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為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北京大學出版社與香港中和出版社分別刊行我的《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出版后反響很好。某次專訪中，我特別提及如何超越“紀念圖書”：“研究現代史、現代文學、現代教育、現代思想的學者，都會面臨這個尷尬——要不備受冷落，似乎不及古代史著‘有學問’；萬一受到關注，又很容易變成了‘紀念圖書’”“‘紀念圖書’的最大缺憾是開口見喉嚨，且人云亦云。我選擇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時出書，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凸顯自家面目——從教育史角度切入，但兼及政治史與心態史。”

一晃10年過去了，在這期間，除了延續原先的思路撰寫若干文章，我更多次在東西南北各高校演講“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每次稽考、辨析、表彰抗戰中西南聯合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同濟大學等十所大學歷盡艱辛的遷徙路線與辦學實踐，聽眾都為之動容。我能講的專業話題還有好些，但只要邀請方愿意，我都會義無反顧地選擇抗戰中的中國大學這一主題。因為在我看來，那既是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關鍵，也是現代中國大學崛起的根基。

這就很容易理解，每次到西部講學或游覽，我總會將尋訪與考察抗戰中西遷大學的遺址列入計劃。近日到重慶講學，我事先告訴接待方，想看看抗戰中國立中央大學及復旦大學的遺址。目的不是找資料寫論文，而是緬懷與致敬。

位于北碚夏壩的復旦大學紀念館，面街的大門上，有國民黨元老、大書法家于右任的墨跡“國立復旦大學”，題寫校名的時間是1942年，那年復旦大學由私立改國立。進入大門，有很大的停車場，因正下雨，冷冷清清。主體建筑是兩層的登輝堂，那是復旦大學西遷后修建的第一幢小禮堂，紀念老校長李登輝。樓前矗立1987年建的紀念碑，正面是周谷城題寫的“抗戰時期復旦大學校址”（1938—1946），背面碑文署名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樓內主要展示復旦大學校史，以抗戰時期活動為主，兼及復旦回遷后留渝校友在此創辦私立相輝學院的故事。出乎我意料的是，展廳中專門陳列了袁隆平的西南農學院學生學籍表。那是因為，袁于1949年考入相輝學院農學系，1950年相輝學院農學相關系科參與建立西南農學院。一句話，作為重慶市文物單位的復旦大學紀念館，雖說不上特別精彩，但中規中矩、端莊大方，值得游人參觀。

與此相比，位于沙坪壩松林坡的國立中央大學遺址，其立碑及保護的狀態則很不理想。抗戰時期的國立中央大學，其辦學規模、學術水平以及社會聲望，均非復旦大學可比，可其遺址如此寥落，讓我感嘆噓唏。

全面抗戰爆發，校長羅家倫最早意識到形勢嚴峻，迅速行動起來，故所有西遷大學中，中央大學的損失最小。當然，這也得益于重慶大學的慷慨相助，將校園東北角200畝松林地借其使用，于是有了著名的松林坡中大主校園。當初閱讀相關史料以及諸多老校友深情款款的回憶文章，對照那些我能找到的老照片，馳想師生們如何昂首步入大門，右手運動場、大禮堂，左手教室區、宿舍區，拾級而上，兩邊小丘突起，松樹成林，一直走到坡上的圖書館，再回首，俯瞰夕陽下波光瀲滟的嘉陵江，那是何等令人神往的氣象！抗戰結束，物歸原主，松林坡還給了重慶大學。

如今重慶大學A區有一幢中西合璧的米黃色建筑，那便是初建于1938年的原中央大學“七七抗戰大禮堂”，也稱“松林坡禮堂”，2018年12月修繕完畢重新啟用，現為重慶市文物保護單位。

此外，重慶大學A區松林坡還有一座簡陋的“中央大學遷渝紀念亭”，那是重慶中央大學校友會1995年所立，相比抗戰時期的復旦大學校址碑，不在一個層次。

讓我傷心的是，沿著略顯荒廢的小路，穿過水泥建造的大門，門額及對聯上的字大半脫落，左邊是鐵絲圍欄，透過圍欄，可窺見若干棟頹敗不堪的老屋，周邊芳草萋萋，明顯好長時間無人打理。走到坡頂，有幢相對完整的大屋，不知是否是原先的圖書館？周邊未見任何標志，也沒有過客可以詢問。

我左拍右拍，想盡可能留下已經相當殘缺、但大致規模仍在的松林坡中央大學身影。

回來后，我意氣難平，連續兩天在相關演講中旁枝逸出，介紹我探訪松林坡的觀感。聽眾大受感染，紛紛建議我給有關部門寫信。

可事后想想，這怨誰呢？對于重慶大學來說，那不是他們的校史；相對于已成為國保單位的理學院樓、工學院樓、文字齋、圖書館等，那些抗戰中倉促建成、日后多有修補的老屋，確實沒有特別保存的必要。那么，這些飽經滄桑、碩果僅存、鐫刻著輝煌歷史的老屋，到底該由誰來維護或追懷呢？

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真希望有哪所大學愿意出面，獨立或牽頭在松林坡上，為“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借用羅家倫校長文章標題），正式立一塊碑、建一座紀念館——而且，不管建筑質量還是展陳水平，都不該比建于30多年前的北碚復旦大學紀念館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