽起來比較感性，似乎不容易定義。

李昕：書感，就是編輯對一本書的內容需要用什么形式來呈現，有一種直覺的判斷力。拿到一個作品，怎么去策劃、設計，怎么去制作，用什么紙印刷，用什么材料，最后以什么形式呈現在讀者的面前，讓讀者覺得這本書很精彩很漂亮，這就是編輯的書感。實際上，就是將內容與形式相結合時，編輯賦予這個內容什么樣的形式，使它讓讀者滿意。

我從北京三聯退休后，接受商務印書館的邀請做特約編審，參與策劃了韓啟德先生《醫學的溫度》一書。書稿有55篇文章，可以算是他的一本科學論文集，其中有他的醫學論文，有他關于科學問題的報告、論文和訪談。我和責編蔡長虹認真讀了書稿后，向韓先生建議只選與醫學相關的文章，而且要突出人文性、思想性、話題性和新穎性，把它編成一本“醫學是人學”主題下的有關醫學人文的論文集，既是一本專業著作，又是一本大眾讀物。韓先生很支持我們的想法，和我們一起將55篇文章刪減到只剩21篇，將一本厚厚的論文集改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書出版后，獲得了醫學界和文化界的好評，也獲得了許多圖書獎，銷售情況也很好。

讀書周刊：文史學者劉夢溪認為：“俗云‘（編輯）為他人作嫁衣裳’。可這位漂亮衣裳的縫制者并沒有失去自我，那些個書里書外的戲劇場面，都是李昕一手所導演。”您如何在為他人作嫁衣中成就自我？

李昕：其實，為他人作嫁衣和實現編輯自己的個人價值是一回事，編輯成就了作者，也就是成就了自己。

對于作者來說，總是希望自己的書能留給更多的讀者，成為傳世之作。對編輯來說也是這樣，要編出一些能夠留給許多年以后的讀者的書，其實，編輯在實現這個目標方面，機會比作家要多，因為作家創作的時間要很長，還跟他個人的寫作能力相關，有的作家一輩子也寫不出一本傳世之作，而編輯是可能遇見好多傳世之書的人，只要他能選到有傳世價值的作品，他就有機會編輯出這樣的好書。

讀書周刊：近年來，您陸續開了視頻號、抖音號、小紅書賬號，在新媒體時代您如何看待出版行業的未來？

李昕：現在是流量時代、視頻時代，我也應該跟上時代。我有一個微信公眾號“編余閑筆”，用來介紹新書，在這個基礎上接著開了視頻號，發布的內容基本都是關于新書的。很多人看了我的視頻號后去買書了，我挺開心的。后來，又開通了其他賬號，算是我在新時代的一種嘗試。

我想，將來傳統出版會漸漸收縮，因為電子出版物對傳統出版物構成了一個競爭的態勢。我們已經看到電子出版物在迅猛發展，紙質出版物在收縮，但是，我認為這種此消彼長并不意味著紙質出版物的消亡。紙質出版物已經是千百年來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在未來還會繼續得到發展。當然，這種發展不是指數量的增加，而是指品質的提升。紙質出版物可能變得越來越藝術化，越來越精品化，越來越收藏品化，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在質量上的要求都會變得更高。如果一個出版人堅持做傳統出版的話，那么，今后他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用心策劃，打造精品，做出與眾不同的、有長期閱讀價值甚至是有收藏價值的精品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