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雪越下越大，把古都北平籠罩在一層雪幕中時，故宮博物院古物館書記員那文松走出了大方家胡同的家門，走進故宮東華門，踏上押運故宮文物南遷的旅程。

這是祝勇長篇小說《國寶》的開頭，彌散于文字中的沉郁氣息，既來自北平深冬的嚴寒氣候，更來自當時艱難的國勢。從此他的命運，他一家人的命運，就和13000多箱故宮文物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這一天是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即公元1933年2月16日。那時，“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相繼發生后，日軍侵華野心暴露無遺，尤其是日軍進犯熱河、山海關淪陷后，平津一帶形勢日益危急。故宮文物是侵略者所覬覦的對象，已經危在旦夕。故宮方面決定申請南遷，并在爭議聲中獲準。《國寶》這部作品所重現的，就是故宮文物南遷的浩大工程。13000多箱國寶的萬里跋涉，一場關乎文明存續的史詩遠征，由此在這部作品的敘事版圖上展開。

文物遷徙與家人離散：主副雙線交織的敘事結構

《國寶》的六卷文字中，主線自然是故宮文物的遷移過程，另一條副線則是那文松一家人輾轉漂泊、由分別到團聚的過程，這兩條線索被放置于全民抗戰的歷史背景中，輻射出日本侵略者在中華大地上的殺戮暴行、國民黨軍隊的接連潰敗、國民黨官場中的腐敗丑行，以及北平、南京、成都、西安、潼關、安順等地的民風民俗等信息。這些信息既是時代背景，又是敘事要素。《國寶》所采用的移位換景的敘事策略，使得文物遷移路線轉化為觀察戰時中國的移動視窗，在輾轉萬里的軌跡中展開一幅容納了眾多歷史場景的長卷。

小說的故事主線中，故宮文物的安危是敘事張力的樞紐。主人公那文松是從淪陷后的沈陽一路漂泊來到北平的。他憑借書畫鑒定本領在北平立足，還進入了故宮，有了溫暖的家庭。而當他走出妻子梅遇影的視線，來到正在進行文物裝箱準備南遷的太和殿廣場，他的身份由辨偽存真的書畫鑒定者變為身系重任的文物守護人。文物南遷前，那文松的日常生活是文人化的，他一直活在古書畫的褶皺間，松弛、寫意。他能在《松柏寒盟圖》題跋的“飛白”里辨認出真偽之間極細微的差異，這樣的鑒定才能足以讓在北平古玩行業混了半輩子的岳父梅從云汗顏。但是，當日寇鐵蹄日益逼近千年古都北平，意識到自己畢生鉆研的古人筆墨不再是案頭雅玩，而是承載著千年文脈的密碼，最終肩負起押運文物南遷的責任。為了保護文物，他身上知識分子的柔弱在戰火中淬煉成鋼。他和文物時聚時散，最終輾轉十多個省份，和同事在戰亂中步行穿過半個中國，守護文物直到抗戰勝利。在小說中，文物專列的滾滾車輪，他守護文物的身影，成為穿綴一幕幕危急場景的網線。

作者深知調整故事呼吸節奏的重要，在扣人心弦的文物遷移過程中植入了精密的專業知識敘事。這部作品集納了數十次文物鑒定過程，這類情節不僅僅增加了閱讀趣味，更成為故事發展的推進裝置。就前者而言，小說中對書畫真跡鑒定方法、對“鉤摹響拓”書畫復制技術的介紹，都擴充了作品的文化內涵和知識容量。小說中那文松曾經在古玩店、監獄長辦公室等場景中看穿了對趙孟頫《松柏寒盟圖》足以亂真的仿造。雖然那文松鑒定的是同一幅古畫的多個摹本，但作者的敘述過程各有不同，各有各的生動之處，這也為那文松后來識破國民黨高官和書畫造假集團的勾結埋下了伏筆。

在《國寶》雙線交織的敘事結構中，另一條線索則是那文松家人的命運。那文松離京押運文物后，一家人因為他的遲遲未歸而憂慮，又因為他鋃鐺入獄的消息而驚懼。日軍占據北平后，為了壓垮北平人民的反抗意志，實行了殘酷的經濟政策，全城因此陷入饑餓之中。那文松的岳母蕭桂花，在外出買糧時被抓進日軍拘留所里，她為了免遭凌辱撞墻而死。岳父梅從云用《昭君出塞圖》只能換來十個雞蛋，浩劫當前他不減民族氣節，發誓不和侵略者合作，最后點燃滿屋明式家具自焚而死。在這里，古書畫、古器物等文物，都在侵略者的槍口下由文明的載體異化為生存的工具。作者用文物與食物的反向關聯表現了戰爭對文明的摧殘。

