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江蘇中部里下河平原高郵的一個普通村落南角墩。至少從明朝開始，我們的村莊便叫這個名字。《隆慶高郵州志》中卷二“形勝·墩”條目中有南角墩釋文：“角墩在州東北，南角墩去城二十五里，北角墩去城三十里。”今天，我從城里驅車回村莊時，精確的導航顯示距離為12.5公里。可見我確定將南角墩作為自己寫作的地標，并非出于我的智慧或者倔強——這片平凡的土地上固有的精確和深刻，才是祖輩和我能在這里謀生的根據與來源。

我為南角墩寫過十多本書，更應該說這片土地賜予我無盡的文字源泉。從近年的幾本書《村莊的真相》《一個人的平原》《村莊對我守口如瓶》《單厙》《父恩》開始，南角墩作為我的胞衣之地更加明確地存活在我的書寫之中。我固執地認為，這是一個充滿著詩性的名字，它和其所在的高郵縣城一樣，都是被文學寵愛的名詞。這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是無比幸運的：因為故鄉有文學，而我又能夠在文學里找到故鄉。這絕不是什么繞口的噱頭話，而是帶著自豪情緒的自白。

南角墩并沒有出現過什么文人，這大概和絕大多數村莊的歷史與現狀是一樣的。文學家大抵要有縣城作為文化生活的背景，至少要有足夠體量的閱讀作為注腳。我們今天稱為老家的村莊，大多數只是生命的起點或經過之地，后來與文學的關聯更多的是城市的培育和機緣。然而我們也不能完全聲稱村莊對我們的人生和寫作一無是處。至少對我這樣有志于鄉土的寫作者而言，村莊首先在美學和人情上是重要的啟蒙之處。

談到村莊的美，我們經常說到“安靜”這個詞。基本主要由草木組織秩序的鄉土世界，“安靜”有時候可能并非完全是褒義詞。因為“安靜”常常源于偏遠或者貧窮，但這并不影響村莊存在著唯美甚至絕美。我的第一部散文集名作《草木故園》，內中多寫村莊里的草木，以及草木一樣的人生。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村莊作為出發地，在美學上給我的遺傳和教育，比書本所賦予的知識和方法更加重要，它們讓我知道美的存在和方式。一朵花，一片落葉或者幾畝良田，鄉土中國里的每一個村莊都不缺這些，但正是草木的形式和附著其中的表情，成為一個人一生和寫作生涯的美學啟蒙。我在《父恩》一書中，所寫的鄰居家的生活是這樣的：

院子地上掃得一塵不染，只一些細碎的花瓣像面食上的點綴。那些花是村里沒有的——蘋果花。那種淺白的顏色非常細膩，比野花多一種安靜。他每天都拿著剪子侍弄這些從外地買來的果樹。蘋果樹下面種的是一叢蔓生的菊花，這也是村里的月季所不能比的。這種花沒有開放的時候，已經讓人覺得很雅致。有貓懶散地在花邊走過，看人的眼神也有些傲慢……他養的魚并不急著每年都清出，所以總看見有大個子的家伙到水面來轉悠。坡上種的是一棵柿子樹，每年都掛上累累的果子。有時候掉一個在水里，砸出很悅耳的聲響。

這些場景也可以算是景致，對我來說刻骨銘心，它們對我理解色彩、結構、節奏和世界都起到重要的作用。我進城生活了二十多年，但是生活里對事物的態度和選擇都是依據早年的這些經歷。而當我拿起筆書寫真實的故鄉或者虛擬他人的故鄉，所選的物事都被早年的經歷所限制。這種限制是一種教育，讓我有了自身的美學認知。與書本上關于美的陳述與研究相比，這種來自生長和生活的美感，可能更容易實現自我表達的深切——云朵，河水，泥土，黃葉，以及無數蓬勃生長的樹，都成為美的載體或發生地。

南角墩曾經是一個很窮困的地方。在貧窮的情形下，人情可能表現得更加粗糙與無奈。這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當然是一種珍貴的經歷。窮困就像是一個反射鏡，將真實的人心和情緒都顯示出來。我自故鄉來，當然深知故鄉事。寫作也像社交中與人交往談天，更愿意說“家丑不可外揚”的客套話，內里的辛酸其實各自心知肚明。作為一個寫作者，在私情之外我努力地秉持公義去面對故鄉的一切。這當然是為了更加冷靜地面對土地與事實，我相信這也是村莊教會我的坦蕩與深情。如果沒有那些我所親見或者經歷的人情世故，可能我的寫作反而很難長線生長，至少說建設“紙上故鄉”的動力和氣力是不可延續的。對于南角墩，我一定是受益者，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富有”繼承者。

