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小說取名叫《替父還鄉》的時候，我多少是有顧慮的。這些年，我寫過許多與鄉愁有關的小說，試圖紙上還鄉。但這個小說，從緣起到落筆，真的跟鄉愁無關。我真的擔心，想在我小說里尋找鄉愁的讀者，會因此大失所望。

作為一個小說家，我總被人問及一個問題，就是小說有什么用。我無從回答，只得反問，你認為小說應該有什么用？說心里話，我寫小說幾十年，從來沒有想過小說的功用。我的一個大我三歲的朋友，去年退休，退休前來我家，在我書房翻箱倒柜，挑了一大摞我的藏書，其中多是小說。他說，退休了，沒用了，有時間看點閑書了。

他把小說當閑書，他把退休當沒用，我覺得挺好。我想，閱讀并不等同于學習，用它來打發退休后漫長的“無用”時光，是一種不錯的選擇。閱讀本應該是一種習慣、一種興趣愛好，盡管我心疼我的藏書，還是大方地拱手相送。半年后我去他家，發現他拿走的那些書，就擺在他的書房的書桌上，我用手摸了一下最上面的那本，摸到了一層細灰，就知道他根本沒看。倒是他客廳里有幾本有關釣魚的書，翻得起了卷，上面關于什么魚選什么魚餌，釣多深的地方，被用筆畫了許多彎彎扭扭的線條。據他夫人介紹，他現在已是妥妥的釣魚迷。我于是就明白，他拿走的我的那些書，現在是真正的閑書，于他是無用之書，真想把它們再要回來。那里面，有好幾本還是文學名著。這讓我明白，培養閱讀興趣比培養垂釣愛好難多了。一個想在退休后再閱讀的人，是成不了閱讀者的。也就在那個時候，市里搞一個閱讀推廣活動，邀我做閱讀大使，我想都沒想，就斷然拒絕了。我以為，閱讀是個人私事，是自我的精神需要，不需要推廣。我甚至想，在這樣“有用之論”甚囂塵上的年代，我要引導別人去讀閑書，讀沒實際功用的書，是不合時宜的。

于是就有了一個小說形象，一個不合時宜的老父親的形象，他迷戀讀無用之書，還希望別人也像他一樣，他甚至希望他的鄉親也像他那樣，成為如癡如醉的閱讀者，成為耕讀傳家理想的繼承者，但現實和他的理想之間，相差千里。他的所謂文化責任，在外人甚至他家人那里成了一個笑話。一個好讀無用之書的人，卻幻想著無用之書有用，其實也是一種功利，是文化責任帶來的黑色幽默。

其實，我們又何嘗不是這樣的“父親”？

我們這些從鄉下走出來的文化人，不要把自己的文化理想強加給自己的故鄉，那會成為故鄉的文化負擔。就像我們寫小說的人，別巴望所有人都來讀你的小說，要讓讀者像小說里的曼松，當他某一天因某種機緣與小說相遇，他自然會發現，他的生活和生命中，是需要小說、需要文學的。

我還想說的是，小說取名《替父還鄉》是不準確的，小說里的曼松，他確實肩負了父親的重托，但他并非僅是一個使者，在替父還鄉的過程中，他覓到了自己的精神之鄉，實現了自我救贖，在“無用”中找到了大有用，這也許就是我寫這個小說自鳴得意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