呈現“國家—文物”命運的同構性

旨在真實重現文物遷移過程的作品《故宮文物南遷》和《國寶》的互文性關聯是顯而易見的。與之不同的是，《國寶》針對那文松家人的命運，增加了大量虛構性內容。在《國寶》中，那文松家人的遭遇是盧卡奇所說的“創造性回憶”，這部分內容既是對侵略者鐵蹄下普通百姓共同的悲慘遭遇的典型性記錄，也是對故宮職工家屬、北平市民這些特定身份者在戰爭年代里命運的展現。

無論梅遇影母子二人的凄慘遭遇，還是那文松和故宮同事們押運故宮文物的漫長旅程，都映襯著當時戰事的描寫。當滿載文物的列車駛出北平平漢鐵路火車站，車窗外的場景從正陽門城樓變成華北平原殘雪遍地的田野，又漸變為大雨如注的南京浦口車站，文物專列中《竹林七賢圖》里文人雅士的優雅日常、《踏歌圖》中農家的豐收盛景，與車窗外流離失所的大批難民形成殘酷對照。此時，文物雖然沉默不語，但已經不再是靜態的審美對象，成了連接歷史記憶和戰爭創痛的特殊媒介，“國家—文物”命運的同構性也就得到了深刻呈現。南京城破之際，當裝滿文物的木箱在木排上與逃難人群并行西去，這種歷史與當下時空并置的敘事策略，將文明守護與野蠻摧毀的沖突推向極致。小說中還寫到，即使到了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仍有各行各業的人們為文物的運輸、保存傾盡全力，如主動請纓在日軍炮火中駕駛列車駛入潼關的年輕司機、為了讓故宮文物免遭大火寧可燒掉自己房屋的峨眉縣百姓，作品中對這些“小人物”的描寫，實際上也構建起文明火種在民間傳遞的精神圖譜。

和普通民眾階層守護國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民黨貪腐高官們所制造的荒誕現實。國民黨元老、高官許初梨，一手炮制了易東籬盜取文物的冤案。而高居行政院副院長之位的宋子文，看似關心文物命運，但一旦涉及現實利益，對于顯而易見的冤案也退避三舍。國民黨監獄長王濯纓還請那文松鑒定大批文物仿品的質量是否過關，卻被看出這種系統性造假的行為不是個別官員所為，“不是一個人、一伙人，而是一部行政機器”。

小說中，先秦石鼓、《四庫全書》等文物不僅是祖先饋贈的物質遺產，更是民族精神的可觸化形態。那些裝載文物穿越戰火的箱子，最終成了裝載民族文化基因的諾亞方舟，在歷史的洪流中證明：只要文明的血脈不息，一個民族就永遠有重生之力。小說后半部分那個全家人死于日軍狂轟濫炸的男童吳小雷，他在那文松的照料養育下漸漸成長，他的命運實際上是對上述主題的生動隱喻。在事關文明存續的宏大敘事里，每個為了國寶安危盡了一份力的普通國人都是文物的臨時保管員，都在用自己的生命為“中華民族不畏強敵、奮勇抗戰的精神品格是無形的‘國寶’”這一詮釋增添新的精神注腳。在13000多箱文物顛沛流離的軌跡里，不僅疊映著中華文明的千年脈絡，更折射出戰爭年代民族精神的立體光譜，整部作品也因此籠罩著一種沉郁蒼茫的史詩氣質。

在《國寶》之前，祝勇已經通過《故宮文物南遷》《故宮六百年》《故宮的隱秘角落》《血朝廷》等一系列作品完成了對故宮、故宮文物、故宮歷史三位一體的多維度講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表意體系。即便如此，這部《國寶》在祝勇的故宮主題文學系統中也有著特殊的意義。在以往的作品中，作者與講述對象之間主、客體的區分是顯而易見的，即使作者與故宮文物、故宮歷史、故宮本身之間有著深厚的情感關聯，但在講述過程中仍然把這些內容充分地對象化、客體化了。而在這部作品中，故宮文物不再是靜置的，它的價值因為其本身處于湮滅的風險中而受到遠超平時的極大關切。此時，作者叩問歷史的姿態更接近中華民族的普通一員，他將共有的民族情感投射于文物之上，作品的敘事重心由故宮里有什么、故宮里發生過什么、文物的寶貴奇妙之處是什么，轉向了故宮、故宮文物、故宮的歷史對國家、對民族、對讀者自身意味著什么。這既是作者本人在歷經多年的持續性寫作后對原有敘事框架、敘事姿態的突破，也是在優秀傳統文化備受關切的當下，故宮這一超級文化IP的價值、內涵不斷增值、不斷擴充和延伸，日益深刻地成為中華文明和中國歷史的象征物的結果。

（作者系中國藝術報社新聞部主任）