南角墩所在的里下河平原是被四面幾條巨大的河流所圍成的一片土地。平坦的大地坦誠卻也匱乏，高拔的樹木硬撐著有限的高度。河流是界限也曾是絕境，無路可走的局限曾經讓生活一籌莫展。從形式到內容，比之于有山水形勝的故鄉而言，南角墩好像連氣象條件都是極度平庸的。可能生活的難處各有不同，被稱為魚米之鄉的平原，很長一段時間在我的內心即寓意匱乏與平庸。這可能是一個年輕氣盛的孩子在外面走了幾段路，就自以為是地認為故鄉的一切乏善可陳。在寫作長篇小說《單厙》時，我設置了一個會唱民歌的主人公形象，為的是讓紙上的日子更具備喜感與情調。這是出于地域風情的某種考量，也是我后來在縣城工作的一些見識所致。某一次偶然的走訪機會，我了解到從地方文獻生搬來的地方民歌，南角墩竟然還有很多人會唱，且還流傳著此前沒有被收集到的歌目。我在自卑情緒中忽視了平原獨有的文化風貌和積淀，那種被收納在“百姓日用即道”的存在原來可算蔚為大觀——除了風景之外，風情、風俗、風物甚至是方言里，都珍藏著無數的秘境，這也是村莊給我的珍貴遺存，是家鄉在文學上對我的加持和祝福。

我十幾歲離開村莊，事實上再也沒有真正地回到南角墩。即便是后來我幫助父母修繕了屋舍，但除了母親歸天時，我在靈前稻草地鋪上和衣而睡幾夜，以后就再也沒有在村莊過夜。現在我只要不出遠門，每天還都回到南角墩，但更多只是為了看望老父。高郵是一個運河邊的小城，在眾多的縣城里她可能也是村莊一樣的存在。不過她似乎又有某種特質，和水一樣的風貌與性格，那就是浸潤于日常中的文學氣息。我給她的定位是“一座被文學寵愛的城市”。這是一種性情，也是一種傳統。據《雍正高郵州志·風俗志》載：“古志高郵民俗多好談儒。《學傳》曰：文，紋也，水廣生紋。高郵之水豐，故多文學之士。”這個縣城里出的文學家多矣，用家喻戶曉的時語概括為“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二位鄉賢自不必多介紹。他們在高郵生活時都屬于“城里人”，但對于我這樣的“鄉下人”當然也影響頗深。這并不只是因為我們每每提及鄉賢的自豪，更是因為他們及其詩文成為某種浸潤在街頭巷尾甚至家長里短之中的一種深情與深刻。如果說秦觀的婉約詞更多是古代一時的公共風氣，那么汪曾祺對市井生活的書寫帶給我們更明確的啟發。

汪曾祺的作品如《受戒》或《大淖記事》等多是寫故鄉的市井生活，也是寫他自己的性情人生。除了家學淵源之外，縣城高郵也給他一方風土的豐贍，特別是本地人生性慈悲與淡泊的暗示。他在《我的創作生涯》中說道：“我很喜歡宋儒的一些詩：‘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生意滿’，故可欣喜，‘苦人多’，應該同情。我的小說所寫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小兒女’，我對他們充滿了溫愛，充滿了同情。”汪曾祺眼睛里的小人物、小兒女的溫情，是一個作家眼中的世界，也是一個縣城市民自身的認知與性情。他“人間送小溫”的寫作，無一不是受市井生活的教益。這個地方的人，勤勞、善良且堅毅，正如運河之水的柔情與果斷，是一方水土養育出來的性情——淡泊、深情構成“溫情現實主義”的汪曾祺。這些對我們這樣身居縣城又書寫鄉土的寫作者而言，當然有著明確的恩惠——從本質上講，“我們都是這樣的人”。

我從南角墩出走到縣城，村莊已經成了“故鄉”。如果某一天遠去他鄉，寄居的縣城也自然成為“故鄉”。無論走到哪里，當我抬頭看天的時候心里明白，頭頂那一朵云一定飄自南角墩，它還有一個深情的注腳——高郵。

（作者：周榮池，系揚州市作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